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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世达赖喇嘛的故乡
人们把这条山沟叫做祁家川。七百多年来，众多民族在这一带往来迁徙，结果使这里渐渐成为多民族混居的地区。自从１６４４年清王朝统治以来，回族人成了这条山沟的主要居民。只有祁家川的地名还能使人想起这里的早期居民藏族祁家部落。第十四世达赖喇嘛拉木登珠就出生在祁家川的当采村。
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全家人移居拉萨并成为西藏一个显赫的家族以后，他的家族拆掉了原来的小房子，盖起了这所当地风格的建筑。１９５６年以后，这里的前院成了一个小学，叫当采小学。
１９４０年，距离祁家川近二千公里的西藏地方政权认定当采村的藏族农民祁却才仁和妻子德吉才仁五岁的儿子拉木登珠为第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以后，使很多人以为这里仍是传统的藏族居民区。但是这里的藏族居民。除了保持原来的宗教信仰外，已经很难看出他们和当地其他民族有什么不同了。
本世纪三十年代，西藏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已经存在数百年了。僧侣官吏集团在这里占有绝对和至高无上的地位。一切新想法和做法都被当成宗教的异端和对政教合一制度的威胁与挑战而被抵制禁止和取缔。除了上层内部的权力争斗引起的社会动荡外，这里似乎很平静。社会中的大事是各种宗教活动，最大的事莫过于最高统治者达赖喇嘛的生命变化。１９３３年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的圆寂一度打破了这种表面的平静。
达赖喇嘛是一个蒙古语和藏语合并的词汇，意思是“大海一样的上师”。最初，这是１５７８年蒙古土默特部首领俺答汗赠给藏传佛教格鲁派高僧索南嘉措的尊号。由于格鲁派实行活佛转世制度，这一尊号世世相袭直至现在的第十四世达赖喇嘛。
十七世纪中叶，第五世达赖喇嘛依靠蒙古骑兵建立了格鲁派政权，清王朝也逐渐加强了对西藏的统治。１６５３年，五世达赖喇嘛到北京晋见了清朝顺治皇帝，并得到了一个确认他的政治宗教地位的正式册封以后，达赖喇嘛开始了对西藏近三百年的统治。
１９３３年，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第十四世达赖喇嘛的时代即将开始。
藏传佛教有其神秘性，活佛转世尤其神秘，活佛转世灵童的确定都是从一套神秘而复杂的宗教仪式开始的。
寻访转世灵童的人常常装扮成游方僧、香客、商旅甚至乞丐。一旦发现了与预言相似的情况，就上前去看个仔细，打听孩子是不是在前世达赖喇嘛圆寂时出生的，有没有灵异的地方。然后用前世达赖喇嘛用过的物品和一些相似的东西来考验孩子，如果通过了这个测验，寻访人员就认为找到了灵童候选人。
候选灵童到宗教领袖之路
这个清王朝对西藏地方实施行政管理的纲领性文件，在第一条中规定：今后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以及各大呼图克图转世灵童的选认，必须在大昭寺最珍贵的释迦牟尼佛像前，由中央政府委派官员主持金瓶掣签，杜绝私授妄指。
寻访灵童的人在青海找到拉木登珠的时候，青海省政府主席是回族军阀马步芳。马步芳认为拉木登珠是他管辖的属民，寻访队不能随便从青海带走他。直到西藏嘎厦政府请中央政府协调并私下给了这个军阀四十万元银币的赎身钱之后，拉木登珠才在马步芳军队的护送下踏上去拉萨的行程。
