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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碎“四人帮”若干细节考证:谁最早提议解决?

2011年12月14日 10:38

来源:北京日报 作者:韩 钢 选稿:张侃理

  粉碎“四人帮”已经过去35年。35年来,事情的真相和细节一直为人关注,为人乐道。当年惟妙惟肖的传说,后来变成绘声绘色的戏说。关键在于,官方几乎没有公布任何相关的档案文献。这未必是有意保密,因为那是一次政治风险极高的高层权力变更,所以很可能当年就没有多少文字记载。由于缺乏文字资料,相关当事人的叙述便显得颇富价值。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相关当事人回忆、传记、年谱的公开和出版,以及媒体的采访,以往的传说和戏说很多得以纠误,事情的真相不少也得以澄清,但也留下了一些模糊不清或相互龃龉的疑点。

  究竟是谁最早提出解决“四人帮”问题的

  究竟是谁最早提出解决“四人帮”问题的?过去一般说是叶剑英。主要当事人的回忆表明,事情可能要分为酝酿和正式提议两个阶段。还在毛泽东生前,叶剑英已经与一些当时被边缘化的党政军元老交流过对时局的看法,聂荣臻、王震、杨成武、粟裕等人曾先后以不同方式,向叶表示了对“四人帮”可能控制局面的担忧,希望解决他们的问题。叶则以自己的方式表明了对此的态度和决心。这可以说是最早的酝酿。

  但酝酿是一回事,正式提出又是一回事。近些年研究的一大进展,就是弄清楚了正式提议的经过。华国锋、李先念和吴德等人的谈话和回忆,都说明是华国锋最先提议,经由李先念向叶剑英转达,得到早有此意的叶剑英赞同的。除了叶剑英事先的酝酿、华国锋正式提出动议外,一些知情人近些年还提到,李鑫在毛泽东追悼大会(9月18日)后,也曾直接向华国锋进言,建议采取断然措施解决问题。

  目前的疑点在于,第一,华国锋是什么时候提议的?据华本人的记忆,是毛泽东去世后的第二天,即9月10日;而李先念、吴德的回忆,是9月11日。时间相差一天。第二,李先念是哪天去北京西山向叶剑英转达华的提议的?华国锋、吴德的记忆,都是9月13日;而李先念本人说是9月14日;《叶剑英年谱》则说是9月24日。三个说法,前两个相差一天,后一个则差了十来天。第三,李先念转达华国锋的提议后,叶剑英如何反馈的?这是一个相当关键的环节。据华的回忆,9月21日叶去他家商议此事;《叶剑英年谱》记载9月中旬、9月25日和10月2日华叶有三次密谈。也就是说,李带话之后,华叶的第一次面谈,应该是9月中旬或21日。看起来,两者似乎差不太多,但细究会发现《叶剑英年谱》自相矛盾:既然李先念24日才转达华的提议,怎么会9月中旬华叶已经秘密商议?至于华叶密谈的具体内容,由于两位都已故去,已无法向人们披露了。

  关于如何谋划解决“四人帮”问题,以往的说法是,出于保密,政治局成员也极少知晓此事。从当事人的回忆看,这种说法并不属实

  解决“四人帮”问题是如何谋划的?以往的说法,出于保密,政治局成员也极少知晓此事。从当事人的回忆看,这种说法并不属实。据吴德口述,除了江青等四人和被疑为追随“四人帮”的吴桂贤、有恙在身的刘伯承不知情外,其余在京政治局成员事先都程度不同地参与或了解此事。吴德还称,其中汪东兴、陈锡联、苏振华、纪登奎都是华国锋本人亲自约谈的,只有倪志福是吴德受华的委托打的招呼。

  汪东兴是整个事件的关键人物之一。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汪在事件中的作用有意淡化,与事实不符,也不公道。虽然汪迄今从未公开忆述此事,但从其他当事人的回忆看,汪起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华国锋回忆,他除了同叶直接商谈外,还找了汪东兴谈话,汪与他的想法完全一致。华没有透露与汪商谈的时间,但吴德口述称,华曾告诉他9月11日找了汪商量此事,汪的态度很明确,表示坚决支持华的意见。《叶剑英年谱》则记载,毛泽东生前叶就曾同汪交换过彼此看法。果真如此,汪就是分别从华、叶处得知这个动议的。至于详情如何,目前仍然不得而知,有待汪本人的披露。

  以往人们都以为一开始就准备对“四人帮”采取抓捕的办法,近些年当事人的回忆,透露出一个情况:在达成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共识后,曾经有过另一种考虑,即通过召开政治局会议或中央全会的办法解决。华国锋、李先念回忆,9月16日,也就是毛泽东追悼大会的前两天,华和李先念、吴德、陈锡联、纪登奎、陈永贵等几位政治局委员,在国务院会议室碰过一次头。吴德建议,用开会的办法解决。李先念表示质疑,还举了赫鲁晓夫上台的例子说明。华、李、吴权衡再三,考虑中央委员会有不少是“四人帮”拉进来的造反派成员,用开会的办法恐怕要冒风险,采取隔离审查的办法才是上策,故开会之策弃而不用。不过,关于这次会议的时间仍有不同记忆,华、李说是9月16日,而吴的记忆是9月26日或27日,两者相差了十来天。

