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前不久中纪委下发的《关于严格禁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若干规定》的明文要求，要求党员干部认真对照检查，凡有规定所列禁止行为的，要及时向党组织报告并坚决立即纠正。

　　“收受请托人财物后及时退还或者上交的，不是违纪。违纪后，因自身或者与违纪有关联的人、事被查处，为掩饰违纪而退还或者上交的，不影响认定违纪。”对于“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谋取不正当利益”的党员干部来说，这既是中纪委发出的“最后通牒”，也是一个反思、反省、自查、自纠的“难得机遇”。

　　“三十日内主动说清问题”，充分体现了我们党“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一贯政策。可是，有多少犯错误的官员能够“悬崖勒马”、“主动交代”呢？

　　记 得2005年，国家有关部门清理“官煤勾结”时，给投资入股煤矿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国企负责人“主动撤资”的机会，当时，有4000多人撤资数亿元。2006年，治理商业贿赂问题时，有关部门也给出了“限期主动说清商业贿赂问题”的时间，不少受贿的党员干部向主管部门坦白问题，争取宽大处理。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受贿官员都能够“不打自招”，“主动交代问题”。在清理官员入股煤矿时，有的“官煤勾结”者抱有侥幸心理，他们没有在宝贵的“宽限期”主动说明、纠正问题，而是想方设法“明撤暗持”，忙着销毁证据。

　　受贿官员“主动交代问题”，固然源于贪腐官员的“良心发现”，更重要是反腐败力度增强的“形势所迫”。可是，即便在反腐败力度不断加大的“高压”形势下，依然有很多贪官“不见棺材不落泪”。不少贪腐官员都是被“双规”或被检察院传讯后，才不得不坦白受贿罪行，期望通过退缴赃款、检举他人，争取从轻判处。

　　受贿官员之所以心存侥幸，是因为，一方面，官员违法违纪的手法不断翻新，形式变化多样，受贿的方法更具隐蔽性。比如通过赌博、娱乐等方式变相受贿，比如换了岗位再收好处的“期权交易”。另一方面，不少贪污腐化的官员具有一定的反侦察意识和能力，有的早就把贪污的资产转移到境外，还有的准备好出国护照，一有风吹草动，就仓皇出逃。

　　因此，留出一定期限，让贪腐官员“主动说清问题”，值得肯定。但前提是，要“管好人、看好门”，别给贪官留下销毁罪证、逃亡海外的机会。与此同时，发动群众，加大查处腐败案件的力度，让那些“心存侥幸”的贪污官员付出代价，让“顽抗到底”的腐败分子都被绳之以法。否则，谁还愿意“主动交代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