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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春东渡:中国领导人访日路线图变迁
2008年5月12日 14:37
来源:瞭望东方周刊 作者:加藤隆则 黄琳 舒泰峰 赵春丽 选稿:张海盈
  中国领导人访日路线图变迁

  30年前邓小平访日时说,首先承认我们落后,老老实实承认落后就有希望。再就是学习。这次到日本来就是要向日本请教学习

  时隔十年,中国国家主席终于再一次踏上日本的土地。

  这是一次“暖春之旅”。这次访问起点是日本,终点也是日本,而且历时五天之久,这是多年来中国高层外访所少见的——一般而言,我国国家元首的每次出访,目的国都在两个以上。

  访问从5月6日开始。当地时间13时45分,胡锦涛主席乘坐的专机抵达东京羽田机场。日方以21响礼炮的最高规格迎接贵客的到来。

  未及多作休整,当天下午,胡锦涛就在下榻饭店接见了两批日本友人。“中日关系处于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胡锦涛说。

  一句“新的历史起点”,意味深长。自田中角荣冒着
被极右翼暗杀危险,毅然访华,推动中日邦交正常化算起,至此已36年。自1978年时任副总理的邓小平访日,签署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以来,至此正好30年。

  30多年间,中日经历过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的“蜜月”期,经历过80年代末之后的曲折,经历过小泉当政时的高层互不往来,经历过“破冰”、“融冰”、“迎春”,终于抵达“暖春”季节。

  回首来时路,各自更有一番感慨。走过80年代的辉煌顶峰,日本在90年代遭遇“失去的十年”,直至近年才重获生气;而中国在30年中一路高歌猛进,当年的“穷邻居”正在向经济的新高峰逼近。

  中国30年发展之经验,其荦荦大端无非四字——“改革开放”。殊不知,日本,其实是中国改革开放一个巧妙的叙述起点。

  学习节能背后的现代化经验

  胡锦涛的访日行程单里内容丰富。6日晚,出席福田首相的非正式晚宴,宴会地点是松本楼——一个凝聚着中日友谊的地方,孙中山夫妇在日本避难时经常造访之地,至今还保留着宋庆龄弹过的钢琴。

  7日,会晤日本天皇,与福田首相会谈,中日第四份政治文件诞生。在这份名为《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中,双方确认,两国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中方表示重视日本在联合国的地位和作用,愿意看到日本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建设性作用。

  8日,与日本几位前首相和参众两院议长会谈。当天下午,在早稻田大学演讲,并与日中青少年交流。

  “历史是最富哲理的教科书。我们强调牢记历史并不是要延续仇恨,而是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珍爱和平、维护和平,让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让各国人民永享太平。”在演讲中,胡锦涛说。

  接下来的两天,前往横滨,参观中华街。赶往大阪,会见关西经济界人士。参观奈良法隆寺、招提寺,参观松下电器,然后从大阪启程回国。

  “胡主席最多的一天是14项活动,每项都很正式,强度非常大。这些日程,可以说是面面俱到——政治、经济、文化、青少年的都有,华人华侨也没忘。”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问题专家高洪对《望东方周刊》记者说。

  为什么要这样?高洪说,在跨千年的十年里,中日两国关系经历了“大落大起”,胡主席此次访问的目的就是要全面谋划未来两国关系的蓝图。

  除常规的政治性会谈外,胡锦涛此访有几项内容令人充满期待。一是两国领导人和运动员切磋乒乓球艺,这让人想起1971年发生在日本的“小球带动大球”的中美乒乓外交。

  “非常短暂的访问中有这样的安排,必会激起访问国民众的好感。”中国外交部原副部长徐敦信对本刊记者说。

  如果说出席中日青少年友好交流年日方开幕式彰显了“面向未来”之意,那么考察日本的节能环保项目则与中国的现代化之路紧密契合。此次环境保护部部长周生贤也出现在了访问团队当中。

  日本的节能技术在全球独占鳌头,其创造1美元国内生产总值所消耗的能源只有美国的37%,是发达国家中最少的。而日本的太阳能发电、利用间伐木材制造生物乙醇等新能源技术也都居世界最高水平。

  节能环保成为扩大中日共同利益的一个新的增长点,而这正符合中国由单纯追求GDP到科学发展的现代化思路转轨。

  事实上,考察日本的现代化经验,是中国领导人历次访日的必有项目,它与推动中日双边关系的发展一起,成为历次访问的亮点。

  回溯历史,这样的轨迹清晰可见。

  “邓旋风”

  1978年10月22日,离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还有57天,邓小平应邀访问日本。这是自中日复交以来中国国家主要领导人对日本的首次访问。

  为确保安全,日本政府动用了数十万警力。据当时陪同访问的外交部长黄华回忆,在邓小平车队经过的街道两旁,每隔25米即布一名警察,面朝外,不论对着的是空地、建筑物或是山岩。空中则有直升机不断巡逻。

  今年74岁的外交部前副部长、前驻日大使徐敦信当时也参加了这次出访。他告诉《望东方周刊》记者,邓小平此次访日有两大任务,“第一件是大家都知道的,出席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的互换仪式。”

  之前的8月12日晚,在北京,中日之间草签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条约以法律的形式正式肯定了1972年中日恢复邦交的联合声明,成为指导中日关系的第二份政治文件。

  “条约跟其他文件不一样,它是国家之间法律性质的具有约束性的文件,要经过人大批准,批准了以后双方要交换批准书,条约才能正式生效。”徐敦信说。

  交换仪式在10月23日上午顺利完成。此后的一周,邓小平在日本掀起了一阵“邓旋风”。他拜会了天皇,与日本首相福田赳夫——现任首相福田康夫之父进行会谈,拜访参众两院议长,接见六大在野党领导人,会见为中日友好作出贡献的日本友人……

