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发言

　　杨振宁作为在华人当中知名度最高的当代科学家之一，他的影响力并不

局限于物理学界。像许多大科学家一样，他极为关注、热心参与社会事务，特别是与中国有关的事务。1971年夏天，在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前夕，杨振宁即访问中国，成为第一位访问新中国的美籍科学家。从此他致力于中美科技、教育交流，并经常对中国时事发表评论。去年年初杨振宁回国定居后，更是成为新闻焦点人物。他在清华大学为低年级本科生上物理课，频频在各种场合发表演讲，都被广泛报道乃至引起争议。去年底传出了82岁的杨振宁与28岁翻译系硕士生结婚的消息，更是成为中文网上一个热门话题。

　　“苍苍白发对红妆”虽然让人津津乐道，却只配作为饭后谈资，而且风波会很快平息。“炮轰易经”才是杨振宁在2004年所做的最有意义、最有影响的一件事。

　　引来国学家、易学家的指责

　　2004年9月3日，杨振宁在北京人民大会堂“2004文化高峰论坛”上作题为《〈易经〉对中华文化的影响》的演讲，认为“《易经》影响了中华文化中的思维方式，而这个影响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的重要原因之一”。一时舆论大哗，国学家、易学家们纷纷出来批评杨振宁不懂装懂、说外行话，甚至对杨振宁破口大骂。10月23日，在清华大学举办的“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科技发展的影响论坛”上，杨振宁再次阐明自己的观点并和与会者进行了激烈争论。

　　爱因斯坦早有说法

　　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是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这个问题在科技史研究中被称为“李约瑟难题”。1953年爱因斯坦在致斯威泽的信中，曾经给出过一个答案：

　　“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的：希腊哲学家（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发明了形式逻辑体系，以及（在文艺复兴时期）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我看来，人们不必对中国圣贤没能做出这些进步感到惊讶。这些发现竟然被做出来了才是令人惊讶的。”

　　言下之意是，古代中国学者不懂得形式逻辑体系和实验验证，因此没能发展出近代科学并不令人惊讶。

　　为何咎归《易经》

　　杨振宁实际上给出了一个类似的答案，只不过他把原因进一步归结为《易经》的影响。他认为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的原因有5条，其中2条与《易经》的影响有关：中国传统里面只有归纳法而无推演法（即演绎法）的思维方法；“天人合一”的观念。归纳与推演都是近代科学中不可缺少的基本思维方法，但是贯穿《易经》的精神，都是归纳法，而没有推演法。近代科学的一个特点就是把自然规律与社会规律分开，而《易经》的“天人合一”观念却将天道、地道与人道混为一谈。

　　许多国学家在批评杨振宁时，甚至连杨振宁的意思都没有搞清楚。例如著名易学家、山东大学哲学系教授刘大钧批评杨振宁的演讲“有很多常识性错误”，并举例说：“众所周知，《周易》是最早的一部算卦的书，算卦的方法就是靠推演，举一反三，怎么能说没有推演呢？另外，《周易》是一本‘普世之书’。从这个角度，也是一种广义的‘推演’。”但杨振宁所说的推演法指的是逻辑推理，根据一些已成立的一般性命题严密地逐步推出较特殊的结论，例如在欧几里得几何中，由公理，定理，然后到证明等等。这显然和刘大钧说的周易算卦的推演完全不是一回事。

　　可见，杨振宁和爱因斯坦一样，把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视为近代科学的源泉之一，并认为中国古代文化缺少这个源泉：“中国传统对于逻辑不注意，说理次序不注意，要读者自己体会出来最后的结论。”实际上，中国传统中不仅缺少合乎逻辑的严密推演法，也缺少合乎逻辑的严密归纳法。杨振宁认为《易经》的“取象比类”、“观物取象”的所谓归纳法，其实是在“天人合一”的神秘主义观念指导下的不合乎逻辑的类比法。例如：“枯杨生华，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枯萎的杨树生出新芽，老年男子娶了年龄可当其女儿的年轻女子为妻，没有不利的）、“枯杨生华，老妇得其士夫，无咎无誉。”（枯萎的杨树开花，老年女子嫁给年富力强的男子，没有祸害也不值得称道）。在“枯杨生华”和“老夫得其女妻”、“枯杨生华”和“老妇得其士夫”这种天道和人道之间只有模糊的相似性，并不存在任何合乎逻辑的必然关系，由此归纳出的“无不利”、“无咎无誉”的结论更是站不住脚的（可以举出无数的反例加以推翻）。这种“推演”无非是男尊女卑的社会观念的反映，或许还有一些生理上的道理，但是与逻辑推理无关。

　　中国传统的说理方式不具有逻辑性，是许多中外学者都已指出过的一个事实。但《易经》对这种非逻辑说理传统的影响有多大，是否是其源泉，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杨振宁不过是对老学术问题提出了一些见解，为何引起如此大的风波？

　　科学与玄学之争的延续

　　狭隘民族主义与伪科学相结合的思潮在中国虽然不像十几年前那么流行，但是仍然大有市场。风水、占卜、命理、天人感应、巫术等与《易经》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传统迷信在死灰复燃的同时，又往往被披上迷人的科学外衣，甚至有人声称它们代表着“新科学”，至少也是“潜科学”、“类科学”。也有人论证《易经》是超前的科学著作，里面蕴涵着量子力学、相对论、计算机理论、遗传密码等许多重大科学发现。还有人要以《易经》指导科学研究，根据它提出的“太极原子模型”，推演出“太阳系有十四颗大行星”，或要用它预测气象变化。

　　杨振宁指出《易经》的思想和方法根本就与科学格格不入，甚至要为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承担罪责。虽然许多人做过类似的批评，有的批评要比杨振宁的演讲更严密、更尖锐、更全面、更有说服力。但是杨振宁作为人人敬仰的大物理学家登高一呼，其影响非同小可。特别是，杨振宁向来被视为具有极强的民族自尊心、热爱中华传统文化的海外华人，他的反戈一击，矛头直指被视为中华传统文化源泉之一的《易经》，更要让易学家们大为光火。这实际上是自20世纪初以来科学与玄学之争的延续，能够引起如此大的反响，也反映出当今中国科学与玄学、科学与伪科学、科学与反科学的争斗的激烈程度。由于杨振宁的加入，大大增加了科学一方的力量，算得上是他为中国科学的发展做出的一个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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