于是这位观世音菩萨化身所领导的西藏佛教膨胀起来。按照当时的规定，一家人如果有三个男孩，老三就必须出家，如果是两个男孩。老二也应进入寺庙。据统计，１９５９年以前的西藏，一百万藏族人中僧侣多达十二万，占总人口的八分之一。佛经中说，出家人受供养，当然人们就要供给僧侣的衣食，让他们念经修法，参与大小法会。而达赖喇嘛控制下的政教合一政府，收入的主要部分是用作各种宗教活动的开销。
一般地说，西藏的政教事务，常常由达赖身边的僧人侍从或新达赖成年亲政前的摄政经师等僧人所把持，但不管是谁执政，都满足了上层僧侣们的权势欲望。
１９３９年１０月，拉木登珠坐在象征达赖地位的黄轿子里进入拉萨。在摄政热振活佛的操纵下，似乎这个５岁的男孩已经就是新的达赖喇嘛了。
在此之前，西藏噶厦政府已经电告民国中央政府，并请中央政府派大员进藏主持新达赖喇嘛的坐床典礼。１９３９年１２月，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抵达拉萨，受到隆重欢迎。这个孩子是拉木登珠的二哥嘉乐顿珠。
由于热振活佛在吴忠信抵达拉萨前已经认定转世灵童并赐法名，已不存在金瓶掣签认定，所以决定由热振活佛具文呈报，请求对灵童特准免于掣签。
吴忠信到达赖喇嘛夏宫验看灵童，认为所述灵异各节，均属确实。
１９４９年２月５日，中央政府对摄政热振活佛的请求给予批复，免于对灵童掣签，特准继位为第十四世达赖喇嘛。
于是噶厦政府决定２月２２日在布达拉宫东大殿举行第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坐床典礼。
在一个中世纪状态等级森严的社会，仪式典礼上座位的高低朝向都是地位和权力的象征。
坐床典礼结束了，灵童拉木登珠变成了达赖喇嘛丹增嘉措。从此，这个农家孩子就成为政教合一社会最高、最神秘的代表人物，他被这群全力维护政教合一制度的老人们包围起来。
幸运地成长
当一个人成为了封建农奴制度的总代表，当然也就要享受这个制度给他带来的一切好处。为了使达赖喇嘛和既得利益者们保持一致，噶厦政府封给他的家人好几个庄园，让他的家族成为贵族。对于他个人，在各方面都享受一个中世纪式的至高无上人物的最周到的服务。
而在当时的西藏，绝大多数的孩子们既不能天天吃到酸奶，也没有受教育的权力。他们仅仅作为农奴或奴隶的后代降生人间，长成小农奴或小奴隶。伴随着他们成长的是饥饿、寒冷、恐惧和空幻的宗教虔诚，由于生存环境的恶劣，很多孩子没有成年就因为饥饿、疾病或是意外事故而夭亡。父母们由于要应付繁重的劳役而无暇照顾孩子，以至发生过婴儿被乌鸦啄瞎了眼睛的事例。
假如他们幸运地长大，就必须要开始劳作。营养不良的孩子们很难承受那种繁重的劳役。不仅如此，认为他们懒惰的领主催促他们劳动的手段是棍棒石头。色新村是距离拉萨７２公里的一个漂亮的村庄，原来是达赖喇嘛家族的庄园。现在这里的孩子们轻松而且愉快，然而一些老年人还保留着童年恐怖的记忆。几十年前，色新村的一部分农奴因为痛苦不堪发生了集体逃亡。当时还是少年的卓玛玉珍和他的弟弟群培也加入了这个行动。
在当时的西藏，显然存在着两个不同的世界。处于领主地位的人们对另一个世界漠不关心，好像那些人根本不存在。他们沉浸在自己相当幸福的感觉之中。这种巨大的差异是农奴制度和极端落后的生产能力造成的。维护这种制度的三大领主应该对这种不幸负责。
西方人对西藏的兴趣很早就有了，只是到了近一百年，他们的目的不再仅仅是去开辟新的教区了。帝国主义的英国曾是那一时代最强大的国家。英国在殖民地印度的统治者有一项极为明确、坚定的政策，它的主要目的是使英属印度边界在任何时候都不受威胁。基于这样的原则，就要在印度周边组成一个受英国支配、控制的缓冲区。因此，位于印度东北边界的西藏必须是独立的，对英属印度是友好的和受英国政府控制的。