  25日下午,邓小平在东京出席了日本广播俱乐部联合举办的记者招待会。有日本记者提出钓鱼岛的问题,邓小平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和日本有争议,钓鱼岛,日本叫尖阁列岛,你看名字就不同嘛!这个问题可以先放一下。也许下一代比我们聪明些,会找到实际解决问题的办法。”

  刘文玉,当年新华社东京分社的记者,这次记者招待会他也在场。“现在想起来如在眼前”,他对本刊记者说,“邓小平的机智、幽默和胆略使在场的人无不折服。”

  “我懂了什么是现代化”

  政治性活动之外,邓小平还走访了日本的钢铁厂、汽车厂、电器厂等大企业。26日,新日本钢铁公司董事长稻山嘉宽陪同邓小平一行,从东京的海湾码头登上高速气垫船,用45分钟抵达位于千叶县的君津钢铁厂东轮渡码头。

  当时引进君津钢铁厂技术和经验的上海宝山钢铁厂正在建设,数百名中国管理和技术人员在这里实习。邓小平要求君津钢铁厂一定要把先进的管理经验介绍给正在这里和即将来这里实习的中国工人,使他们完全能掌握。

  同一天,邓小平乘坐新干线列车“闪光81号”赴京都访问。在飞速行驶的列车上,陪同人员问邓小平的感受,他爽快地回答:“真像飞一样。速度快,蛮舒服。看来干什么都要有速度哟!

  在京都,邓小平参观了位于京都西郊的岚山以及“京都御要所”、“二条城”等著名古迹。

  28日,邓小平一行从京都乘坐特快电车来到古都奈良参观访问。同一天,他还走进了位于日本第二大城市大阪的松下电器茨木工厂。

  邓小平走进生产车间,参观了电视机组装生产线。离开车间后,邓小平应邀来到一间展览室,这里展示了高速传真机、录像机、微波炉等产品。讲解人员把一盘烧卖用微波炉加热后,请邓小平观看,邓小平拿起一个烧卖看了一下放进嘴里,边吃边说:味道不错。松下职员后来说,这一幕事先谁都没有想到,在场的人们大吃一惊。

  邓小平一路参观,一路体会,一路思考。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傅梦孜至今还记得邓小平乘坐新干线时的表情,“那种思考所流露的表情可以触动任何人。”

  在日产汽车公司的座间工厂,当了解到该工厂月生产汽车44000辆,是当时中国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月产量的99倍时,他感慨地说:“我懂得了什么是现代化。”

  “这就是邓小平访日的第二大任务。”徐敦信说,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早就酝酿着中国今后向哪走去的问题,他是利用这样一次访问的机会考察日本、了解日本,希望从日本战后发展的经验教训当中能够有所借鉴、有所吸取。

  在访问期间,邓小平在回答中国现代化问题时曾坦率地说:“首先承认我们落后,老老实实承认落后就有希望。再就是学习。这次到日本来就是要向日本请教学习……”

  邓小平访日归来不久就派了代表团去日本考察。“我称之为‘蹲点考察’——带着题目一家一家座谈、考察、研究,不是走马观花,而是蹲到那个地方,不摸清楚不回来。”徐敦信说。

  邓小平在新干线上和日产的谈话,被海外媒体解读为“下定了改革开放的决心”。徐敦信认为,邓小平早已决心改革开放,但日本之行确实给了他一定的触动。

  历史主题浓重

  一晃20年过去。1998年11月25日,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访问日本。这是中国国家主席首次访日。

  此时的中国刚刚遭遇了一场世纪洪水,灾区百废待兴。徐敦信说,去不去访问,当时征求了包括他在内许多人的意见,最后考虑到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20周年还是决定去。

  日本是江泽民此次出访的第二站,第一站是俄罗斯。25日从新西伯利亚抵达日本后,6天时间内,江泽民拜会了天皇,同小渊惠三首相会谈,会见了日本参众两院议长、在野党领袖,出席日中友好七团体以及日本经济团体举行的欢迎宴会等等,访问内容丰富。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初晓波当时正在日本做学术交流。“江主席每到一处都会突出强调历史问题。”他说,这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28日上午,江泽民在早稻田大学发表演讲,题目就是《以史为鉴开创未来》。

  日本人也感受到了这点。28日下午,江泽民参加日本记者俱乐部举行的记者招待会,日本《读卖新闻》记者问:这次在日本,江主席在不同场合多次谈到对历史的认识问题,强调“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您是否认为日本存在复活军国主义的危险?

  江泽民答:中国古人说过:“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历史是客观事实,不可能改变。唯一正确的态度,是正视历史,从中汲取经验教训,从而更好地面向未来,开辟未来。我不能不指出的是,日本国内总是有一些人,包括一些身居高位的人经常歪曲历史、美化历史,伤害了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亚洲受害国人民的感情,我们对此不得不作出反应。

  “如果说邓小平访日最简明的目的是学习现代化经验,那么江主席访日则是解决问题,调整关系。”高洪说。

  邓小平访日掀起的“邓旋风”拉近了两国的距离。当时日本媒体的报道说,“一亿日本国民成了邓小平迷”。此后,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黄大慧的话说,中日关系迎来了“蜜月期”。1979年12月5日,大平正芳首相访华,承诺向我国提供第一批政府贷款。1984年9月,3000名日本青年应胡耀邦总书记和全国青联邀请访华。

