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虽然没有在交大念过书，但长期住在近于交大的广元路，常受交大校风的熏陶；学的专业虽然不是理工科，但交大唐文治校长国学造诣的声望如雷贯耳。
在交大１１０周年校庆之际，又随交大乡友去无锡，拜瞻“唐文治先生纪念堂”（旧称“茹经堂”），内中陈列皆唐氏生前著作及其部分读书用品，让我留连往返，久久不愿离去。说来也巧，刚从“茹经堂”归来，又收到友人乃青赠书《唐文治文选》，拜读之后，更让我了解唐先生在中国教育界和国学界的崇高声望和学术地位。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以国学闻于天下者惟章太炎和唐文治两位，可谓桃李满天下矣。唐先生自幼因家贫而只能借月光读书，经数年苦学，竟在十一岁考中秀才，十七岁考中进士，令朝廷惊喜而录用，先后历任户部江西主事、商部右丞、左丞、左侍郎、农工商部尚书等职。
１９０７年秋到１９２０年１１月间，在校长任上１４年，是建国前的交通大学任期最长的校长。在任期间，他延请孙中山、梁启超、严复等一批当代名流入校讲学。为了严格校风，１９０９年制定了校旗和校歌。校旗上绣一狮子，雄姿焕发屹立于地球上，象征着中国如睡狮已醒，将在世界上崛起。配合校旗，唐校长还亲自撰写校歌，歌词这样写道：
珠光灿，青龙飞，美哉吾国徽；
醒狮起，博大地，壮哉吾校旗。
愿吾师生全体，明白其中意，
既醒勿睡，既明勿眯，精神常提起，
实心实力求实学，实心实力务实业，
光辉吾国徽便是光辉吾校旗。
这是一首饱含音韵之美、宛若天籁之言的哲理短诗。反复朗读，字里行间字字充满人生、艺术和爱国的气息，没有丝毫的粉饰作态。校歌“拒绝说教”，不作“训诫”，但给人提供了自由自在的空间，师生在这里能享受乐趣、享受智慧，学会思考、学会观察。在歌唱中浸润着师生的心灵，引导师生向真、向美、向善、向实。不少交大的师生说，这是交大迄今以来几首校歌中最好的一首，也是最能反映交大精神的校歌，它历久弥新，并未随着岁月的流逝和时世的变迁而褪色，相反，倒是愈显其“精神”。这就是对尚实之风的强调，即对“实学”和“实业”的推崇。还说：这是唐校长用“心”写出的歌！是啊，歌为心志！
1910年唐文治还亲自制定“勤、俭、敬、信”四字为校训，他解释校训四字之意是：若不能“勤”，将无法生存于世；“俭”以养廉，则为立品之始基；“敬”为尊重客观，敬亲、敬师；今日敬学，他日敬业。“敬”的反面是“惬意”，“惬意”两字则亡身破家而有余；“信”指交际之道，信用为第一义，信用一失，此身难以立于社会天地之间。
校歌和校训集中反映了唐校长的办校宗旨：实学实业，为吾中华。
１９０９年他在题为《学校培养人才论》一文中就说“道德，基础也，科学，屋宇垣墉也。彼淹贯科学，当世宁无其人。然或忘身徇利，一旦名誉扫地，譬诸基础未筑，则屋宇垣墉，势必为风雨所飘摇而不能久固。如此者，由道德之不明也。”明确把道德教育作为基础，放在首位。他还著文称“须知吾人欲成学问，当为第一等学问；欲成事业，当为第一等事业；欲成人才，当成第一等人才。而欲成为第一等学问、事业、人才，必先砥砺第一等品行。”才能“他日出而宏济艰难，救我中国”，“为吾中华”。又说“惟予平日志愿，在造就中国之奇才异能，冀与欧美各国颉颃争胜”。他要培养的人才，是既有真才实学，而又品德高尚为“救我中国”之用的奇才。他再三强调把人品道德放在培养人才的第一位，放在基础地位，也就是说他把学生“做人”这一根本问题看成是人生成才与否的终极命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其他则如空中楼阁，海市蜃楼。
为了实践他的培养人才，道德人品是基础、是第一位的事，其道德人品就是“为中华”，“为吾国”，最为强调的是“国人学国文”，“中西学并重”，所奉行的也依然是盛宣怀等人所宗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教育方针。唐校长本人是一位国学大师，精通中国古代典籍以及中华民族固有传统道德。他到交大任职后曾致函交通部陈述国学之要，称“国家之强弱，人类之存灭，其惟一根源端在文野之制。旷观世界各国，其竞进于文明者，则其国家、其人类强乎！存乎！否则，其国家、其人类弱乎！灭乎！我国文化胚胎独早……两千年来历代相承……自西学东渐，以为从事科学，我国文字即可置之无足重轻之数”。他认为，若如此，十余年之后则中华悠久文化传统将被逐渐淘汰，“深可痛也”。其实，早在１９０９年唐校长就设置了“国文科”。每逢星期日上午由他本人亲自给全校学生讲授国文课。结合道德教育，给学生讲授古典文籍，教材由唐校长亲自编著，据不完全统计有《曾子大义》2卷、《国文阴阳刚柔大义》8卷、《论语大义》20卷、《孟子大义》7卷、《大学大义》、《中庸大义》各1卷。此外，他还编了《人格》一书，作为道德教育的范本。唐校长给学生上国文课，14年如一日，从不间断。后因眼疾日甚，还让人搀扶着上讲台授课。与此同时还设立了国文研究会，让全校同学都参加。每年秋季举行国文比赛，即作文比赛，以此发动全校学生认真学习国文，注重道德品行的修养。自后，交大同学们的道德文章和道德修养蔚然成风，形成优良传统。
