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家栋有个爱好，喜欢看天。其实，他更喜欢看火箭腾空而去，将颗颗卫星送上太空的壮丽。因为他曾经是“东方红一号”等多颗卫星工程的总设计师。而在几天前，他又向月球送出了“嫦娥一号”。这一次，他的身份变成了探月工程的总设计师。

　　苏联学院中的“状元郎”

　　与许多搞了一辈子卫星的专家一样，孙家栋闯入航天之门也带有太多的偶然性。

　　18岁的他带着憧憬从辽宁复县（瓦房店）考入哈尔滨工业大学预科学习俄语时，最大的愿望不过是想成为一名土木建筑系的学生，将来可以去修大桥。偏偏此时哈工大增设汽车专业，那个年代汽车还带着一种神秘色彩，似乎比修大桥更有意思，他便转入了汽车系。还没碰汽车，新 中国开始组建空军，品学兼优的孙家栋作为急需的俄语翻译人才被选送入伍，修大桥只能永远留在年少的梦中了。

　　1951年9月，孙家栋和另外29名军人被派往苏联茹柯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学习。一年后，在学院大门最显眼的“状元榜”上出现了孙家栋的照片。原来，茹柯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每年把年终考试获得全优5分的学生照片放入金字塔形的“状元榜”，如果年年都能连续保持，他的照片便会一年比一年大，一年往上挪一次。当然，年年保持的难度很大，等到顶尖级的照片所剩无几之时，也就到了学生毕业的时候。此时，如果依然能名列“状元”，将会获得一枚纯金质的斯大林头像奖章。

　　就在进入这所学院5年后，孙家栋获得了那枚人人羡慕的纯金奖章。

　　钱学森点将送他上马

　　1958年，毛泽东代表中国，用他那浓重的湖南乡音向太空递上了一份战书：“苏联和美国把人造卫星抛上了天，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

　　这一份战书改变了孙家栋的命运。就在1967年建军节前三天的一个下午，当时担任第七机械工业部一分院火箭总体部副主任的他正满头大汗地趴在火箭图纸上搞设计，一位同志受上级委托专门来到了他的办公室，开门见山地说明来意：“为了确保第一颗人造卫星的研制工作顺利进行，中央决定组建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由钱学森任院长。钱学森向聂荣臻推荐你了，根据聂老总的指示，决定调你去负责第一颗人造卫星的总体设计工作。”

　　孙家栋心目中的钱学森是一位治学非常严谨又十分爱护年轻人的学者。钱学森与年龄大些的同志开会时态度较严肃，批评起人来也不留情面，对待孙家栋这样工作不久的大学毕业生，却十分和气，年轻人在他面前不仅毫无拘束感，不懂就向他请教，甚至有时还敢就某个技术细节与他争辩一番。

　　这次一听是钱学森点将，聂老总亲自批准的，孙家栋心里十分激动。除了对突然让自己改行搞卫星的事有几分忧虑外，他没有提任何条件和要求，建军节刚过，便扛着被卷和书箱去报到了。

　　“文革”中集合“十八勇士”

　　发射卫星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从上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许多专家和研究所就开始了中国第一星的研究设计工作，而到了孙家栋上任的时候，不少研究项目已经有了很大进展，但是如何把这些零散的项目整合成一个卫星放上天，却同样也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

　　当时，一个个难题摆在孙家栋面前，他决定从组建队伍抓起。但一个最显著的困难却摆在他的面前，在“文革”派别林立的年代里，抽调人才谈何容易！因为优秀人才两派都有，而发射卫星，是人人都想参与的。在两个派别之间若找不到平衡点，往往会使正常工作难以进行，甚至功亏一篑。而且被挑选的人才中，或多或少都有“出身不好”、“历史不清”等问题，搞不好，便会背上“重用坏人”、“打击革命派”的罪名。

　　不到40岁的孙家栋身上有股“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劲头，他干脆什么派也不考虑，一切以搞卫星需要为标准。于是，他在全面了解和分析卫星研制情况的基础上，跑了两个多月，详细考察了各部门有特长的技术骨干，而后从中挑选出后来被称为“航天十八勇士”的干将。有趣的是，这“十八勇士”上任后，两派居然都没意见。

　　“十八勇士”的聚会，使卫星总体设计部如虎添翼。孙家栋后来被认为，不但抓技术工作出色，就连做“人的工作”，也同样是把好手。

　　敢让卫星“大翻身”

　　“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成功后，孙家栋相继担任了第二颗人造卫星、第一颗返回式卫星、第一颗地球静止轨道试验通信卫星的技术总负责人和总设计师，并参加领导了其他各类卫星的研制发射工作。随着这些卫星的升起，孙家栋的名字也像一颗璀璨的明星一样闪耀在浩瀚的天空。