  但是,进入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两国关系渐显复杂。

  从学习硬性指标转向软性指标

  徐敦信于1993年至1998年间担任驻日大使,是这段历史的见证者。“坦率地讲,我刚去的时候中日关系还是相当好的,但是到我1998年离开时,已经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

  1994年9月12日,日本政府不顾我国强烈反对和严正交涉,允许台“行政院”副院长徐立德赴日出席广岛亚运会开幕式,引发中日广岛亚运会风波。

  1995年8月29日,日本政府抗议我国核试验,宣布冻结对我国无偿援助。1996年7月起,日本右翼团体成员连续四次登上钓鱼岛,引发中日钓鱼岛风波。同年7月29日,桥本龙太郎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历史问题凸显。

  “这是内外环境的变化使然,”徐敦信说,一是冷战的结束使来自苏联的中日共同威胁消失,原来被掩盖的问题随之出现。

  90年代,日本泡沫经济开始出现。“泡沫经济说起来只是一个词汇,但对日本国民的影响是非常具体而深切的。”徐敦信说,过去日本的大饭店、大宾馆,车水马龙,一片繁荣,夜晚灯光璀璨如同白昼。但泡沫经济后,这些地方一下子变得门可罗雀。

  “百货公司里所有东西都卖不动,唯独保险箱卖得快,因为银行的存款利率是零。日本男人本来到了晚上总要喝酒唱歌,现在下了班就回家。”

  而中国,在邓小平南方讲话之后,却以接近两位数的高增长率飞速发展。“强烈的对比使日本国民在心理上形成一种焦躁和不平衡。”徐敦信说。

  面向新千年,中日关系需要重新调整和布局。于是,作为江泽民访日的最大成果,中日的第三份政治文件——《中日联合宣言》诞生,双方确认将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

  江泽民访日的行程中也有轻松的内容。29日,江泽民去了仙台,主题是怀旧。在位于仙台市城西的鲁迅纪念碑前,江泽民敬献了鲜花,并与夫人王冶坪种植了一棵红梅树。在东北大学校园,江泽民参观了该大学史料馆中有关鲁迅先生的展览,他还来到鲁迅听过课的阶梯教室,并在鲁迅常坐的座位上坐了坐。

  在参观中,江泽民还将亲手书写的一首格律诗赠给了东北大学。诗文写道:“丹枫似火照秋山,碧水长流广濑川,且看乘空行万里,东瀛禹域谊相传。”

  北海道是江泽民此行的最后一站,江泽民来到了札幌市以北40余公里的江别市町村牧场,参观了机械化挤奶,然后来到饲养奶牛的巨大牛棚,认真地向主人了解奶牛的饲养情况以及夏冬季节不同的管理方法。

  纵观三代领导人访日,初晓波说,学习日本现代化经验,这是一脉相承的。“只是以前学习比较刚性,工业技术等对我们的启发很大。现在呈现出一种新的转向,即从硬性指标的学习转向软性指标的学习,比如环保的理念。”

  当然,与邓小平访日相比,后来的历次领导人访日,学习的色彩不是那么突出,“这是因为我们自己有了一定的基础,而我们的开放也更全方位,学习的对象也更多了。”初晓波说。

  松本楼:和中国缘分很深

   这是梅屋庄吉经常同孙中山先生一起来的地方

  松本楼餐厅的现任常务董事长小坂文乃女士,用白色的上装搭配着淡绿色的裙装。5月6日傍晚,在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与日本首相福田康夫的非正式晚宴上,负责向胡锦涛讲解松本楼内的展品内容。

  坐落在东京日比谷公园内的松本楼餐厅,拥有一段特殊的历史渊源——一个世纪前,与孙中山交情深厚的日本友人梅屋庄吉,经常在松本楼宴请投身于革命活动的中国青年和支援中国革命的日本青年,当然,这些聚会中也都留下了长期滞留在日本的孙中山的身影。松本楼对梅屋和孙中山来讲,可谓是缘分很深的场所。

  但是还有比这更深的缘分。

  就在孙中山和梅屋庄吉辞世半个世纪之后,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松本楼第三代老板竟然和梅屋的孙女结为连理。而小坂文乃就是梅屋的曾外孙女。

  “提到松本楼,人们自然联想到这是梅屋庄吉经常同孙中山先生一起来的地方,因为这个缘分,父亲和母亲才结为夫妇。”小坂女士说。

  为了证明这份悠长的缘分,松本楼展出了宋庆龄在梅屋家弹过的钢琴。小坂女士告诉笔者,“做梦也没有想到要在胡锦涛主席和福田首相面前,介绍曾祖父的往事。”

  105岁的古老餐馆

  松本楼是在1903年日本最早的西式公园日比谷公园开园的同时,在园内开设的餐馆。餐馆掩映在幽静的树荫中,雅致漂亮,很多人是松本楼多年的老顾客。在午餐时间里,我也经常去松本楼,目标是松本楼有名的咖喱饭,色拉和饭后点心的自助餐。

  每年9月25日,松本楼举办“10日元咖喱饭”活动,这一天,先到的1500名顾客只要花10日元就能买到咖喱饭。因此,这天从早上就开始排起长龙。“10元咖喱饭日”本是为了纪念重建因火灾被烧毁的松本楼,从1997年开始持续至今,成了日比谷公园内的一项著名活动。报纸和电视台也经常报道,我也采访过,那时才知道松本楼的工作人员为准备“10元咖喱饭日”而通宵达旦工作。

