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网11月3日消息：台湾《联合报》文章指出，马英九特别费案，检察官侦讯笔录频生争议，检察体系内部虽有检讨声音，公开言论却只有表态挺到底，不见反省改进，想建立检察公信力，只怕难上加难。

　　文章说，目前“刑事诉讼法”对于检察官的侦讯笔录，除非有显不可信的情形，否则均视为有证据能力。这是因为相信检察官所作所为应具有一定公信力，不会任意栽赃、侵害人权。但是在马英九特别费案当中，证人吴丽洳的侦讯笔录引发质疑，一审法院更直指检方“断章取义”。面对外界排山倒海的抨击，承办检察官反而质疑律师译文刻意疏漏，坚持笔录没问题，看不到丝毫的反省。

　　更令人遗憾的是，即使检察体系内部不乏要求检讨的声音，本案的证人笔录也确有争议，但“检察官改革协会”却在网站上表态力挺承办检察官。民众不禁会有个问号：遇到政治敏感案件，“人权口号”难道只能靠边站？检察官担任公诉人 ，对于被告有利、不利，应一并考虑；如果检察官办案诱导讯问，扭曲笔录甚至入人于罪，这种“司法”还能够让民众期待吗？

　　在马案的争议笔录中，检察官先质疑会计人员未照规定行事，再强调相信不是会计人员的错，自问自答“首长应该有因公支出的事实后，再请领特别费”；这种问法，让证人为自保，自然说出检察官想要的答案。

　　文章指出，检方侦办犯罪，搜证必须从无到有，侦讯要靠技巧，才能发掘真相，将被告绳之以法。但如果引发类似争议的侦讯及制作笔录的模式，是检察官问案的常态，这与刑求逼供何异？我们不禁要问：如果检察官认为这样的讯问和制作笔录，没有值得检讨之处，社会大众真该好好思考，检察官在维系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上，究竟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