　　1984年4月8日，是孙家栋，也是全国人民难忘的又一个日子：试验通信卫星发射成功并进入静止轨道，掀开了中国卫星通信事业新的一页。

　　不过接下来的时间里，麻烦却出现了，在卫星向定点位置漂移的过程中，星上蓄电池发生了未预想到的热失控现象，很有可能引起蓄电池损坏或整星失败。

　　问题出现后，孙家栋参加领导了应急处理工作，很快就提出应急技术方案。实施这一方案，必须对卫星进行大角度姿态调整。但如此的“大翻身”超过了卫星姿态控制系统的设计范围，甚至属于故障状态下的姿态调整。如果调整得好，卫星故障可能排除；如果调整不好，卫星可能夭折。

　　怎么办？最后孙家栋果断地作出大角度姿态调整和执行应急技术方案的决定，经过试验人员紧张而认真的工作，终于排除了卫星故障。4月16日，卫星成功地定点于东经125度赤道上空，星上设备工作正常。

　　面对人们的祝贺，孙家栋都是淡淡一笑。这，只不过是他长长成绩清单上的又一笔罢了。

　　如今，孙家栋作为探月工程的总设计师，比谁都清楚这副担子的重量：嫦娥舒袖神话浪漫，但卫星探月道路艰辛。这位“两弹一星”的功勋科学家、75岁高龄的老人，这一次又焕发了青春，日夜忙碌着。

　　也许，在接下来的这个星期中，他会一次次地抬头看天，因为天上，有他送上去的“嫦娥”在飞……

　　栾恩杰：会写诗的总指挥

　　栾恩杰是辽宁沈阳人，1940年11月出生，童年却是在黑龙江齐齐哈尔度过的。1965年，26岁的栾恩杰从哈尔滨工业大学自动控制专业毕业，也就是在这一年，他考入清华大学攻读精密仪器专业的研究生。

　　栾恩杰是我国导弹控制技术专家和航天工程管理专家，在他的履历中，航天部第二研究院副院长、航空航天部总工程师、航天工业总公司副总经理兼国家航天局副局长，国家航天局局长等重要职务都一一在列。而且，栾恩杰还是第十三届、十四届、十五届中国共产党中央候补委员，现在，他仍肩负着国防科工委副主任、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指挥、中国“嫦娥”探月工程总指挥等多项重要职务。

　　可栾恩杰的人生并不是全都在设计室、发射场中，他对中国古典文化，特别是诗词方面也有着浓厚的兴趣，多年来一直笔耕不辍，留下了很多精美的作品。

　　栾恩杰曾出版过一本诗集，名字叫做《村子情怀——栾恩杰诗词集》。全集共分豪情、亲情、心情、友情4个篇章。其中，既有“唤得威风八面，我志问天九层”的豪情，又有“远贵知崎路，近重识挚友”的友情，还有“甜桔留，新蔗存凉处。只待鸿雁报归期，再把天伦述”的亲情……

　　5个总指挥3个哈工大的

　　哈尔滨工业大学是栾恩杰的母校。说起这所学校，栾恩杰总带着一份激动，他不止一次说过：“哈工大的学生在外面从来没有给母校丢过脸。中国载人航天工程5个总指挥，3个是哈工大的，总指挥李继耐、副总指挥胡世祥和我。我为哈工大骄傲。”

　　2005年1月，栾恩杰回到哈工大开会。他仔细到哈工大的各个实验室走了走，每到一个地方都要详细地了解实验进展。当时在场的老师纷纷感叹：栾恩杰的提问非常专业，他是怎样把政府官员、航天工程的管理者和科学家这三种身份集于一身的呢？

　　栾恩杰后来的话解答了这个问题：“世界上任何重大的工程，管理者都是既懂技术又懂管理。科学的发展已经使得一个不懂技术只懂管理的人面对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时无从下手。”

　　栾恩杰在哈工大念书的时候正是我国遇到经济困难，吃不饱饭的时期。但哈工大扎扎实实搞学问、踏踏实实搞研究、认认真真搞学习的校风，却依然深深影响了这个年轻的学子，让他在最困难的日子里，依然能埋头学习工作，树立了做科研最需要的严谨作风。哈工大的日子让栾恩杰感激终生：“按照哈工大规格严格、功夫到家的要求做，你一定会取得成果，一定会成功。功夫到家了，它绝不会辜负你。”

　　每次到试验场都落泪

　　因为担任了国家航天局的局长这个重要的职务，每一次发射，甚至每一次航天员的训练，都牵动着栾恩杰的心。

　　长期从事航天工作，栾恩杰对这项事业有着清晰的认识：“航天是个风险性极大的事业。我已经不知道去过多少次试验场了，每次去几乎没有不落泪的时候，成功了高兴得落泪，失败了痛苦得落泪。”

　　用栾恩杰的话说，搞航天的人总是透着一种紧张，既因为繁重工作的压力，同样也因为他们所肩负的使命的重大。栾恩杰坦陈：任何一项工程的可靠性都不可能是百分之百，像美国的航天水平是一流的，但航天飞机还会连续出事，也正因为此，中国航天人正在以全部努力希望尽可能提高工程的可靠：“我这30多年看得多了，发动机出过事、控制系统出过事、计算机出过事、弹头出过事、地面设备出过事，几乎没有没出过事的地方。所以我每次到试验场鼓掌都是胆突突的，但我还是要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