为了打开西藏地方政权对英国关闭的大门，１９０４年，荣赫鹏上校带领一支远征军翻过乃堆拉山口开始了对西藏的入侵。侵略者经亚东、江孜最后直到拉萨。
最初就在这片地方，江孜南面的堆纳，入侵遇到了西藏人与中国官员和平的劝说及阻拦。然而结果是先进武器对和平的主人的一场屠杀。
愤怒的西藏人决心抵抗。他们利用江孜宗山上的城堡与侵略者大打了一场，然而不幸失败了。
当时风雨飘摇的清朝中央政府和媚外的驻藏大臣有泰不给予西藏地方任何援助，十三世达赖喇嘛只能逃离西藏。
英帝国主义的势力进入西藏后，在西藏寻找代理人，并且通过他们进行分裂活动。
一些西藏的上层统治者也开始积极靠拢英印势力，他们向英国派出留学生并且在江孜开办了一所英文学校。但是后来的噶厦政权惩罚了这些人。代表人物龙厦被挖掉了双眼，最终死在监狱里。
倾心和遵从中央政府的热振活佛在１９３４年成为摄政。正是热振活佛主持了寻访已故的达赖喇嘛灵童的工作。然而他的政敌利用他的弱点逼他下台，先是请新达赖喇嘛丹增嘉措批准由老谋深算的达扎?阿旺松绕接替热振活佛的经师和摄政职位；然后以热振请中央政府帮他复位的罪名逮捕了他。英印政府在拉萨的商务代表英国人黎吉生在背后策划挑拨。
热振活佛被囚禁并不明不白地死在这个地方。从此，贪恋权势，想靠英美势力谋求独立的达扎，牢牢地掌握了西藏的政教大权。作为达赖的经师，他的思想也深深的影响了丹增嘉措。
１９４６年，刚刚取得抗战胜利的中华民国在南京召开制宪国民代表大会。中央政府向西藏地方发出了邀请。噶厦和官员大会决定组团参加。在西方的很多文件中称这个代表团是为了祝贺同盟国的战争胜利而去南京的。这个代表团的成员强欧巴先生在拉萨讲了代表团的真正目的。
虽然美英势力的阴影笼罩在西藏，但亲英的达扎-阿旺松绕也不能公开否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
１９４９年，大部分中国都沉浸在获得解放的欢乐之中。中国人民十分兴奋地开始了新生活，进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
驻锡在青海塔尔寺的第十世班禅喇嘛认为西藏不该是个例外，他恳请人民解放军进藏去驱逐外国势力。
然而，派到国外的那些代表团所发出的请求，没有得到任何一个国家的响应，甚至连他们的旅行证件也得不到承认。
于是西藏噶厦政府调集了当时９０％的藏军，前往西藏东部，部署在金沙江沿岸，以图阻挡人民解放军。
与此同时，一部分人民解放军根据中央人民政府的命令，开始向西藏前进。
此时的英国早已没了日不落帝国的气派。经过二战，英国元气大伤。战后的各个殖民地纷纷要求独立。英国政府要插手西藏事务，显然还要通过刚刚获得独立的印度共和国。疲惫的英国已无力干涉这么遥远的地方政治事务了。但在口头上仍然表示支持西藏的“独立”，政策的主要原则仍是依据１９１４年的中国政府从未承认过的《西姆拉条约》。英国外交部在１９５０年致其驻印度高级专员的一封电报清楚地陈述了这种态度和立场。
结果藏军彻底失败。
这是被俘的帮助藏军作战的英国人福特和他的电台。
１９５０年１０月底的拉萨，已是混乱一片了。昌都战役藏军的失利，给上层人物们带来了极大的震动，于是很多官员主张结束达扎的摄政。由于丹增嘉措尚未到亲政的年龄，于是提前亲政的事必须请护法降神给予“神断”。
神的指示是让１６岁的达赖喇嘛丹增嘉措亲政。从此，达赖喇嘛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
做了这个决定之后，年轻的达赖喇嘛立刻悄悄地动身，前往边境口岸亚东，并带走了噶厦政府的大量钱财。
此时达赖喇嘛摇摆不定，他最关心的是自己的生命、地位和权力。
亚东是喜马拉亚山谷中的一个小镇，翻过一个山口就到了国外，进出很方便，在政治上举棋不定的达赖喇嘛愿意处于这样的位置。