  以“10元咖喱饭”而闻名的松本楼,是孙中山和梅屋庄吉结下了亲密友谊的场所,因这次中日两国首脑的来访重见光彩,也再次作为记录日中交流史上一个重要片段而重新闪光。

  松本楼三楼的“布洛涅的森林”餐厅内,桌上摆放着七份日式插花,花卉种类很多,餐厅方面听说中国人到喜庆的时候都偏爱用红色,所以插花的主色调都用了红色。菜品里有“春天蔬菜色拉”,甜品上描绘有奥运五环标志和粉红色的樱花图案。

  二楼的花水木厅特别布置了孙中山纪念展,宋庆龄曾经弹过的钢琴摆放在这里,钢琴两旁各有一盆连根移植的盛开的樱花树。据称,5月份东京的樱花已经凋谢,而这两盆樱花树是特地从北海道运来的。

  在展厅内还摆放着孙中山与梅屋庄吉交往时留下的各种历史物品,书有孙中山墨宝“贤母”两个大字的和服外褂,被放置在尤其醒目的位置。

  梅屋与孙中山的特殊友谊

  南京孙中山纪念馆前矗立着一座孙中山铜像。也许知道的人不多,这座铜像是梅屋庄吉(1868-1934)于1929年赠送给中国的四座铜像之一。

  梅屋庄吉出生于日本长崎县。他在稻米市场上做投机生意失败之后离开日本,开始周游亚洲各国,在旅行中,他掌握了当时还非常稀罕的照相技术,创立了“日本活动照相株式会社”,而他也成为日本电影的奠基者。

  1895年在香港开照相馆时,梅屋通过朋友的介绍与孙中山结识。当时孙中山29岁,梅屋庄吉27岁,正是充满着希望和梦想的年龄。他们经常在照相馆二楼会面,梅屋庄吉为孙中山的理想和热情所感动,答应以后在资金上全力支援孙中山的革命活动,两人可谓是“一见如故”。1916年梅屋庄吉甚至担任孙中山组织的革命军武器进口委员,他提供给革命军的资金按现在的货币价值来算,约达2万亿日元。

  1911年,爆发了推翻清王朝的辛亥革命,梅屋庄吉派了照相师到武汉和上海,拍摄纪录片。辛亥革命发生之际,孙中山刚好在美国,于是梅屋庄吉此后在东京的浅草专门为孙中山放映了这部纪录片。孙中山和宋庆龄的结婚仪式也是在梅屋庄吉家里举行的。

  1929年,梅屋夫妇参加了在南京紫金山举行的孙中山国葬,梅屋在葬礼上悲痛欲绝的表情也被当时的影片记录了下来。

  梅屋对当时日本国内日益嚣张的对华强硬政策持批评态度,为了日中和平,他曾与蒋介石联络,为此,他还被当作“特务”被宪兵队逮捕过。后来,应当时的广田弘毅外相之邀,共商打开对中局面之策,但在访问途中因病倒下,突然去世。

  去年6月,在庆祝日中邦交正常化35周年之际,上海电影节举行了日本电影周,其间展出了梅屋庄吉的照片。11月“东京银河堂”剧团还在北京、上海、南京等地演出了话剧“孙中山和梅屋庄吉”,由此,长期不为世人所知的梅屋庄吉逐渐被日中两国人民所了解。

  演梅屋的是日本演员,演孙中山和宋庆龄分别是中国演员张春祥和耿忠,他们的对白用日语,但准备了中文字幕。在耿忠的家乡南京演出时,很多耿忠的“粉丝”赶来看戏。在南京公演时,笔者也去了紫金山剧场。

  “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之一程云先生(88岁)说:“这个戏告诉我们,当时也有很多善良的日本人帮助过中国人。我们要珍惜这种关系,让日中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关于乒乓外交的传说

  在雨中等候的日本队员队列整齐,女队员都穿着漂亮的裙子,邱钟惠说,那一刻她知道了日本运动员对中国运动员没有敌意

  这场5月在早稻田大学举行的特殊的乒乓球赛,吸引的目光不会少于任何一届乒乓球世锦赛。因为,它的参与者是中日两国领导人。

  从棒球到乒乓球

  在日本一般民众的印象中,福田康夫的爱好是古典音乐,另一个是阅读。至于体育方面是否有特长和爱好,本刊记者查询了一些资料,所获寥寥。

  好在日本驻重庆总领事馆的副总领事远山茂,在记者追问下,透露了福田首相的一点体育“八卦”。原来福田康夫喜欢打棒球,从小学起就和好友兼同学谷野作太郎一起练习棒球。中学时候两人都加入了学校棒球队,福田是捕手,谷野是投手。

  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去年春天温家宝访日穿起35号球衣打起了棒球,而福田去年年底访问中国的行程中,挤出时间在钓鱼台国宾馆刚落成的新场馆,和温家宝进行了一场特殊的“棒球赛”。那一次,仍然穿着35号球衣的温家宝是捕手,福田是投手。

  谷野作太郎在1998年至2001年期间曾担任日本驻华大使,讲一口流利的中文,曾有媒体报道称福田康夫首相去年在北京的“棒球外交”,他是幕后策划者。

  棒球在日本的普及度相当于乒乓球在中国。2006年10月本刊记者在东京听外务省的一名官员介绍,日本男孩从小就要加强体育锻炼,体育好甚至比考试成绩好更能让他们腰板挺直,尤其是棒球。

  此次早稻田大学的乒乓球赛,虽然不一定是两国领导人的“拿手”项目,但却切合了中日关系的主旋律:友好、交流。

  而且在外交官远山茂看来,国家领导人出访的时候,除了正规会谈外,也会有其他比较轻松的活动,显示两国领导人之间的关系亲密。

  选择什么方式,两国外交部门需要提前协商。此次选择乒乓球,原因之一正如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教授刘江永所解读,这体现了今年是北京奥运年,胡主席旨在通过体育运动交流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向日本朋友传递中国人民欢迎日本运动员参加北京奥运会的善意和诚意。

