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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称近六成女生愿嫁富二代 精神退化引担忧

2010年5月4日 09:23

来源:中国青年报 选稿:王逾婷

  ■表面看起来,“嫁给谁”是个人的婚姻自由;但“愿嫁谁”这个现象折射的是一个社会的潜在共识——价值判断。

  ■也许我们可以理解女大学生愿嫁“富二代”的个人选择,但能否认同婚恋选择“趋利”的社会“共识”?这背后反映了婚姻观念的进步还是退化?

  针对前不久公布的一份《广州女大学生价值观调查红皮书》,学者李银河日前在与大学生交流时,对于那些想要嫁给“富二代”走捷径,放弃自我实现的女生表示,“我是比较失望的”。那份调查结果显示,近六成女生愿嫁“富二代”,理由是可以少奋斗很多年。

  由于学者李银河的焦虑纠结,立刻引起网上见仁见智的议论。

  有人说,“愿嫁‘富二代’不是‘非富二代不嫁’。舆论不能将女大学生傍大款的现象人为渲染和放大,甚至将之‘妖魔化’成一种群体标签;况且,‘富二代’不是罪恶的同义词。”呵呵,我很想赞同,但又不得不承认,在物欲横流的当下,别说柏拉图式的爱情早已荡然无存,就是曾经启蒙了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不愿做玩偶的娜拉式的女性主体意识的自觉,也变身成为被遗忘角落里的古董,淡出人们的记忆……今天真正能跳出金钱物欲的人的确也不会很多。再说了,走在“奔小康”的路上,谁敢“仇富”哦?更不敢“妖魔”愿嫁“先富起来的人”的女大学生们。

  也有人说,婚恋应以感情为重,婚姻的幸福远不是可以单纯用金钱来衡量的。然而,我想到的是:爱情这个话题,除了诗词歌赋的千古传唱,在现实生活中,爱情对象的选择在不同的时代总是被附加上一些标志性的“符号”,远的不说,就看咱们身边的变迁,它也在不断丰富啊——从1950年代的找劳模到1960年代的嫁工农;从1970年代的挑军人到1980年代的看学历,再到如今的傍大款嫁富豪。若一个社会的择偶风气从“政治化”的考量变换为“趋利化”的考量,这种婚恋价值观似乎也扯不上什么“与时俱进”吧?当一个社会里缺失了对正义与高尚的崇拜,淡漠了对自尊与尊严的诉求,何谈还有追求真正爱情的精神底蕴、文化氛围?所以,如此强大的富豪气场,震慑的恐怕就不只是女大学生了,就草民所知,贪官们也有傍大款的,大学校长也有爱大款的,法官律师也有看大款脸色办事的……所以,表面看起来,“嫁给谁”是个体的婚姻自由;但“愿嫁谁”这个现象折射的是一个社会的潜在共识——价值观。

  在这场争论中,一方面,有年轻一代直白地表示“愿嫁富豪”而对奋斗毫无兴趣;另一方面,亦有某些过来人高调地表示“愿嫁谁”都“合情合法”。当人们回避对一种有争议的社会现象做出合理的道德评价的时候,当一个社会的潜意识拒绝激烈而精彩的思想碰撞的时候,当心忧天下的人越来越少的时候……那么,道德的灰色崇拜弥漫之时,精神退化之日则近在咫尺。

  因此,对学者李银河的焦虑,草民由衷敬佩。对女大学生想要嫁给“富二代”走捷径,这个过去被人所不齿而如今正悄然被人们接受的事实,笔者小声问一句:这背后反映了婚姻观念的进步还是退化?我倒以为,这是我们这个浮夸浮躁浮华时代的必然现象,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嘛!当一夜暴富的神话在地球村里不断上演的时候,当豪车、豪宅以金钱和品位的名义夺人眼球的时候,当男女明星们纷纷投入富豪怀抱的时候,谁不想找一条不劳而获,少劳多获的捷径?不是吗,放眼世界,只要能够“获利”,就一定有人趋之若鹜,教授频频抄袭,商人热衷于造假,官员大搞形象工程……

  然而,笔者以为,我们更该反思的是:尽管世界变小了,但中国社会毕竟刚刚踏上富裕之路,我们是不是过早地染上了“富贵病”?也许我们可以宽容女大学生“嫁给谁”的个人选择,但中国的崛起终归还需要很长时间的艰苦奋斗,更需要的恐怕是年轻一代包括女大学生在内的奋斗精神。