而此时，地球另一边的美国以强烈反共作为自己的第一要务，它首先在朝鲜半岛开始了一场遏制共产主义的战争，同时对西藏开始积极关心。虽然杜鲁门政府官员们知道不能马上改变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地位，但他们还是敦促美国政府为西藏将来脱离中国中央人民政府立即行动，打好基础。
美国国务院１９５０年１２月３０日向英国驻美大使提交了一份备忘录，明确地表达了杜鲁门政府对西藏地位政策的转变。备忘录说：“美国牢记中国关于对西藏享有主权的主张，美国政府对这一主张从未提出过怀疑。”但是又说：“进而还认为，如果得到适当发展，还可以考虑承认西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昌都总管阿沛-阿旺晋美噶伦被达赖喇嘛指定为首席全权代表，其他四位代表是凯墨-索安旺堆、土登旦达、土登列门和桑颇-丹增顿珠。
谈判双方都拿出了自己的草案，在诸如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和人民解放军进藏，西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西藏的政治制度和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的固有地位和职权不变，确保宗教信仰自由等条款上双方经过反复协商，达成了一致协议。
１７条协议的签订使中国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之间的诸多问题都得到了解决。西藏的地位明确而且稳定了，这使急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制造麻烦的杜鲁门政府十分担忧。１９５１年三月底至八月，美国驻印度大使韩德逊给达赖喇嘛至少捎去了三封信和更多的口信，劝说达赖喇嘛否认十七条协议并流亡国外，组织抵抗运动，美国政府愿意为此提供经济支持甚至军事援助。为了防止信件落入他人手中而对美国不利，信件既无日期、发信地点，也没有签名。而一位英国记者确信他已经看见了美国的军用物资运进了西藏。
这座修建在亚东山沟里一个小山包上的寺庙是当时达赖喇嘛的驻锡地，也是僧侣官员们争论达赖喇嘛到底是该避居国外还是该返回拉萨的会议场所。大多数官员不愿意到国外去，也不相信外国的援助。一位高级僧侣甚至说：“我在外国生活过，深知住在国外而又没人愿意帮助你是多么艰难。”美国人的那些信也没有使当时的达赖喇嘛动摇。他决定返回拉萨并指示札萨雪康的儿子到噶伦堡去迎接即将到来的中央代表张经武先生。张经武先生此时正经过印度准备到亚东会见达赖喇嘛。
如今，东噶寺的僧人们都乐于带人去那间重要的房间参观，达赖喇嘛第一次在这里见到中央代表。
８月份，达赖喇嘛回到拉萨。拉萨又恢复了平静。然而官员们正在对十七条协议激烈辩论，绝大多数官员和达赖喇嘛认为１７条协议保证了他们的地位不变，可以接受。
１０月２９日，达赖喇嘛正式致电毛泽东主席，表示拥护这项协议。电报说，西藏地方政府及藏族僧俗人民一致拥护，并在毛主席及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巩固国防，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保护祖国领土主权的统一。
人民解放军的到来，打破了西藏社会的凝滞气氛。多年羁留在祖国内地的班禅喇嘛回到了西藏，与达赖喇嘛握手言欢。
人们欣喜地看着五星红旗在雪域高原的上空飘扬。
