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上千孩子被欺骗到山西黑砖窑做苦工，遭受非人待遇，其情其景，令人发指。

　　更令人痛心的是，他们的家人苦苦寻找，当地派出所却设置障碍阻挠寻亲，令受害者的冤屈难以伸张。

　　出现这种结果，相关警务人员固然干系甚大，但仅仅指责个人，无济于事。要解救类似被奴役者，切实保障流动劳动者的人身权利及其他宪法权利，应当进行执法体制变革。

　　宪法将人们享有的种种自由和权利以成文方式记录下来，并承诺利用国家力量保护这些自由和权利免受任何人的侵害，这是人们承认政府权威、并向政府支付税款的前提。基于此，政府设立了种种机构，包括警察机构，运用必要的强制力量，阻止人们之间相互侵害，尤其是打击那些侵害他人人身自由者。

　　但是，并不是设立了警察机构，就一定能够达成这一目标。

　　那些遭受非人待遇的上千孩子的家人，在寻找孩子过程中，求助过很多当地警察，但是，这些警察并没有认真履行职责。

　　问题的关键在于，在这些警察眼里，帮助这些孩子，是否在自己的正当职责范围内。

　　当然，法律已经规定，一个地方的警察应当无歧视地对待一切人。保护人身权利遭到践踏的来自河南、四川、湖北等地的孩子，也是当地警察的法定职责。

　　但是，当地警察可能未必如此认为。原因十分简单：山西警察吃的是山西的财政饭，乡镇警察吃的是乡镇财政饭，他很自然地会把保护外地人，视为额外的负担。更不要说，当地的窑场，服务于当地经济，这些警察与当地居民也有更密切的关系。

　　可以设想到的出路是，由公安部出面协调警察办案。事实上，河南省警方已经把“山西黑窑场强迫未成年人做窑工”的犯罪行为，紧急上报公安部，请求其督促山西警方采取解救行动。但这种跨省联合办案方式，终究只是例外，而非通例。

　　这就意味着，大量也许不那么严重的、此省民众伤害彼省民众的案件，要得到救济会遇到不少障碍。

　　其实，类似难题在法院、检察院同样存在。前不久，就出现了河南法院法官到湖北执行案件，遭到当事人殴打、而当地警方袖手旁观的事。至于本地法院偏袒本地当事人、歧视异地当事人，就更在一些地方频繁出现。

　　那么，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一个地方的警察、法官、检察官，由于种种原因，必然会照顾本地人。在设计各种制度，尤其是旨在保障人们普遍地享有宪法的权利的机构时，就必须面对这一现实，并预为防范。

　　尤其是在财政高度分权、而劳动力大量流动的时代，防范地方化、地方保护主义，在全国范围内让每个公民平等地享有种种宪法权利，尤其是人身自由，具有特别的重要意义。

　　因此，建议在现有的地方警察机构之外，另行设立中央警察机构，它在地方部署执法力量，凡是跨省犯罪，侵害他人宪法性权利的犯罪等，均由其直接处理。如果有这样一套机构，那些令人同情的孩子们，也就可以知道该找谁，而他们找到的警察机构也不可能推卸责任。当然，该机构也可以不受地方政府、地方人情掣肘，公正地处理案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