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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发出中国的声音 张丹红不会是最后一个
2008年9月2日 09:18
来源:国际先驱导报 作者:邓媛 选稿:朱永斌

  图片说明:为中国留学生在法国抗议西方媒体歪曲报道

  图片说明:常常“以一对四”的郑若麟,成为了法国人认识中国的一个符号。

  “德国之声”的华人记者张丹红的职务变动,正在中德舆论界闹得满
城风雨。因为“政治不正确”而遭遇“停职”,继而又被老东家更正为“暂停播音”。接下来“德国之声”的“调查”该如何演变,人们正拭目以待。

  在欧洲部分媒体“反华”的背景下,很多中国记者和留学生,都在力所能及地向欧洲人呈现一个真实的中国。

  郑若麟:我在法国电视台唇枪舌剑

  “德国之声”中文部副主任张丹红因“亲华言论”被停职一事传到邻国首都巴黎时,上海《文汇报》常驻巴黎记者郑若麟有些惊讶。此前的8月26日,他刚刚撰写了一篇题为《奥运落幕,中国重新成为攻击目标》的博客。但他没有想到,德国媒体会以“停职”的少见方式,这么快、这么直接地表达出对“中国声音”的不满和忌讳。

  尽管有点意外,但有着近二十年驻外记者生涯的郑若麟,对西方媒体一贯秉持的“中国偏见”却早已司空见惯。在今年西藏“3·14”事件后,郑若麟频繁地出现在法国电视台的各类辩论节目中,为“中国真相”大声疾呼。在海外华人眼中中,这位常常“以一对四”、“不时被主持人打断”的中国辩手已然成为了法国人认识中国的一个符号。

  歪曲报道蒙蔽法国人

  1990年,郑若麟开始驻巴黎采访。他从20岁时学习法语,在他的父亲,著名文学翻译家郑永慧先生的影响下,对这个推崇“自由、平等、博爱”的国度非常向往。但真正身临其境后,郑若麟发现,法国人其实对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朋友并不友好。

  “他们总是表现出一种傲慢。”郑若麟告诉《国际先驱导报》,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中国的经济水平尚不发达,于是中国记者并不受法国人尊敬,自己的采访就经常遭遇“闭门羹”。

  十年后,当郑若麟二度被派驻巴黎时,采访环境大大改善,有时甚至是“法国的部长自己找上门来要求采访”。但另一方面,中国的快速发展也开始让西方感受到“威胁”。

  郑若麟看到,当包括法、德在内的欧元区面临经济、政治和社会种种困难之前,主流舆论往往认为它们的体制是“最不坏”的。“然而,当中国连续数年两位数的经济增长使西方对自己的自信逐渐产生了怀疑。这对西方主流思潮来说,是极具震撼的。”郑若麟说,当西方无法从经济上指责中国的发展时,媒体便摆出了“道德教训者”的姿态,打着“民主”、“人权”等旗号,对中国横加指责。

  郑若麟表示,在西方媒体眼中,中国的“人权”和“民主”始终是“政治不正确”的范畴。而时至今日,虽然法国人对中国一直兴趣盎然,但西方媒体的报道往往令法国大众无法真正了解中国。

  不过,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郑若麟一直没有放弃寻找机会。他用法语在一些法国报刊和网站上撰写有关法国大选和政治的评论文章,其新颖的观点和精确的判断首先让法国同行们注意到了这位见解独到的中国媒体人。

  “我要讲出真相”

  2008年3月19日,法国电视五台国际频道主编茜尔维·布蕾邦邀请郑若麟参加23日一个类似时事辩论会的《报亭》节目,布蕾邦事先提醒郑若麟:“这次你要小心了:我们要谈拉萨骚乱,要谈日渐叫响起来的抵制奥运的建议。”

  郑若麟深知,按照法媒“谈中国必然负面”的传统,自己上节目一定是被当作“靶子”,一旦发表支持中国的言论便被“千夫所指”。但是,自3月14日西藏发生“打砸抢烧”暴力事件以来,明明是“无辜群众在拉萨骚乱中被极少数暴徒残杀的事实”,却在法国媒体上变成了“中国军队残酷镇压”,而达赖喇嘛更一跃变成了在中国受到迫害的“圣人”。郑若麟咽不下心中这口气,他想,一定要将“拉萨真相说出来”,擦亮法国民众的眼睛。