根据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当时对西藏实行的封建农奴制度并没有作任何改变，这是一种中世纪的政教合一的社会制度，生产工具和生产方式原始落后。劳动效率极低，生产效益也极低。在自然条件中等的拉萨河谷，青稞的产量仅是种子的八到十倍。这种情况下，把土地和劳动力高度集中起来的庄园经济更便于统治阶层聚敛财富。所以在噶厦政权能够管辖到的地方，几乎所有的土地都属于庄园，庄园分属于寺庙、世俗贵族或噶厦政府。西藏传统的说法叫三大领主。绝大多数的民众都被纳入庄园制度中，成为农奴，进行集约劳动。
这些农奴没有任何权利，不得擅自离开庄园。一切都要老爷恩准才行。甚至结婚也要征得领主同意。如果分属于不同领主的两个农奴结了婚，所生的男孩归父亲的领主，女孩要归母亲的领主。此外，农奴们还必须向主人和所有过路的政府官员服徭役并提供他们要的一切。由于生产力低下，三大领主要满足奢华的生活需求，就必须加重税赋。农奴们必须把大部分农产品交给主人，留下的很难养活自己和家人。１９４０年对西藏东部的一次调查发现，３８％的家庭没有茶喝，５１％的家庭吃不起酥油。这些东西本该是藏族人最基本的食物。
而高级僧侣和贵族官员们坐在树林中的帐蓬下，欣赏传统的歌舞表演，不少贵族自己也能表演一些典雅又复杂的乐曲和歌舞。文化掌握在僧侣和贵族手中，官员也只能由僧侣和贵族担任。
贵族们在乡下的庄园里都有舒适的藏式别墅。但他们很少来住，老爷们一般携带妻儿在拉萨做官和享受。
在庄园替老爷们管理农奴的是代理人，或叫管家。管家不仅要监督农奴们的工作，更为重要的是充任基层官员征收税赋。为了使自己能中饱私囊，又能让城里的老爷太太们满意，代理人常常私自加大地租和税额。完全不懂计算的农奴们自然也不知道残酷的盘剥为什么又加重了一层。庄园里的管家就是地方官吏，农奴们无权对他们提出质疑。
由管家差遣、直接为领主服务的是家养奴隶，叫朗生。朗生不算人，只被当做一种会说话的家畜。他们为领主磨糌粑、捻毛线、织藏式呢子，做靴子，放羊、背水。朗生的身份是世袭的，朗生的后代还是朗生。他们的一切包括生命由主人处置，政府不会过问。很多农奴对那个制度记忆犹新。
政教合一时代的西藏嘎厦政府使用法律的随意性很大，惯用混杂的习惯法，这包括佛教的教规戒律、古代法典以及三大领主自定的惯例。
在作为法律基础的旧西藏各种法典中，人被分为三级九等。法典的“杀人命价律”中写着上上等人无价，而下下等的妇女屠夫赔偿命价是一根草绳。在实际生活中私刑普遍存在。
在布达拉宫的下面还有旧西藏政府的监狱。而最令人毛骨悚然的是拉萨市内的朗仔厦监狱。这里的景象使人想起欧洲宗教裁判所或者伦敦塔、巴士底狱一类的词汇。这是一个锁住四个犯人腿脚的木枷，他们只能躺在潮湿的地上。
西藏档案馆里保存的文书、档案。可以帮助我们了解那个社会。
旧西藏的惩罚非常残酷。官员们常用的手段有断肢、割断手腕、脚筋、挖眼、割舌等等。西藏监狱不供应伙食，而是让犯人带着镣铐沿街乞讨。这些情形曾经被世界各国的目击者证实。
当然，看到这种情况的中央政府官员希望改变这种不合理的制度，但是根据十七条协议，他们只能等候达赖喇嘛领导的西藏地方政府自动进行改革。然而和平解放毕竟给五十年代的西藏增添了很多新的气象。
一些拉萨上层的男女青年们组织了爱国青年文化联谊会和爱国妇女联谊会，学习和宣传十七条协议。拉萨修建了新的电站，开办了第一所小学。国家开办了新商店，藏族人民生活所必须的盐、茶和棉布绸缎的价格大幅度降低。人民解放军为了减轻西藏人民的负担，也为了提高西藏的生产技术，开荒办起了示范农场，招收穷苦的流浪乞丐，教给他们新的劳动技能。五十年代初，西藏有各种新鲜的事物不断出现，给人们带来希望和喜悦。