  另一个方面,则是外交部前副部长徐敦信所说,乒乓球是中日两国都在世界上领先的运动,在中日双方的友好交流上也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搭建乒乓外交舞台

  从新中国成立到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其间几十年的漫漫光阴里,官方层面的交往虽是空白,民间交往却不曾停息。“中日之间早有乒乓球的交往,是民间交往的重要组成部分。”徐敦信说。

  提起“乒乓外交”,人们脑海里浮现的往往是1971年中美两国乒乓球队在日本名古屋第31届世乒赛上的交手,以及美国队历史性地访问中国的事件。那次访问打破了中美两国之间的坚冰,为中美建交奠定了基础,并被周恩来总理称为小球推动大球的“乒乓外交”。

  事实上,早在上世纪50年代,中日两国就已经用小小银球传送橄榄枝了。1955年秋,周恩来总理接见了日本前首相片山哲,协商有关中日民间交流。日本共同社的报道称,据当时曾作为秘书同行的日中友好协会理事长村久平回忆,“当时政府间的交流很难,所以就尝试通过艺术、体育进行交流,于是就想到了世乒赛。”

  2006年4月3日,时任国务委员唐家璇会见前来参加中日体育交流50周年纪念活动的日本友人时表示,日本体育界的有识之士,克服重重困难和障碍,邀请中国乒乓球队参加在东京举行的第23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两国体育的首次交流。

  1956年4月东京举行的第23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出现了中国运动员的身影。除了展示乒乓技艺外,这些运动员还肩负着向日本等国的人民表达中国人民善意的任务。70多岁高龄的前世界女乒冠军邱钟惠,如今还能清晰地回忆起日本乒乓球队欢迎中国队员的场景——在雨中等候的日本队员队列整齐,女队员都穿着漂亮的裙子,邱说,那一刻她知道了日本运动员对中国运动员没有敌意。

  东京都乒乓球联盟会长森武当年负责中国代表团的保安工作,他后来接受日本媒体采访时表达对当时工作的怀念。“中国队没有使用训练场,而是把球桌搬到了宿舍。静静地来静静地去。”

  然而那之后的中日体育交流却逐渐热闹起来,两国运动员交流开始频繁,一些日本乒乓球选手如高桥浩、木村兴治、松崎君代等在中国都非常有名。

  据说那时每次日本乒乓球队在中国参加比赛或访问时,周恩来都会亲自接见日本运动员。松崎君代后来回忆说,自己1964年去北京参加比赛,周恩来夫妇还设家宴招待他们,听说松崎马上要结婚,还特意送了一幅粉红色丝绸衣料给她。

  两国乒乓交往的果实成熟是在1971年。那一年第31届世乒赛在名古屋举行,当年初,日本乒协会长、亚洲乒协主席后藤钾二表示,可以辞职为代价,力主让中国队参赛。也正是在名古屋比赛期间,著名的中美“乒乓外交”事件发生。

  不仅有乒乓球

  在中日民间交流中,乒乓球不过是载体之一。

  1959年,日本自民党元老、众议院议员松村谦三访华,提出了学打太极拳的要求,立即得到了周恩来的支持。日方人员把太极拳教材和电影带回日本,广泛宣传,使很多日本友好人士对太极拳产生兴趣。而上世纪80年代后,很多日本人到中国学习太极拳,太极拳赛事不仅官方有锦标赛,民间还有全国交流大会。日本高中生修学旅游中有一个项目就是体验中国的太极拳。

  也是在松村谦三访华的那次,时任中国外交部长的陈毅建议,开展中日围棋等多种多样的交流。1960年6月,以日本棋界元老徽越宪作名誉九段为团长的日本围棋代表团访华,打开了中日两国围棋交流大门。此后,中日两国围棋交流频繁,几乎每年都有代表团互相访问。

  1964年12月,日本29名著名围棋手联合发表呼吁书,号召日本全国800万围棋手参加要求恢复日中邦交的3000万人签名运动。据称,棋手们踊跃参与签名,有的高段棋手还自己背上扩音喇叭在东京闹市讲棋,争取群众签名。

  日本媒体眼中的中国领导人访日高井司当年也从日本报纸上看到了一则小故事,称邓小平在记者招待会上向日本国民打招呼时说“一个贫困的邻居,请多多关照”。---“他非常谦虚。”高井说

  作为曾经单独采访过胡锦涛的日本记者,高井司创下了一个历史记录。接受《望东方周刊》记者采访时,他强调了好几遍---“我可能是在日本专访过胡锦涛主席的第一个记者”。

  那已经是20多年前的事情了。

  1984年,时任全国青联主席的胡锦涛,负责接待3000名日本青年访华。次年,即1985年3月,200名中国青年乘坐“中日友好之船”回访日本,带队的也是胡锦涛。

  彼时,高井在《读卖新闻》国际部负责中国报道刚满一年。接到采访任务后,高井开始查询有关胡的资料,他发现当时在日本出版的《现代中国人名辞典》上,找不到胡锦涛这个名字。但他也很吃惊,这位年仅42岁的中国青联主席,居然兼任了十几个头衔。“这说明了邓小平先生的重才之道,把中国管理的希望寄托在有才的年轻人身上,也体现了干部的年轻化。”

  在胡锦涛下榻的东京新大谷饭店,高井司第一次见到了胡本人。“他很帅,像银幕上的男演员那样帅,很年轻很英俊。”

