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语录

　　·谈翁帆———她觉得我这人很纯、很真。

　　·谈李政道———我们没法再和好。

　　·谈《易经》———我指出了《易经》的致命伤。

　　我和翁帆都想得很成熟

　　2004年12月24日，82岁的杨振宁和28岁的硕士生翁帆在广东汕头登记结婚，此时，消息传出，舆论一片大哗。杨振宁一下子成为全球瞩目的新闻焦点。

　　记者：你好像从来没有在公开场合谈论过她？

　　杨振宁：没有。

　　记者：你介意说一说她吗？

　　杨振宁：我想提一下可以，不必深谈。

　　记者：好像您这一次引起大家那么强烈的关注，就是因为你的婚事。

　　杨振宁：是。这个问题是我们预先想到了，我想大家觉得年龄差距这么大，毕竟是少有的，所以就发生兴趣了。不过我们觉得，这是我们自己的事情，所以虽然有压力，我们觉得我们可以承受。确实也是有些人觉得这个跟一般的情形不一样，有些人很天然的就有一些反感。翁帆跟我这两天在看一个电视连续剧叫做《人间四月天》，是讲徐志摩的，那里面其实主要讲的，就是说一个新思潮之下的人跟许多旧时的人想法之间有许多很大的冲突，在那个情形之下，出的一些，也可以说悲剧。我相信我们这次结合，最后大家会认为是绝对美好的。

　　记者：能不能帮你的妻子说句话呢，她爱你什么呢？

　　杨振宁：我们没有仔细讨论过这个问题，不过我想，我猜想，她觉得我这人是很纯、很真，我想这是她主要欣赏我的地方，这是我的猜想。

　　记者：您不担心翁小姐那么年轻，她把你给骗了。

　　杨振宁：是。我想是有人这样想，还有更多的人是不是觉得我做了不道德的事情，是我骗了一个年轻的女孩子。事实上呢，我想我们两个人都是想得很成熟的，我想这个是最主要的条件。

　　我和李政道没法再和好

　　在杨振宁的生命中，李政道是一个举足轻重不可回避的人物，从1946年开始，两个人的合作长达16年之久，并因“宇称不守恒理论”同获诺贝尔奖。然而，从1962年以后，两个人的关系彻底决裂，成为国际科学界以及中国科学发展史上的一大憾事。

　　记者：(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院长)欧本海默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他最希望看到的景象是杨振宁跟李政道并肩走在普林斯顿大学的草坪上，但是62年之后，我们看不到这样的情形。

　　杨振宁：这是一个悲剧，这个悲剧的根源非常复杂，不是一句话、两句话所能够解释的，更不是我今天应该在摄影机的面前所讨论的，我想这个问题我们两个人身后一定会有人研究的，我想研究以后，大家中国人、外国人会得到一个结论的。

　　记者：我们中国有句老话“相逢一笑泯恩仇”，我相信所有中国人都希望看到你们俩和好。

　　杨振宁：对，这也是我现在决定，我公开地在生前不再在这方面讨论这个问题的道理。可是我们没法再和好。

　　我和《易经》 指出它的致命伤

　　2004年9月下旬，在北京举行的“2004文化高峰论坛”上，杨振宁做了一篇名为《易经对中华文化的影响》的报告，指出《易经》影响了中华文化的思维方式，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的重要原因之一。这次报告引起了海内外华人圈的强烈反响。

　　记者：《易经》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一个代表作之一？

　　杨振宁：是。

　　记者：那么杨先生对《易经》开炮？

　　杨振宁：不不，对不起，这个话有点原则性的错误，因为我那个文章是叫做《易经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你如果看我整个那篇文章，80％是讲影响非常之大，而且是正面的。只有20％是讲它有负面的影响。之所以那篇文章变得非常有名，在网上变得非常有名是什么呢？因为有些人专看那20％，不看整个的文章。

　　记者：这个演讲是你长期研究必然的结果，还是说确实有一个灵感的显现、有冲动？

　　杨振宁：我在这方面去看了一些书，去想了一下，我看出来一个别人从前不大注意的道理，就是说没有推演法，从《易经》开始就已经没有推演法了，不只没有推演法，是方法跟推演法相反，这使得中国有个框架，这个框架就是思维的方法，就是归纳法的方法，认为这是唯一的思维的方法。如果说我有什么革命性见解，就是我指出来它的致命伤。这是他们不喜欢的。

　　我为中国原子弹爆炸成功而流泪

　　加入美国籍的杨振宁始终无法忘记自己的祖国，1971年，杨振宁回到阔别26年的祖国进行访问，当时，中美关系尚未完全解冻，作为第一个回国访问的华裔知名学者。杨振宁为中美文化交流和中美人民的相互了解起到了极大作用，受到了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赞誉。

　　记者：1971年你离开中国26年了，为什么突然想到要回国？

　　杨振宁：为什么我那么着急回来呢？因为我想我是比较知名的中国的学者，第一个回来的，道理很简单，因为国际的变化是千变万化，很容易一个打开的门又关起来了，所以我就赶快回来了。

　　记者：但是当时您已经离开中国那么多年了，对新中国没有亲眼见，您不担心吗？

　　杨振宁：1971年我要想回中国的时候，很多在美国的朋友，中国人、非中国人都跟我说，你回去非常危险，中国可能把你扣住。我说不会，因为在1957年、1960年、1962年、1964年我跟我父亲、母亲、弟弟妹妹，在日内瓦、在中国香港团聚过好几次，通过这些团聚，我当然对于新中国有一些认识。

　　记者：顺利吗？

　　杨振宁：还顺利，当然先是我写信给我父亲，说我想回来，我父亲写了一个报告给国务院，后来打了一个电报给我说是中国欢迎你来。那一次也是我人生80多年的经历中非常重要的转折点。

　　就在这次回国的过程中，杨振宁亲自证实了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确实是中国人独立完成，而且，这项伟大工程的带头人正是自己的好朋友邓稼先，得到这一确切消息时，杨振宁竟一时泪流满面，激动不已。

　　记者：你当时离席了，你去了洗手间。

　　杨振宁：是。

　　记者：为什么那么在意这个问题？

　　杨振宁：我想我父亲那一代的知识分子，跟我这一代的知识分子，对于当初中国的落后，当初中国被人歧视，有今天的年轻人所没有的感受，在这个情形之下，了解到中国人也可以自己制造出来最尖端的重要武器，这是灵魂深处的一个震荡，所以确实不错。当我知道邓稼先的回答以后，我感情上冲动不是当时能够自己控制住的。

　　记者：但是从杨先生的角度来说，杨先生的哭，也让人推测，是不是您心里难过，因为您也是做这一行的，而原子弹您没有参与。

　　杨振宁：我后来曾经问过我自己这个问题，那天感情那么震荡，是因为民族的骄傲的感情，还是因为邓稼先是我的朋友而让我特别震荡。我想这两个都有，我想非常复杂的真正触及灵魂的一些感受，很少是单纯的，所以这个也是好几个东西纠缠在一起，正因为好几个东西纠缠在一起，所以他有更深的感受。回到美国去以后，我在美国很多的大学做了一些演讲，第一个演讲是1971年9月，那个演讲也是我一生里头一个感情非常丰富的一个演讲。我还记得在演讲里头，我说我在北京，住在北京饭店，住了一个礼拜，当时北京饭店很旧，是一个很大的房子，只挂了一副对联，这一副对联我天天看，看了一个礼拜。

　　记者：什么对联？

　　杨振宁：这对联就是“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这个对联现在挂在清华我的办公室的墙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