  据华国锋说,他不只是找了上述几位政治局成员商议解决的办法,更重要的还同叶剑英多次商量过此事。遗憾的是,华没有透露他同叶商谈的详情,因此华叶之谈仍是未解之谜。

  抓捕“四人帮”的行动是如何准备的?过去的说法一直比较含糊或者片面。当事人的回忆逐渐相对全面地复原了历史

  抓捕“四人帮”的行动是如何准备的?过去的说法一直比较含糊或者片面。当事人的回忆逐渐相对全面地复原了历史。据华国锋、吴德的谈话或口述,准备工作主要是由华、汪、李三人分别商谈,由汪、吴组织实施的。整个行动班子分为准备文件的写作班子和实施抓捕的行动班子,前者由李鑫负责;后者又分为三个部分,中南海内抓捕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毛远新的行动由汪东兴负责,中南海外抓捕迟群、谢静宜、金祖敏的行动由吴德负责,控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人民日报》等新闻舆论单位的行动由耿飚负责。为此,汪东兴指挥张耀祠(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武健华(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挑选了直接参与行动的八三四一部队五十来名官兵,吴德则与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沟通,并与当时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陈锡联联系,取得了对北京卫戍区部队的直接指挥权。

  关于准备工作,实际上还有一条线被人们忽视了,就是高层经由叶剑英同一些军方人士和党政军元老打了招呼,如李德生、张廷发和聂荣臻、陈云、邓颖超等。从某个角度说,这些也是一种准备,特别是同李德生(时任沈阳军区司令员)、张廷发(空军司令员)打招呼,更是对可能发生的不测做好预设。

  至于具体行动的经过,当事人的披露比较详细。这是近些年研究一个比较突出的进展。张耀祠、耿飚的回忆录,特别是香港凤凰卫视对武健华、周启才、陈长江、杨正泉、保育钧等人的访谈,都相当细致地叙述了10月6日晚间在中南海怀仁堂抓捕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在丰泽园内抓捕江青、毛远新,控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10月7日进驻人民日报社的经过。

  中南海外抓捕迟群、谢静宜、金祖敏的经过,过去一直不清楚。吴德在口述中作了叙述,但仍嫌笼统,远不及对中南海内行动叙述详尽。

  抓捕“四人帮”当晚,中央政治局在玉泉山召开紧急会议,过去人们只知道会议结果,如今当事人的回忆提供了新史料

  抓捕“四人帮”当晚,中央政治局在北京西郊玉泉山召开紧急会议。非程序的强力行动需要得到程序性追认,毛泽东逝世后最高权力核心的真空需要尽快填补,事件过后的中国政局需要稳定,这些都必须由最高决策层作出部署和安排。因此,作为一个完整的历史事件,应该说这是最后一环。

  过去人们只知道这次会议的结果,至于经过,则不知其详。吴德口述最早作了比较详细的忆述,周启才的口述则更为详尽。参加会议的政治局成员是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吴德、陈锡联、纪登奎、陈永贵、苏振华、倪志福、吴桂贤等11人,作为工作人员旁听会议的是李鑫和周启才。会议从6日晚上十点开到7日凌晨四点,时长六个小时,主要是由华国锋、叶剑英通报抓捕“四人帮”的经过,然后作出了关于隔离审查“四人帮”和推举华国锋为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决定。之后,就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的工作作出了安排。值得注意的是,会上华国锋曾提议推举叶剑英为中共中央主席,叶则坚持谦辞;政治局委员(纪登奎)建议按照毛泽东“三七开”的基调,指出“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所在,叶认为这时的文件不可能解决“文革”的问题。

  不过,无论是吴德的口述还是周启才的回忆,对会议安排当前和今后工作的情况均寥寥数句,语焉不详。那次会议的参加者(包括旁听者),仅有四位尚健在。更进一步的情况,还待当事人披露。(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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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粉碎“四人帮”的当事人可分为四个层次

  从相关回忆和口述看,参与粉碎“四人帮”整个事件的当事人大致可以分为四个层级:

  第一个层级是决策层,即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李先念、吴德,核心人物是华、叶、汪;李和吴参与商议较多;陈锡联、苏振华、纪登奎、陈永贵、倪志福或有参与,或者知晓。

  第二个层级是组织指挥层,主要人物是汪东兴、吴德。

  第三个层级是组织实施层,主要人物是张耀祠、武健华、吴忠和耿飚、邱巍高。

  第四个层级是具体执行层,即直接参加行动的八三四一部队和北京卫戍区部队官兵。

  需要说明,还有几位当事人,如李鑫(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之一)、周启才(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局长),作为相关文件起草者亦参与了事件,对情况了解甚多,所处地位相当于组织实施层。

  上述当事人的相关著述最值得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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