  一个多小时的专访过程中,高井的新鲜感和好奇感越来越强。在他的理解中,那时中国的政治气氛还没有完全开放,官员应该是有统一的官方说法。“我感觉很新鲜,因为他虽然按照国家的方针,但却是用自己的方式讲述的。”

  采访中,高井提到了一个颇为敏感的话题。胡锦涛是1984年“日中青年友好3000人交流”的中方负责人,1985年访日也是日方作为回礼接待的,但是中方仅来了200人,日方接待得不多,高井听说中日双方都有人对此颇有微词。采访胡锦涛时,高井特别提到了这个问题。但胡锦涛并没有表明不满,反而说“通过这次访问,我要推进跟日本的青年们交流”,还说“除了友好往来、还要多多地吸收知识和经验”。

  23年后,高井说,他那时就相信胡肯定是中国未来的国家领导者。1985年那篇发表在《读卖新闻》上的报道,一开头他就这样写道:“我觉得,他是正向现代化迈进的中国进入21世纪的象征,他是中国21世纪的代表人物。”

  这篇报道刊发在1985年3月7日《读卖新闻》的“今日焦点人物”栏目中,左上部分是当天的社评。

  5月5日,胡锦涛访日的前一天,本刊记者查询了日本几大媒体的相关网站。输入“胡锦涛访日”,朝日新闻网站上搜索的相关结果是28条;读卖新闻网站上是20条。

  而这一天日本共同社主页右边的“本周焦点”栏目,有三天的关注焦点都是同一个主题:胡锦涛访日。

  胡锦涛的春暖之旅,在日本媒体的聚焦中,早已有了初夏的温度。

  特殊的读者来信

  “中国,正成为生机勃勃的大国。以前在中国,大家见面称‘吃过了吗’,如今问候语已经变为‘上网了吗’。中国的新版现代汉语词典和原版现比,增加了许多新词汇,比如,手机、因特网等。改革开放初期的万元户一词在中国已经淡出了,如今十万、千万、百万等词屡见不鲜,成为富裕阶层代名词。”

  ---这是日本《每日新闻》1998年11月25日的一篇报道,介绍中国当时的情况和改革开放20年后的变化。

  次日,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抵达东京,开始了中国国家元首的首次访日之行。从11月26日至12月1日,江泽民访日的行程满满当当,日本媒体对此的报道也方方面面。

  本刊记者查询了《读卖新闻》、《朝日新闻》和《每日新闻》资料,发现相关的报道非常多,几乎都有上百篇。评论、特写、专题、简讯,报道形式也很丰富,甚至还有读者来信。

  在《朝日新闻》当年12月1日的读者来信里,就有一篇读者来信与江泽民访日有关。写信的深海勉先生65岁,是日本新县三条市合唱团团长。在那篇524个字的来信里,他说,江泽民主席此次来日本,送给日本两只朱鹭,让包括他在内的日本人非常感动。

  洁白的羽毛,艳红的头冠和黑色的长嘴,加上细长的双脚,朱鹭(也称朱鹮)在日本历来被视为传说中的“仙鹤”,深受喜爱。但上个世纪80年代,日本的朱鹭绝迹,新佐渡岛的朱鹭保护中心里唯一的一只已经上了年纪。深海勉说,每次合唱团唱起“朱鹭之歌”时,有的听众眼泪都流了出来,神圣的朱鹭在日本人心中,难道只能变成心里的记忆吗?

  1998年11月27日,江泽民在日本皇宫,亲自把一对朱鹮交给了日本天皇。当日的日本媒体报道称,天皇笑口难合,报纸刊登了朱鹭的大幅照片,还详细报道了这对朱鹭的体重、年龄以及身长等。

  报道还说,这对朱鹭取名“友友”和“洋洋”,“友友”象征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洋洋”则表示她来自于中国的洋县。日本的农林水产省委托新佐渡岛的朱鹮保护中心负责养殖这对来自中国的“礼物”。

  “我希望‘洋洋’和‘友友’二世、三世都能在日本上空飞翔,让我们感受到中国开阔的心胸,我要从心底感谢江主席。”信的末尾,深海勉再次表达了谢意。

  当晚天皇宴请江泽民的晚宴上,播放了中国名曲“茉莉花”。

  但日本媒体对于江泽民访日的报道,却并非一路花香。中国社科院传媒调查中心主任刘志明对日本媒体报道中国有多年的观察,他说,1998年11月29日日本媒体的报道,惊人地一致突显江泽民“强调日本的侵略历史”。

  日本龙谷大学教授卓南生曾经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日本舆论的划一性,意即所有媒体在倾向上保持一致。他举了一个例子,对江泽民早稻田大学演讲的报道中,几家媒体对早稻田大学校长带有反思日本历史的讲话都未作报道。

  在北海道冰雪天里拜访当地农家时,江泽民对凤凰卫视记者吴小莉说:“我认为日本的经验还是很先进的,有些东西跟自动控制等先进技术分不开,我来,也有向他们学习的意思。”---查遍所有当年的日本报道,这条信息并未出现。

  在一些细节方面,日本媒体也有明显的误报。例如在参加天皇举行的欢迎宴会上,江泽民穿着深色中山装,日本媒体对此解读成是中方的不满和抗议。刘志明说,其实这是日本媒体的误读,中山服是中国官员在国外访问时一种正规的礼服。

  专家分析说,1998年江泽民访日时中国已改革开放20年,经济迅速发展,而日本同时正经历了经济停滞的衰落十年,日本媒体的有色眼镜,或许正体现了其对中国的矛盾心态。

  “一个贫困的邻居,请多多关照”