  于是,在一个小时的直播节目中,郑若麟“以一敌四”,接受其他记者的轮番“围剿”。对“中国军队镇压藏民”的指责,郑若麟义正辞严地驳斥:“这是汉人遭到少数犯罪分子的残害!为什么不公布法国游客奥雷利在博客里详述的3·14目击记?”尽管屡次被主持人打断,但郑若麟坚持着将“暴乱者杀害平民”的真相陈述出来。“我坚信,全球电视观众未必都是‘政治正确’的信奉者。”他在节目中这样说道。

  节目做完后,《报亭》主编向郑若麟转发了来自加拿大电视观众的电邮:“今日‘报亭’节目甚佳……赞赏那位中国记者。”“他以他的方式向我们证实了,如果我们想真正做到客观公正的话,我们必须在对任何事务提出批评之前,首先要深入了解相关事务,理解在一种文化背景下发生的事件的所有细节……”

  之后,郑若麟又陆续参加了《巴黎无圣火》等多次电视辩论节目。在辩论现场,他利用有限的时间,言辞犀利地痛斥“藏独”分子在海外袭击火炬手的罪行和西方媒体的对华歪曲报道。“你拿得出证据吗?”郑若麟经常令信口说白话的对手哑口无言。

  郑若麟在法国电视台上的精彩表现,受到了法国华人与留学生的热捧。几次辩论下来,郑若麟都能从网上看到他的发言全文。很多华人致电感谢郑若麟:“你为我们出了一口恶气。”4月27日,郑若麟再次参加《报亭》节目时,收获了一个出乎意料的“惊喜”。节目中的4位外国记者都支持中国办好奥运,并对部分西方国家借西藏问题攻击中国非常不以为然。后来,这些记者私下告诉郑若麟,他们多次看他的节目,正是通过郑若麟的观点,他们才发现了事实真相。

  “张丹红不会是最后一个”

  越来越多的法国友人及同行的支持,让郑若麟备感欣慰。不过,在他看来,要想使西方媒体客观公正地报道中国,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郑若麟告诉《国际先驱导报》,在西方,新闻自由除了受法律限制外,还受到另一道红线的规避,即“看不见的‘政治正确主义’”。“比如,达赖在法国就被划入了‘政治正确’的红线之上。于是,对达赖的报道就只能以‘正面’为主。达赖到法国遭到抗议示威的新闻,在法国主流媒体上不见一字。”郑若麟说。

  他认为,德国媒体如果仅仅是长期对华偏见的话,应该欢迎张红丹的“纠偏”之举。而“停职风波”恰恰说明,客观报道中国在法、德等一些欧洲国家已经变成“政治不正确”的范畴,因此,谁客观地报道中国,就有可能遭到压力,甚至被封杀。他说:“张丹红并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在郑若麟眼中,法国媒体之所以邀请他参加辩论节目,不意味着法国舆论已经从总体上改变了对中国的看法,“相反,他们只是需要有不同的声音,来使他们对中国的报道显得‘客观、全面’。”郑若麟说。

  “我和其他出现在法国电视台的中国人仅仅起了有限的作用。”郑若麟告诉《国际先驱导报》,“但我们的观点却在影响着一部分人。一个特别需要强调的现象是,看过我节目的法国人,很多都支持我的观点。我想,这就是改变。”

  欧洲为何拒绝倾听中国声音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晓德发自北京 提起最近媒体上铺天盖地的“张丹红事件”,林娜(化名)的反应不像“萍聚社区”的华人网友那样激烈,除了通过网络了解相关信息外,她并没有参与网友的讨论。“德国大多数媒体就是这样,指望他们对中国说好话是不可能的。”

