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特性让邓小平代表着一种历史矢量，可以说，这一历史矢量至今仍旧作用在中国发展和崛起的进程中，并让这一进程在诸多变量的影响中不改变方向。

　　2月2日，原国家主席杨尚昆之子、曾贴身拍摄了邓小平12年的杨绍明向本报记者讲述了小平逝世前后的感受与经历。杨绍明现任中国摄影家协会副主席等职。

　　杨尚昆也是邓小平时代有重要影响的政治家，在邓小平去世一年多后，也去世。

　　“哎！”

　　十年前的这个时候，我父亲已到南方去了，那次选择了海南三亚。我们是在海南岛上听到小平同志逝世的消息，是秘书传达的，说中央通知，小平同志去世了。

　　父亲马上说，我们立即飞回北京去！那应该是中午，还来得及飞回去。但碰巧，空军说有个零件出毛病了，今天不能飞。我父亲是个很有经验的政治家，他就说，“今天不能飞明天飞，你们今天必须把它修好。”

　　然后我父亲就让秘书了解情况，什么时候进行遗体告别，当时情况是，中央不举行遗体告别，后来我父亲还打听到，会举行小规模遗体告别，就是中央常委们参加。当时父亲很急：“唉呀，赶不上，赶不上见小平同志最后一面。不应该错过这个机会的。”

　　我父亲对小平逝世是很难过的，小平回中央工作后，因为和我父亲都是四川老乡，经常串门，一起吃川菜，看电影什么的。我趁机也拍了不少他的照片，有时候他们家合影，也叫我过去拍。

　　对于小平的身体状况尽管有心理准备，但听到小平去世消息，我们还是心里一震，觉得很突然、很意外，都不约而同地地发出一声：“哎！”

　　小平同志的生日是8月22日，每一年父亲都要给他送花篮，送些表示心意的礼物。到1996年小平同志生病时，礼物就没有送成。我父亲曾表达过一个愿望，希望见见小平同志，但因种种原因，也没见到。到小平逝世，父亲还是想，不管怎样，要见见他。

　　送花圈

　　第二天(2月21日)，飞机没问题了，我们飞回北京。回北京以后，说遗体告别举行完了，父亲在房子里走来走去，走来走去，就跟我说，“小二啊，我们要给小平同志送个花圈，就送到他家里去，一定要慰问一下卓琳阿姨。”

　　我和毛毛关系很好，每次她来，她都喊我爸爸叫杨爸爸，她从小和我妹妹是好朋友，我和邓家的孩子都很熟。

　　我和邓林(小平大女儿)，都是搞艺术的。我曾问她，有事找你怎么办，她说没关系，你用这个传真号，她给了我一个传真号。

　　就通过这个传真号发了个传真，说“我父亲很想送个花圈给小平同志，怎么送出去，我们想听听你们的意见”。

　　当天没消息，到第二天，邓林给我打电话，说告诉了妈妈(卓琳)，妈妈说派张宝忠来拿。张宝忠是小平同志的贴身警卫。我父亲一听，特别亲手写了挽联：小平同志永远活在我们心中。最后落款是：尚昆率子女敬挽。

　　这个花圈是我去办的，我们用放有营养液的泰国白兰花作成花圈，很新鲜，字是我父亲写的，他先在报纸上练好，才写上。

　　22日下午张宝忠过来了，我们通知了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有两个摄像师，就把张宝忠叫来，父亲询问小平病情、卓琳的情况等，都拍了下来。说他代表全家向卓琳阿姨表示慰问。

　　当时张宝忠把花圈拿走的时候，父亲一再叮嘱要照顾好卓琳同志。他一走，父亲如释重负，感觉完成了一桩心愿。

　　25日开追悼会，父亲说要选一套最庄重的衣服，最后穿的是西装，我当时很想去拍照，但只有父亲的票，没去成。

　　追悼会的时候，我还是想拍，就弄了个三脚架，对着电视拍，包括有同志讲话痛哭流涕泪流满面的场面，我都拍下来了。

　　“我们全家永远怀念邓小平”

　　我父亲回来说，今天很多老同志都倒下去了，挺不住了。

　　追悼会那天，父亲站在最前面。那一天，我们也很担心，父亲这几天老是想着小平去世这件事，心情很悲痛，追悼会又要站很长时间，就告诉警卫员要好好保护首长，警卫员回来说，首长根本不让“保护”。

　　江泽民同志致悼词，5次拭泪的场景让人记忆深刻。刘华清撰文回忆：老同志都来了，悲伤不已，有的当场晕倒。

　　但杨尚昆没有哭，他像一个军人那样直挺地站在那里。虽然穿着他最好的一套西装，但对他来说，这更是一个军人与另一个军人最后的告别。在88岁的邓小平不顾年事已高执意“南巡”的时候，人们注意到，在很多重要场合，84岁的军委常务副主席杨尚昆都坚定地站在邓小平同志身边。

　　我在小平同志身边拍了12年照片，惟一一次没有去拍照是十四大那天，我父亲也去晚了，没和邓小平说上话，但后来小平同志曾转过头来，跟毛毛说，告诉尚昆，要想得开一些。首长听见传达，马上回答，我有啥子想不开的嘛！

　　父亲和我们全家人就一句话：像怀念毛主席那样永远怀念邓小平。

　　我父亲1998年去世的时候，一向很少出门的卓琳来到灵堂，坐了许久没有离开。

　　邓小平是一代伟人，他不是一般的革命家，是领袖，一个毛泽东领导中国站起来，邓小平领导中国人民富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