  时光再往前推20年,又是另一番“一边倒”的“热火朝天”。

  1978年10月22日至29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访日,参加《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约换文仪式。一周的访问行程,但在日本刮起的“邓氏旋风”,30年后,目击者仍然记忆犹新。

  日本驻重庆副总领事远山茂1978年大学毕业,进外务省工作,正好赶上邓小平访日。作为外务省一名普通的后勤工作人员,远山茂参加了礼宾方面的工作。在他的记忆中,那次接待的安全工作做得非常神秘,担心有日本右翼分子干扰。但他告诉本刊记者,大多数日本媒体和老百姓都非常欢迎邓小平。

  那也是远山茂第一次亲眼看到邓小平。“以前没有见过中国领导人。从外表看,邓小平个子不高,但很有风度。”

  邓小平还没踏上日本国土,关于他的报道在日本已经“前所未有地铺天盖地。”《朝日新闻》的报道称,早在十月初,政财界为准备迎接邓副总理的访问,“已完全处于过热的气氛”。而《读卖新闻》在10月15日刊发了自民党参议员古井喜实的一篇题为《迎接邓副总理》的文章:“通过这次访问,日中间的不愉快已过去。两国已迎来了一个新的时代。”《日本经济新闻》称:“由于和平友好条约的生效,日中两国在历史上第一次有了对等的关系,使日中关系站在对等的立场上。”

  从媒体的报道中,也可以发现日本各界人士为迎接邓的到来“忙得不亦乐乎”。《产经新闻》报道说日产汽车公司认为邓副总理参观对它“是个光荣的事情”。

  而当年邓小平在日本记者俱乐部召开的记者招待会,更是成为日本记者俱乐部历史上出席人数最多的一次。在俱乐部工作的岩崎那时只有24岁,他回忆,“不仅公营电视台NHK,连民间电视台TBS、朝日电视台、富士电视台、东京电视台都全程直播了整整一个小时,一个广告都没有插播。”

  从版面安排上,日本媒体报道邓小平访日着实多彩,几乎所有媒体都配了专门的图片新闻。《每日新闻》10月28日在第三版刊发了六张相关照片,其中一幅是,邓小平夫人卓琳参观一个小学,小学生们挥动中日两国国旗欢迎的场面,新华社记者、人民日报记者写稿发稿的场面等,中间一张是邓小平夫妇在京都参观的大幅照片。

  《读卖新闻》的邓小平访日报道中,还专门从中国代表团“夫人外交”的角度,向读者介绍了几位女士,包括邓小平夫人卓琳、廖承志夫人经普椿、黄华夫人何理良、中国驻日大使符浩的夫人焦玲等人的兴趣爱好和经历。

  刘志明告诉记者,1978年10月初访日本的邓小平,其智慧、幽默和谦虚等人格魅力,通过日本媒体的报道,引起了普通民众强烈的好感。

  比如会见日本国会议员时,他借徐福东渡的故事引起话题说:“听说日本有长生不老药,这次访问的目的,一是交换批准书;二是对日本老朋友所作的努力表示感谢;三是寻找长生不老药。”他说,或许没有长生不老药,但是他想把日本发展科学技术的经验带回去。很快,邓小平这段幽默的话就出现在日本各大媒体上。

  媒体传播更多的,还有邓小平的谦虚和大度。高井司当年也从日本报纸上看到了一则小故事,称邓小平在记者招待会上向日本国民打招呼时说“一个贫困的邻居,请多多关照”。---“他非常谦虚。”高井说。

  1978年,1998年,2008年,时间间隔是20年、10年。间隔在缩短,这是个规律

  ——专访中国外交部前副部长、前驻日大使徐敦信

  没有比共同开发更好的办法了

  徐敦信的外交生涯基本上都在与日本打交道。自1964年7月进入外交部,他历任翻译队翻译,亚洲司副处长,驻日本使馆一秘,亚洲司处长、副司长,驻日本使馆公使衔参赞,亚洲司司长。

  1991年至1993年徐敦信任外交部副部长,1993年起担任驻日大使。1998年回国后,他担任全国人大常委、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2003年后,他又担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会长、宋庆龄基金会副主席等职。

  不管在什么岗位,徐敦信念念不忘中日关系。近日,就胡锦涛访日以及由此引出的中日关系更广泛的话题,《望东方周刊》记者专访了已经74岁的徐敦信。

  中日关系站在新的起点

  《望东方周刊》:胡主席此次访问,双方签署了第四份政治文件。你如何评价这一成果?

  徐敦信:我的想法,这个文件应该跟之前的三份文件相提并论,能够对今后中日关系起一个指导作用。它不仅反映了这次访问的成果,也包括对新世纪以来中日关系正反两个方面的总结,是对原来三个文件的继承和发展。

  《望东方周刊》:能不能说中日关系至此已经完全走出了困境?

  徐敦信:现在“破冰”、“融冰”、“迎春”、“暖春”都有了,应当说中日关系站在了新的起点。现在最核心的问题是要保持长期稳定,不受少受外界干扰。我看要做到这一点,需要有两个条件:一,增加互信;二,不断扩大共同利益,共同利益是长期稳定的基础。

  中日共同利益在增加

  《望东方周刊》:那么在你看来,中日之间的共同利益是在增多还是减少?

