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投稿   新闻热线:021-60850333
社科院专家:推进新型城镇化摆脱经济“下限保卫战”

2014-11-21 14:12:59

来源:科技日报 选稿:吴春伟

原标题: 社科院专家:推进新型城镇化摆脱经济“下限保卫战”

  东方网11月21日消息:2012年以来,受国内外经济形势影响,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对经济运行合理区间的下限形成了冲击。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运行开局总体平稳,但是,国内外经济形势依然错综复杂,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和矛盾仍然突出,给宏观调控提出了新的挑战,对此,中国社科院院学部委员、经济学部副主任刘树成在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专访时提出,真正贯彻落实刚刚出台的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是实现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抓手。

  2012年至今下行压力对经济下限产生三个冲击波

  《经济参考报》:近几年来,中国经济与前些年动辄两位数增长相比,出现了下降的态势,引起国内外的关注。作为国内长期研究经济周期的著名专家,您对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有何看法?2014年一季度经济数据很快将公布,请您提前预测一下?

  刘树成:我国GDP季度同比增长率,在2008年至2009年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走出一个V字形下落与反转的轨迹,在2010年第一季度回升到11.9%的高峰。之后,我国G D P增长率开始进入一个下行通道,也就是我国经济由改革开放30多年来平均近10%的高速增长期,进入一个增长速度换挡期,或增长阶段转换期。在开始的头两年,2010年和2011年,G D P季度同比增长率还下降的不多。2010年第二季度至2011年第四季度,平均在9.6%。

  2012年前三个季度,经济增速继续下滑。第一季度GDP同比增长率下滑到8.1%;第二季度开始“破八”,下降到7 .6%;第三季度下降到7 .4%。2012年3月《政府工作报告》中,已将经济增长预期目标由过去连续七年的8%下调到7.5%。2012年第三季度G D P增长率下降到7.4%,这是经济下行压力对经济运行下限的第一个冲击波。2012年5月起,开始采取一系列微刺激措施。第四季度GDP同比增长率小幅反弹至7.9%。

  2013年上半年,经济增速又继续下滑。第一、二季度G D P同比增长率又下滑到7.7%和7.5%,这是经济下行压力对经济运行下限的第二个冲击波。2013年6月中旬以后,又采取了一系列微刺激措施。第三季度GDP同比增长率又小幅反弹至7.8%。

  进入2014年,从已公布的1-2月份工业生产、固定资产投资、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等主要经济运行数据看,预计上半年G D P增速会继续下滑,预计第一季度有可能下滑至7.4%,这是经济下行压力对经济运行下限的第三个冲击波。据报道,3月19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要努力保持经济运行处在合理区间,及时发现苗头性、倾向性问题,抓紧出台已确定的扩内需、稳增长措施。3月26日,李克强总理在辽宁主持召开经济形势座谈会,强调指出:“把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是当前宏观调控的基本要求,也是中长期政策取向。”“我们拥有去年战胜经济下行挑战的成功经验,也为今年继续应对经济波动做好了政策储备。当前要按照《政府工作报告》确定的任务,有针对性地陆续出台相应有力措施。”

  我们可以预计,在新的微刺激措施下,下半年经济增速会小幅反弹。2014年,G D P增长率有可能走出一条与2012年、2013年大体相同的轨迹。这样,近三年来,每年形成了一个“经济增速下滑———微刺激———小幅反弹———再下滑”的循环圈,即每年上半年经济增速下滑,年中采取微刺激措施,下半年经济增速小幅反弹,下一年的上半年经济增速又继续下滑。

  2014中国经济面临四方面压力

  《经济参考报》:确实如您所说,2012年、2013年、2014年我国经济下行压力较大,对经济运行合理区间的下限形成了三个冲击波。那么,造成中国经济下行压力的主要因素有哪些?

  刘树成:以上2012年、2013年、2014年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对经济运行下限的三个冲击波,总的来看,均源于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下移,即由于制约经济发展的资源、能源、土地、环境、劳动力等要素条件的约束,我国潜在经济增长率开始了下移过程。与前两个冲击波相比,第三个冲击波已是第三年。

  《经济参考报》:与2012、2013年相比,2014年造成中国经济下行的其它因素有哪些?

  刘树成:2014年,除了上述这些经济发展的要素条件的制约强化之外,形成经济下行压力的其他一些相关因素的制约也更加强化了,其中主要因素有:

  第一,经济下滑惯性因素。在近四年来我国潜在经济增长率下移的过程中,经济运行具有下滑惯性。从2010年第一季度之后,至2014年第一季度,G D P季度同比增长率的下滑趋势已经历了16个月。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在经济波动的下行阶段,由于在国民经济各部门间、各行业间、各地区间,以及在社会再生产各环节(生产、投资、收入、消费等)间,具有乘数原理和加速原理的作用,也就是具有连锁扩散效应和累积放大效应,因而形成经济运行的下滑惯性。同样,在经济波动的上行阶段,经济运行具有上升惯性。目前,在经济运行面临下滑惯性的情况下,如果没有抵挡下滑惯性的措施,没有形成抵挡下滑的足够力量,经济增长随时就有滑出合理区间下限的可能。