人们喜悦的高潮无疑是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１９５４年到北京去参加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众多的工匠为他们赶制精美的礼物。成千上万的人到拉萨河边欢送达赖启程到北京。
达赖喇嘛第一次在西藏的公路上坐上了汽车旅行。
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在乘坐了飞机和火车之后，终于到达了北京。他们在车站上受到了规格很高、隆重热烈的欢迎。
在中南海，达赖喇嘛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主席，他向毛主席献了哈达和一个刻有铭文的金法轮。铭文写着：１９５４年，我－－达赖喇嘛担任代表出席我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时，谨以西藏政教礼俗向我国各民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恭献千幅金轮，籍表无上颂祷。
此后在北京期间，达赖喇嘛又多次和毛主席见面，亲切交换意见，他们像是很亲密的老朋友。
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分别发言，达赖喇嘛讲述了西藏工作情况，显得热情洋溢。
达赖喇嘛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副委员长，班禅喇嘛当选了政协全国委员会的副主席。这是历史上西藏地方政权的执政者在中央政府中担任的最高职务。达赖喇嘛欣然接受了这个结果。
在结束了这次令人兴奋的会议之后，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又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在全国各地参观，内地的确比西藏富裕、先进。爱好机械的年轻达赖喇嘛多次表示，要把西藏建设成象祖国内地一样富裕而先进的地方。
１９５５年，为了表达他的心情达赖喇嘛回到拉萨写了一首《毛主席颂》，在这篇赞文中他把毛泽东主席比做太阳，保护藏族人民的慈母，战胜帝国主义的大鹏，称颂毛主席解放了枷锁，指示了和平的道路，祝愿伟大的领袖象世界的火炬永放光芒。
１９５６年，陈毅元帅率领中央代表团抵达拉萨，参加即将召开的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大会。陈毅元帅对达赖喇嘛和筹委会的工作很满意。在成立大会期间，热情高涨的各界人士认真地讨论，推选达赖喇嘛担任筹备委员会的主任委员，班禅喇嘛担任第一副主任委员。
西藏僧侣人民怀着热切的期望，等待着达赖喇嘛更好地和中央人民政府合作，把他们带进一个繁荣昌盛的新西藏。
年轻的达赖喇嘛积极热情地投入筹委会的工作，他经常主持会议，发表讲话，相当活跃。
一切似乎都是从此开始变化的，１９５６年冬天，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应邀到印度参加释迦牟尼涅２５００年的纪念活动，而这里有一些主张独立的西藏前官员们。达赖喇嘛的两个哥哥也在这里，从一开始他们就包围了达赖喇嘛，不断劝说他留在印度。
达赖喇嘛又开始动摇了，有了不回西藏的打算。当时正在印度访问的中国总理周恩来和他谈了话。又同他的随行官员中的负责人都分别见了面。
达赖喇嘛又一次决定返回拉萨，但是他很犹豫，花了很长时间才从印度走回拉萨。
