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没有想到这个观点会给他带来很多困扰。有人把它与同在中央党校工作的王贵秀教授的观点对立起来。王贵秀之前在《北京日报》也发表了一篇文章，强调中共如果不合理分权，就不可能实现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

　　不少人认为，这是“二王”在理论上的一次交锋。一个坚持一党民主，一个坚持合理分权。王长江在回答有关问题时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今天引起争论的这些问题，事实上在2006年，你已经在一篇文章中提出过，比如在坚持一党制的前提下能否搞民主；比如在不走三权分立的路子上能否找到权力的制衡和监督，如今你是不是已经对之前的问题找到了答案？

　　王长江：一年来，我有一些逐渐定型的思路。 我觉得一党内发展民主的提法是这样的，按照我们的逻辑，政党是把民众和公共权利连接起来的一个东西。

　　西方通常认可多党制，一个党只能沟通一部分公众，许多党才能沟通全部。选择一党的呢，成功的例子不多。为什么呢？一党只沟通一部分公众，它又没有其余足够的渠道，这样最终的结果是，执政党沟通不了全部的公众，其他党派又没有生存的条件，这样就造成了公众和执政党的诸多对立。

　　这说明一党制很有可能导致这个结果，这就取决于你一党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或者有没有足够的魄力解决这个问题，有没有包容性。

　　从历史的发展上看，不光都是失败的例子，也有个别成功的借鉴。比如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它执政71年，在它的执政历史中它起的沟通作用还是很好的。它的成功在于，它第一承认了阶级存在；第二承认了阶级之间有矛盾和冲突；第三，它说，可以把冲突变为一种合作。怎么合作呢，通过政党内部的合作，在政党内部建立不同的阶级诉求体，把社会上最主要的几大阶级全部纳入党里面。通过党内的协调，成立若干机构，一个机构代表一个阶级，通过机构之间的沟通达到各阶级之间的利益沟通。

　　这和党内有派有什么区别？

　　王长江：这不是派别，这是通过机构的形式来体现，如设立工人部体现工人阶级的利益。这样通过部门间合理的协调机制，工人和农民之间，农民和城市人之间都在一党内来达成沟通。

　　另一种方式是，比如日本的自民党，以党内派别的方式来解决，那也是解决的办法，而且我认为也是比较好的办法，因为它各阶级有了明确的代表者，这个代表者都是派别，这些派别都具有明显的政党性质，有自己的报纸，也有自己的组织机构，这样一来它起的也是多党的作用，但这些多党都是包容在一个政党之内的。

　　一党民主，至少我们说它有这样两种解决的办法，不能说没有办法。

　　如果能够达到这个结果，我们当然可以达到一党领导下的民主发展。因为在中国现有的情况下，走多党制的路子，注定会出现大乱，遭殃的是老百姓。在现有的制度框架下，有没有发展民主的空间，我们眼前要走的是这一步。我的观念是，如果有，要充分利用。在市场经济的要求下，这个路是必须要走的。我认为这个空间还是有的，包括分权监督也好，制衡也好，我认为在一党的基础上，在现有的制度框架下还是可以做很多的。（王刚《南方人物周刊》2007年第1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