  徐敦信:中日之间的共同利益,第一它是客观存在的,第二不断在扩大,因为中日之间今天不仅是双方谁也离不开谁的重要贸易伙伴,随着我们的发展,我国国力的提升,我们提出了新的目标,比方说科学发展观,可持续发展,其最基本的特点就是好字当头。

  如何可持续发展?节能环保问题是我们的当务之急。这需要自身的努力和国际的交往。国际交流方面,日本是最重要的合作对象之一。目前日本治理环境,在国际上名列前茅。我们跟日本合作,把日本的东西化为我们的东西,就意味着在现有能耗油耗的条件下,我们的GDP可以增长五六倍。

  我们需要日本,日本也需要我们,为什么?他们花了钱,花了力气,解决了自己的问题,他们的技术、经验、设备,是一种物质的东西,要变成现实的利益必须跟外界交往。中国有这么大一个市场,他们肯定希望抓住这个市场。

  我们同属于亚洲地区,同属于进口油气的国家。合作不是愿意不愿意,是必然的。农业食品合作,IT、金融方面,都需要合作。美国出现了次贷危机,中日包括其他亚洲国家就得共同应对。

  中日之间还不止是双边,而是已经发展到对地区对世界的和平发展稳定起重要影响的地位。中日之间合作也是为亚洲、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尽应尽的义务,也可以说作为大国的天职吧。

  中日之间的合作前景还是很好的,现在是需要我们好好规划,要我们去制定必要的机制以便有序、快速地推动发展。

  《望东方周刊》:但是,中日之间的矛盾似乎也在增加,老的没解决,新的又出现,比如今年的毒饺子事件。

  徐敦信:坦率地讲,作为邻居,不说历史恩怨,从现实来讲由于政治体制不一样,由于价值观不一样,再加上我们两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差异,出现问题并不奇怪,没有矛盾才奇怪呢!必然会有。

  当然我们希望这些问题,特别是涉及两国关系的一些重大问题,不要扩大化,而是有效地管理。处理问题的依据就是我们讲的几个文件。文件中原则都有,按原则办事。另外有一条,周总理在中日建交时说的,要“求同存异”,求大同,存小异,如果能够有这样的原则,再有这样的精神的话,中日出现的问题并不是说不能解决,也可以说并不难解决。

  福田的外交战略讲求平衡

  《望东方周刊》:你跟福田首相相熟,你觉得福田的外交理念与小泉以及安倍有没有质的不同?目前福田很重视对华关系,但是今后若是日本首相易人,两国关系会不会出现反复?

  徐敦信:我觉得福田首相了解中国,在外交上不止有别于小泉,也有别于安倍的举措,我们欢迎。

  小泉时代,我们都知道,他有一句名言:“日美关系搞好了,什么事情都好办了”,说明他轻视亚洲。但是实践证明,他把亚洲关系搞砸了,不仅中国和韩国,他在历史上的态度包括美国、欧洲都有意见。到小泉后期,日本国内包括执政党内部都对他有意见。

  安倍是一位年轻的政治家,他上台以后面临很多困难,其中一个困难就是亚洲外交。所以他在诸多困难当中挑选了一个比较好解决的,甚至可以说是最好解决的,就是亚洲外交,很快就访问中国韩国。来华时双方发表了联合新闻公报,其中说双方就解决影响两国政治关系的障碍取得了一致,这句话老百姓听着是外交辞令,说白了,尽管口头上他没说去还是不去参拜,但实际上就是说不去了。

  福田首相也重视美国,但是有一条,他不一边倒,他是平衡的。他重视日美关系,也重视跟亚洲的关系。他说日美关系与日本跟亚洲的关系是“共鸣”,意思就是相互起作用,搞好日美关系对亚洲外交有作用,搞好与亚洲关系对日美关系也有作用。我认为这是比较平衡的一种战略。

  《望东方周刊》:福田的外交理念能不能代表日本政界的主流?

  徐敦信:现在他是首相,不代表主流代表什么呢?当然以后会怎么样,谁也不敢打保票。但是有一条,不管谁上台,日本置中日关系、置亚洲关系于不顾,是不符合日本国家利益的,也不会得到老百姓和主流舆论的赞同。

  中日是邻国,不能搬家的

  《望东方周刊》:中日自建交以来经历了多次的大起大落,在你看来,左右中日关系发展的逻辑是什么?

  徐敦信:我是这样看,中日之间建交36年,总的来说是向前发展的,这条要肯定。特别在经济合作方面,应该说是飞跃式的发展。

  第二,中日之间不断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有些问题是老问题,有些是新的,有的是老问题在新形势之下的重新发酵。新问题比方说我们现在讲的东海问题,日本的入常问题,前段时间发生的饺子问题。老问题主要指的是台湾问题、历史问题、钓鱼岛问题。

  新老问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之下有一段时间更是频繁发生。我们不能轻视这些问题,但也应该有一个清醒的把握。我觉得要把矛盾与整个发展的大局,与双方的需要和利益相比。尽管一段时间它很严重,甚至影响了我们发展,但最终还是要合作,为什么呢?最基本的道理,中日是邻国,不能搬家的。

  当今世界,中日的地位,我们各自的需要,造成双方之间必须交往,必须互有需求,这是中日关系虽有问题但仍能够转圜的最基本原因。

  《望东方周刊》:具体来说,历史问题、东海问题、钓鱼岛问题,这几个焦点问题,你觉得应该如何破解?

  徐敦信:原则问题,我们不会让步。但是非原则问题,总得相互体谅,换位思考。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东海问题。尽管问题还没解决,但是我很高兴,因为双方在东海问题上已经取得了一定的看法,两次文件当中都体现出来,安倍来访问的时候就说要共同开发,这是个大方向,要加紧谈判,要使东海变成和平友好合作之海。温家宝总理去日本访问,进一步肯定了这个办法。

  尽管现在还没最终解决,但是最重要的是坚持了大方向,找到了共同开发的办法。可以说没有比共同开发更好的办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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