１９２０年，为了弘扬国学，唐先生创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广邀各地名家延教，诸如章太炎、王遽常、钱穆、鲍鼎、吕思勉、周谷城、胡曲园、郭绍虞等，均在此校开过相关课目，唐文治认为，古文中的精品必得背诵且朗朗上口，才能悟其神韵内蕴，他独创古文朗诵法。为此，三十年代初的大中华唱片公司专为他灌录了十张一套的朗诵唱片，内中收录了《秋声赋》、《前出师表》、《岳阳楼记》、《吊古战场文》等名篇，这种古文专读法，令章太炎大为赞叹。
唐先生如此提倡尊孔读经，强化国文教学，旨在以救国为志，保存“四书孝经”等国粹，以此“立心立身立家立国”，足见其“为吾中华”的一片爱国情怀。
唐先生重国学，并不废西学，他力主“中西学并重”，在倡导学国文的同时，积极引进西方先进技术，改革学制与国际现代大学一致，开创实验和实习教学。在１９１０年继设立国文科之后，又成立了西文科，为学生开设课外的外语补习，分英语、德语、法语、拉丁语等多种，学生可以自愿参加。不断完善实习和试验设备，聘用外籍教授任教等。他于１８９２年中进士，曾任总理衙门章京，并出使过日英比法美等国。在任职交大后，他先后创设了服务交通事业的铁路、电机、铁路管理、航海等专科。并开辟和扩建了金工厂、木工厂、理化、电机等实验室，形成了今日以理工为特色的交大的雏形。
在唐校长身上有着一个传统中国文人的情结，他时刻不忘“中华”、“吾国”。往年交大礼堂挂有一副唐先生撰写的对联：“好学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虽愚必明，虽柔必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所存者神，所过者化。”上联是用《中庸》记载孔子的话，指出为学之道，下联是《孟子》句，重视气节，给学生以启迪。先生云：“继自今者，笃信殚精，锲而不舍，……我校必有进于道德家者；总撙万变，网罗典章，我校必有进于政治家者；方墨经之旁行，象画记之刻划，我校必将有通译闳材者；研道学之奥窍，发良知之真诠，我校必将有绍述师传者；……则吾向所谓国文当兴而不当废，历千万年而不可磨灭者，意在斯乎……”
唐先生认为，凡修己、立身、为业治事，都得靠“国学”，而“国学”“为吾中华”。１９２７年国学专修馆改名无锡学专修学校，经当时国家最高教育机关大学院批准立案，他把办学宗旨随即改为“研究本国历代文化，明体达用，发扬光大，期于世界文化有所贡献。”日占我东三省后，提出“明耻教战”，在抗战期间，提出“致良知”为校训等，他有鉴于学生国文程度，日就肤浅，在１９２０年写了《国文大义》，呼吁倡导国学，对于国学尽管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唐先生始终认为国人“必以国学为重”。并认定国学首推前至《诗经》、《尚书》、《春秋》，“此为圣贤以之传道而教人，圣贤之统，将有补人心风俗于万一之功”，“为立教之根本所在”。他说，“欲拯民命，先救人心；欲救人心，先明正学。”此正学即为国学，其本源在于继承发扬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他还说：“横览东西洋诸国，靡不自爱其文化，且力谋以己之文化，扩而充之，深入于他国之人心。而吾国人于本国之文化，孔孟之道德礼仪，修己治人之大原，转略而不讲，或且推去而任人以挽之。悲乎哉！文化侵略，瞬若疾风，岂仅武力哉！……”正由于此，在太湖之滨购地数十亩，准备新建国学专修学校，以改善教育学习环境。这个宏愿，虽因日军侵华遭受挫折，但唐校长的伟大抱负，使人们无不感到由衷的敬佩。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推出的《唐文治文选》，是一本很有份量的纪念文集，也是很有价值的学术著作，就其编纂而言，笔者认为特点有两：
其一，《唐文治文选》重在选。唐先生学识渊博，造诣精深，著述宏富，他自编的《茹经堂全书》共有六十余种（已刊、未刊），最有代表性的当推《茹经堂文集》和《十三经读本》。这些多为先生对经学研究的结晶。文集从千万字中选编了各类文章１９０篇（计有６６万字），从中弥补难以通读的缺憾。按写作时间先后编排，如１８８５年至１８８８年，四年有不少论述。此时的文章以学《易》为多，也有学《诗》、学《礼》、学《书》的文章，大都未选，仅择八篇。１８９４年至１９０７年从政期间，以奏疏、记载出使、筹设商部为主。１９２０年起，在无锡办理无锡国学专修学校，研究经学理学的文章增多，到了１９３０年前后是治宋学的高峰，阅读这些文章，可以了解唐先生一生治学、为政、办校的大概。
其二，《唐文治文选》好在注。所选文章，有的是文言文，文中引用了不少的典故和经书辞句，有的相当深奥，选注者费了不少功夫对精深的文句作了注释，篇后对主章的立意或历史背景作了简要的介绍，并加以分段和标点，大大方便了读者的阅读。选注者对唐文治先生作了一番研究，了解了唐先生“教育主为国育才、治经主立节崇廉，文学主歌颂爱国”，文中注释准确到位。
“文选”同唐先生所作“校歌”一样，充分表达了他的爱国情怀以及“崇德、尚实、重文、健身”的办学观点，很值得研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