中国中央人民政府对西藏社会制度的改革是十分慎重的。然而，中国其他省份藏区的人民迫不及待地要求对旧有的政治制度进行改革。他们一起控诉旧制度对他们的压迫和伤害，兴高采烈地烧掉了纪录他们所欠债务的账本。受到了冲击的大小领主们一部分跑到拉萨去寻求达赖喇嘛的庇护和支持。一部分在当地策划煽动武装叛乱。
宣布“西藏独立”
此时的美国开始直接插手西藏事务。１９５４年，美国中央情报局就开始在藏族人中召募特工人员，并在台湾训练，让他们回到西藏，在那里制造恐怖和麻烦。这些特务的具体组织者是达赖喇嘛的两个哥哥，晋美土登诺布和嘉乐顿珠。晋美土登诺布本人也接受了这种训练。后来美国又在科罗拉多州分批训练了１７０人的“康巴游击队”。
美国人通过边境偷运或空投武器给这些回到西藏的特工人员，让他们马上就干。
很快这些人就开始在西藏发挥作用，除了他们自己去袭击中央派驻当地的机关和部队之外，还成立了叛乱组织“四水六岗”和叛乱武装“卫教军”，并煽动人们和他们一起干。
募集资金捐献金宝座的是一个叫“四水六岗”的政治军事组织，主要以从四川省藏区逃亡出来的叛乱分子组成，他们借在街头公开募捐扩大影响，并把做金宝座多余的钱充为叛乱经费。
叛乱分子在达赖喇嘛的默许下公开地进行煽动和袭击活动。一个自称是“人民议会”的组织甚至在拉萨张贴了征兵令。
大批西藏中上层开明的人士避入了人民解放军控制的机关，大多数拉萨居民关门闭户，以躲避危险。这时的拉萨很象一座空城。
正式叛乱的导火索是因为达赖喇嘛提出观看演出的事情引起的。１９５９年２月，达赖喇嘛提出要去西藏军区俱乐部观看军区文工团的新节目。军区领导人表示欢迎并请他确定演出时间、地点。３月８日，达赖喇嘛确定３月１０日下午到西藏军区礼堂看演出。但是，３月９日晚，当时的拉萨市长却煽动市民说：去军区看戏是汉人准备把达赖喇嘛劫往北京，要每户市民都必须派人到达赖喇嘛驻地，罗布林卡去保卫达赖喇嘛，阻止他去看戏。
３月１０日晨，叛乱分子数千人武装包围了拉萨市，并打死打伤一些开明的西藏人士，叛乱头目公开宣布“西藏独立”，发动了武装叛乱。
由于人民解放军不想挑起冲突，一直采取了忍让的态度，以至于叛乱分子常组织在解放军兵营门前的武装游行。他们以保护达赖喇嘛的名义在罗布林卡周围修了工事，并把罗布林卡变成了叛乱的大本营和指挥中心。
１９５９年３月１０日，局势极其严峻。
１９５９年３月１０日至１６日，达赖喇嘛给西藏工委和西藏军区领导人写了三封信。他说他受到了叛乱分子的包围，很难自主自己的行动。
然而，３月１６日他却为是否逃走打了卦，神断指示说：“快走、今晚”。
于是３月１７日零点，他化装成一名普通的武装叛乱分子，同一些叛乱头目一起从这个门、这个叫做纳马岗的渡口逃离拉萨，前往叛乱武装的根据地山南地区。
达赖出走后，叛乱分子调集约七千人于３月２０日凌晨向在拉萨的党政军机关发动全面进攻。人民解放军在藏族爱国僧俗支持下，仅用两天时间就平息了拉萨地区的叛乱。３月２６日，达赖喇嘛及其追随者就在这个寺庙宣布“西藏独立”，成立了“西藏临时政府”。之后，他们逃往印度。
１９５１年９月，在韩德逊大使唯一的署名信件中说：“至尊当然会理解，美国向您提供上述援助和支持的打算的前提是您离开西藏，公开否认西藏代表和中共代表缔结的《协议》，并且依然愿意在反对共产党的方面予以合作。”
韩德逊的期盼实现了。
１９５９年叛乱平息后，百万农奴和奴隶不再作为以达赖为首的封建农奴主的个人财产，不再被农奴主强迫劳动，他们从此获得人生自由。
１９９７年的藏历新年，曾是达赖家族庄园的隆子县加玉乡，过去的农奴和他们的后代们，捧着象征丰收的琪玛和美酒，互祝吉祥如意。曾经被他们崇敬过的达赖喇嘛及其家族赐给他们的只是无边无涯的苦难，人民政府领导他们取得了民主、自由和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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