  “张丹红事件”其实只是“中国声音”遭遇欧洲舆论界“销音”的典型案例之一。

  林娜告诉《国际先驱导报》,北京奥运会举办期间,她还看到有一家德国人窗户外挂着“藏独”的雪山狮子旗。“那都是媒体的功劳,好像支持‘藏独’就是在捍卫人权似的。”而在国内曾到过西藏旅游的林娜却记得,当年离开贡嘎机场前她还喝了陌生藏族同胞递给她的酥油茶,“事实远不是德国媒体宣传的那样”。

  中国留学生遭遇“媒体围剿”

  但身在德国,林娜却不得不每天生活在关于中国报道的谎言与煽动之中。今年3月西藏发生的那场风波过后,切身的体会更是让她终生难忘。

  “一次乘公交车,看到我的东方面孔后,一个德国妇女就拿着刊登西藏暴力事件的报纸冲着我吼。”那一次,林娜和这个女人展开了辩论,告诉她那不是事实,但对方就是听不进去,一直到下车后,这场争论才宣告结束。

  与林娜相比,已在法国留学6年的李洹则是主动出击。“他们总是说中国没有人权,但我们只看到国内老百姓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他们这么说显然没道理。”李洹就开始主动给法国媒体、议员,甚至包括一些研究机构写信,向他们讲述自己见到的真实的中国。这种努力终于收到了反馈,法国电视二台邀请他到节目中去辩论。

  那是3月29日,一个戴着眼镜的中国人出现在法国电视二台。“我就跟他们说,新闻到底要遵守什么样的职业道德,需要客观公正地去验证你的信息,你的评论要客观中肯,这是基本的职业道德。”李洹对《国际先驱导报》回忆道,当时他没直接提西藏问题,而是质问那个法国驻华记者到底看到了什么?“无辜人在被另外一些人打和杀,你为什么不说是暴力而说是和平示威,你给我看一眼照片或视频,所谓的血腥镇压,你给我看看。那个记者当时坐立不安,只说‘我们有可靠信息’。我说你的可靠信息是谁提供的?你不能找个敌人来说,那根本不是中立的客观的说法。”

  “张丹红事件”发生后,一名在德中国留学生更是极度失望。“我很替张丹红不平,更为中国受到德国如此对待而愤怒。”另一个留学生则在论坛里写道:“看看吧,接下来就该是‘德国之声’说张丹红并没有真正停职务只是调动岗位,然后威逼利诱她写个声明说她很好,然后就开始炒作中国方面怎样挑拨离间宣扬民族主义,中国人多么极端可怕……”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该网友发表上述评论不久,“德国之声”就在中文网站上发表了“声明”,否认张丹红“被解职”。

  笔下离不开“中国阴暗面”

  当张丹红因在德国电视二台的“脱口秀”节目中的言论遭遇德媒集体发难时,德国《柏林晨报》的一名记者正在向本报驻德国记者了解北京的情况,他将到北京报道奥运会。

  “我在德国议会碰到他,他就问到在北京租房子的问题。”吴黎明介绍说,这个记者后来到了中国,除正常的报道外,还在《柏林晨报》上写“记者手记”类的随笔。其中他多次提到没想到中国人这么热情,刚认识的中国朋友有的请他参加婚礼,还有的请他吃饭,帮他找“鸟巢”附近的房子。“西方强调个人主义,他根本没想到中国社会这么富有人情味。”一个德国专家在奥运会前也告诉吴黎明,奥运会是一个很好的时机,可以让西方媒体看到一个真实的中国。

  但他们显然太过于乐观了。《柏林晨报》的记者虽然开始写的文章特别正面,但一涉及到政治问题、人权问题,调子立刻就变回了原有的轨道。“他们在奥运报道的时候就是这样,只要稍微发现中国的一些‘问题’,就马上开始转而揭露所谓‘阴暗面’。”吴黎明说。

  德国媒体的表现也印证了吴黎明的判断。在转播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时,德国电视一台的解说员就攻击北京奥运会是政治秀,称在华丽的幕后掩藏的是对藏人的“血腥镇压”。本报驻德国记者时翔还注意到,惹出“张丹红事件”风波的德国电视二台,更是在一档奥运节目中攻击中国体操女运动员是“黄色的羊”(在德文中“羊”是骂人的话),无端指责中国运动员虚报年龄。

