西方人认为，在大多数情况下，西方文化的相通性在于宗教（基督教或其他信奉上帝的教派）构筑了欧美国家“罪恶感文化”，由此而来，民族或国家间不同的文化影响其日常生活中的琐碎行为，“当这些最不引人注目的东西投射到全民族的屏幕时，它们对一个民族未来的影响远比外交家们签署的条约要大得多”。因而文化的不同，带有文化偏见性而去观察另一个民族的所作所为势必影响自己真实的判断。

　　比较不同的文化模式，西方人是“罪恶感文化”，日本人是“耻辱感文化”，那么中国人毫不犹豫甚至在无意识状态下，生活中表现出来的琐碎行为就是“儒家文化”（或者说是“顺民文化”，这样可以较宽的理解）的映射。中国人被压抑了太久，当高高在上主义信仰几乎全面溃败不可避免的发生后，我们民族血液中流淌出来潜伏多年的封建而俗物化的文化基因（沉淀）终于不可制止的彻底爆发，如同压力强大的水龙头被拧开冲涌而出，中国人终于开始了怪异的文化释放和狂欢。

　　这是可笑的俗文化狂欢，“愤青”现象在中国的喷发，毫无例外的显示了一种无秩序的粗俗民族特质在进行着歇斯底里而不知所云的孤芳自赏，从另一方面讲，自打压一切的文化革命结束后，一场文化加道德的冲突持续了多年。现在很多学者和官员开始强调“儒家文化”的正面意义，其背景无非是在传统文化在遭受涂炭破坏后，人们裸露敞开面对大同世界的潮流时，尚存心底的羞耻之念在看到发达文明的人类成果又在打击着自身的信心，人们的自卑羞耻在于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面前几近破灭的现实，马列信仰在权威主义（集权）统治下影响了不仅数代人，而且将传统文化摧残蹂躏得不再自信，中国人仍旧留在自己的土地上，却成为了支离破碎的无神主义，共产主义，传统文化，现代文明四者冲突之中怅然失措，成了不断鞭挞自身灵魂被遗弃的可怜群体，如此境地，甚至比百年前被迫向西方门户开放的时代更为复杂，普通人重振精神需要文化的支撑，所以转向从祖宗的书堆中寻求慰籍，儒家文化的兴旺正符合了人们的需要，匮乏的政治也从中寻找到了统治理念，通过文化借以修复社会的精神核心，由此建立共同的价值观，以“德”治国。

　　在中国，稍有文化的人活得更累，因为这个文化来源没有归宿感，一方面，中国人不再羁信儒家文化和传统道德，二方面却不甘于被外来强势文化全面占领。因而民族主义的兴起其主要原因无外乎企图用传统文化和道德来一统天下。但是这过程也逐渐走得极端，甚至无法遏制了。中国必须坚持的“改革开放”或是学习“先进文化”，迫不得已在世界一体化的大同文化潮流中遭遇最直接的血拼。这是中国人终于在万般无奈之下看清楚世界的模样后，无法寻找自身真实位置而引发恐惧。世界发展太快，大多数人都面临淘汰，生存恐惧在现实危机中唯一可以掩饰的就是不切实际的寻求老祖宗陈旧文化对的快速弥补（这里要指出，这里谈的‘文化’是影响人现实习性的文化模式和文化习惯，而非‘知识’），就像当年念念有词的义和团拳民举着刀枪迎着枪炮而上的愚昧，在权威面前如丧考妣，阿Q精神却需要新的自我刺激神经找回自信，效果最明显的莫过于突出民族主义那么来得快了，因此打着旗号歇斯底里式的盲目“爱国”主义兴起也就不难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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