  嫁给富二代的梦与真

  难以实现的梦

  女大学生想嫁“富二代”,本无可非议。借助婚姻获取更高的社会地位、更大的财富、更多的幸福,想必是大多数出身平民的“草根女”的共同愿望吧。

  但如具体的问题具体分析,事情就会变得很复杂。在任何社会,婚姻都不仅仅是一种个人行为,而且是特定社会关系的产物;在任何社会,富人和普通人之间都存在一定的阶层鸿沟。婚姻所具有的社会意义,因社会阶层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对于富人阶层来说,婚姻首先被当做保全富有地位的一种手段,而对于普通百姓来说,婚姻只是生活中难以回避的现实。

  美国通常被认为是一个机会平等的社会,林肯就说:“我们期望哪怕最卑微的人也能像其他人一样有机会去致富。”但实际上,平民要想跻身精英阶层,也着实不易;富家白马王子爱上灰姑娘的事儿,不是没有,但多发生在童话世界和艺术作品之中。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就曾指出:美国的富人阶层通常又称“上流阶层”,主要由极有权力的企业领导人、政治家和军事领袖三部分人构成。他们享有高度集中的权力、财富与声望。这些权力精英一般来自至少具有两代发家史的富裕家庭;父母出生在美国;白人男性;来自城市社区;上过著名的大学;等等。在这些处于权力结构最高层的人与不分享这种权力结构的人之间,存在的那条不可逾越的鸿沟,远非通过婚姻就可以得到填补。

  日本的阶层结构也早已固定化,在婚姻关系中形成较为牢固的“阶层保护的屏障”,所谓的“精英闺阀”,就是指以旧贵族为中心的名门望族,作为战后新兴势力的财界望族以及政治权力者家族之间构成一种封闭而稳定的婚姻网络。在这个世界中,除了他们在政治方面和经济方面的实力之外,他们在财界、政界、学界布下的层层婚姻亲缘的关系网,显赫地标明着他们在各界作为实力者的存在。财富和政治权力就是这样作为上层社会巩固其地位不可缺少的两大要素;而作为长期确保其地位的有效手段,他们利用婚姻,并促使其最终形成有力的家系闺阀。

  可能实现的梦

  目前中国正处在一个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迅速转型的时期,婚姻的阶层界限尚不很严格,使“草根女”存在不无通过婚嫁跻身富人团队的可能。

  首先,阶层结构的变动性大于稳定性,富人阶层和平民阶层之间尚不存在明晰而严格的界限,平民成为富人和富人成为平民的可能性同时存在。2002年末,联想集团董事局主席柳传志曾感慨地表示:“曾经跟我同台领奖的著名企业家们,现在大部分都已销声匿迹了。”在这种情况下,富人的婚姻还难以仅在富人圈内完成。

  其次,在阶层结构固定化的国家,名门家系可以赋予配偶以及家系的名门意识,是上流社会为使全社会普遍承认自己独特地位和身份的重要手段。同时,通过与这种意识和家系的关联,可以使其作为名门家系并在上层社会的内部继承一定的地位。但目前中国富人家庭尚未形成这样的名门意识。

  最后,在发达国家,通婚通常与保护财富和扩大财源相联系,而目前中国富人阶层在处理婚姻关系时,确保财富和经济权利方面的动机还不很强烈。

  一场游戏,一场空?

  “草根女”能够嫁给“富二代”,但“机遇并风险着”。1924年,李德全女士与冯玉祥将军结婚。婚后的一天,冯玉祥问妻子为什么要嫁给他时,李德全笑答:“是上帝怕你不为民办事,派我来监督你的。”现在中国的女大学生如果要做出“嫁”的选择,恐怕还真需要几分“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献身精神。

  不可否认,一些“富二代”由于有着较好的“遗传”,受过良好的教育,道德高尚,气质高雅,才干过人。如果能嫁给这样的“富二代”,真是前世修下的福分。但这样的家境、这样的人,实属凤毛麟角;且这样有理想、有抱负的“富二代”,通常会洁身自好,在择偶方面往往会高标准、严要求;想要嫁他谈何容易?

  而“草根女”能够结识并相处的“富二代”,则很有可能在自主、自律、自尊、自强等方面,都缺乏上乘表现。他们或从小娇生惯养,疏于管教,谋生能力差,或长于挥金如土、招惹祸端;在感情和婚姻家庭方面缺少责任感,惯于拈花惹草、始乱终弃。

  嫁给这样的“富二代”,风险之一是返贫,即在其父辈完成历史使命,“富二代”接班后,不思进取、坐吃山空,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将偌大的家业败坏一空;风险之二是他们对自己的心上人感情不够专一,尚未走到结婚就移情别恋,但见新人笑,不闻旧人哭。许多女明星贪图享受、爱慕虚荣,想嫁“富二代”却最终遭到抛弃,就是前车之鉴。

  因此,女大学生对于这样身上带有不良倾向的“富二代”,除非有将其“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信心和能力,否则,最好忍痛割爱,所谓“三十六计,走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