  “我写成这样已经不容易了”

  其实,一些西方记者对自己在报道中国时扮演的角色也心知肚明。

  今年5月15日,达赖喇嘛开始了对德国为期6天的访问。本报记者吴黎明也在当天到了达赖在波鸿新闻发布会的现场,并现场提了一个问题,直接导致达赖从气急败坏到低声狡辩的转变。

  当时吴黎明向达赖提问的原话是:“你老是说不寻求西藏独立,只寻求真正自治。但是,我有一个问题,不久前你派往中国谈判的首席谈判代表是你的私人代表甲日·洛迪,我从网上查了‘藏青会’的网站,发现甲日·洛迪是藏青会的创始人之一。‘藏青会’网站明确写明其宗旨之一是‘不惜牺牲个人生命为西藏的完全独立而奋斗’。你派了一个‘为西藏独立而不惜牺牲自己生命’的人去谈判,这是否与你‘不寻求西藏独立’的说法相矛盾?第二,你说的西藏自治是指你们提出的‘大藏区’还是目前的西藏自治区?”(相关报道见本报5月19日报道)

  那场发布会后,众多记者蜂拥过来采访吴黎明,并在随后发表了一些报道。“大部分德国媒体当时的报道都比较正面。”而其中德文版《金融时报》记者的电子邮件,更是让吴黎明印象深刻。“他的原话大概是说,‘你知道,我能写成这样已经很不容易了’。话外音就是,按照他所在媒体的价值观念和他个人对西藏问题的理解,实事求是地客观报道中国记者与达赖的争论其实已超出底线。”

  对于达赖本人,长期跟踪西藏问题报道的吴黎明表示,他非常善于应对媒体。最重要的是,他在西方媒体和中文媒体面前往往是两套说辞,“见什么人说什么话”。

  不懂中文的“中国问题专家”

  从2003年到布鲁塞尔常驻,到现在在德国工作,迄今已经5年的驻外经历,让吴黎明有更多的机会审视西方媒体的对华报道。

  “我觉得西方的媒体环境一直就是这样,对中国报道来说,他们就是站在西方的核心价值观念上看中国。”吴黎明表示,由于很多媒体根本不了解中国,这导致媒体和读者都是通过驻华记者的文章来了解中国,而这些记者写的文章能够发表出来也要得到编辑部的审核,“因为他们对中国和亚洲毕竟是有偏见的”。

  2005年中国通过《反分裂国家法》后,时任外长的李肇星到访欧盟,当时欧洲关于《反分裂国家法》的批评之声不绝于耳。在门口等候采访的时候,吴黎明与法新社和路透社的记者有了一段短暂聊天。

  “我就问他们,你们说《反分裂国家法》就是‘动武法’,你们到底看没看过《反分裂国家法》原文?他们说没看。我说没看怎么有资格写长篇大论呢?他们说没时间看,得出的结论都是根据北京的同事发回的内容来阐述的。”这段对话让吴黎明非常感慨,“从西方记者涉华报道的素质来说,很多人压根是不称职的,首先是就知道跟风。当然还有价值观念的问题,他们有自己的考虑。”

  不只是报道中国的西方记者,包括一些自称的中国问题专家,也多半对中国的了解一知半解。到德国工作后,吴黎明接触的多是学者的圈子,这些人属于欧洲的精英阶层。“你和他谈,他们虽然有的是研究中国的专家,但是他们的看法是非常过时的,不能把握中国的发展脉搏。”这些人很多不会讲中文,研究资料全部是来自当地媒体的二手资料,最后得出的成果可想而知。

  就这样,或是出于对中国的偏见,或是出于无知,或是出于所谓“政治正确”,欧洲媒体频频拒绝倾听“中国声音”。“不过这种情况正在改变,因为美国人比欧洲人要更了解中国,他们之间的合作更多了。”当然,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在海外站出来,发出越来越多的中国声音,也让越来越多的西方人了解到真实的中国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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