  第二,信贷和投资因素。当前经济运行面临两大“化解”任务:化解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化解一些重要行业严重的产能过剩。这将对信贷的增长和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带来下行的压力。

  根据审计署2013年12月30日公布的审计结果,截至2013年6月底,我国地方省市县三级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余额为105789.05亿元,比2010年底的67109 .51万亿元增加了38679 .54万亿元,增长57.64%,年均增长19.97%。虽然债务风险总体可控,但地方政府性债务规模的大幅度增加却隐含着不可忽视的风险,部分地方和行业债务负担较重。2014年,控制和化解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是经济工作的重要任务,新增债务将受到严格控制,同时存量债务的偿还压力加大,这将制约各地信贷和固定资产投资的扩张。

  第三,地区因素。2014年,全国多数省份纷纷下调了GDP增长预期目标(见表1)。从近三年来的情况看,2012年,与上年相比,下调GDP增长预期目标的地区仅4个,上调的地区7个,不变的地区20个。2013年,下调GDP增长预期目标的地区增加到12个,没有上调的地区,不变的地区19个。2014年,下调GDP增长预期目标的地区又增加到22个,上调的地区仅1个,不变的地区8个。2014年,在GDP增长预期目标下调的地区中,下调1.5个百分点及以上的地区就有8个,主要是西部地区6个、东北地区2个;下调1个百分点的地区9个;下调0.5个百分点的地区5个。各地下调经济增长预期目标,这一方面是好事,有利于各地把经济发展的重点放到转方式、调结构、促改革和提高质量与效益上来,但另一方面也对全国GDP增速的下滑产生压力。

  第四,企业因素。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对经济下行产生压力。劳动力、资源、土地、资金等各种成本上升。市场需求疲弱,工业品出厂价格连续处于负值区间。以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PPI)月度同比上涨率来看,从2012年3月以来已连续24个月为负值。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连续负值,代表工业生产者受损程度,反映市场需求不足,表明实体经济处于通缩状态。

  以新型城镇化为抓手避免年年打“下限保卫战”

  《经济参考报》:每当出现新的冲击波,政府都会采取微刺激政策,来进行调控,但是一旦这种微刺激力量消失会产生哪些影响?它的缺陷有哪些?

  刘树成:近三年来,我国经济下行压力较大,对经济运行下限形成三个冲击波,每年形成一个“经济增速下滑———微刺激———小幅反弹———再下滑”的循环圈,即每年上半年经济增速下滑,年中采取微刺激措施,下半年经济增速小幅反弹,下一年的上半年经济增速又继续下滑。如果这种循环圈年年继续下去,宏观调控就要年年打“下限保卫战”。守住下限是被动的。经济下滑具有惯性,当微刺激措施的力量消失之后,或者一旦有个“风吹草动”,即出现某些不确定性因素的冲击之后,经济运行就很容易滑出合理区间的下限。

  目前的微刺激措施有两个缺陷:一是“碎片化”,即措施应急、零碎、不系统,缺乏措施之间的总体规划和总体衔接。二是“短期化”,即这些措施对经济运行的支撑效力不持久,对防止经济下滑的效果仅能维持一、两个季度。过去,我国经济增长经常冲出上限,现在则要经常守住下限。经济增长冲出上限,不利于转方式、调结构,不利于深化改革;而经济增长滑出下限,或连续在下限边缘运行,也同样不利于转方式、调结构,不利于深化改革。

  《经济参考报》:那么,要摆脱当前这种循环怪圈、避免年年打“下限保卫战”,政府应具体采取哪些措施?

  刘树成:要摆脱当前这种循环圈,避免年年打“下限保卫战”,就要寻找对于经济稳定增长能持续的推动力量。积极稳妥、扎实有序地推进新型城镇化,即可为我国经济稳定增长提供持续的推动力量。刚刚出台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的贯彻落实,即是重要抓手。

  从任务层面讲,这一规划的具体任务,从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到推动城乡发展在建设规划、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方面的一体化;从推进城镇化空间布局的协调发展和优化,到提高城市综合承载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推动城市建设绿色化、智能化和人文化;是一个大的系统工程。这是一个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以提升质量为主的新型城镇化。这一规划如能真正贯彻落实,与过去以规模扩张为主的、“摊大饼”式的土地城镇化相比,任务更加艰巨,所需投资更多,带动消费更多,可释放巨大的内需潜力,对经济稳定增长具有持续的推动力量,可以解决当前微刺激措施的“碎片化”及其支撑效力“短期化”的问题。

  从操作层面讲,新型城镇化是稳增长与转方式、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有机结合的聚合点。从转方式来说,新型城镇化有利于扩大内需,既能扩大消费,又能扩大投资。从调结构来说,新型城镇化有利于城乡结构、城市结构、地区结构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从促改革来说,新型城镇化涉及户籍制度、土地制度、住房制度、收入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行政体制、财政体制、金融体制、投融资体制、基本公共服务体制等多方面的配套改革。从惠民生来说,新型城镇化将改善城乡居民的生产和生活条件,提高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新型城镇化规划如能真正贯彻落实,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将会开创新局面。

上一篇稿件

下一篇稿件

社科院专家:推进新型城镇化摆脱经济“下限保卫战”

2014年11月21日 14:12 来源:科技日报

原标题: 社科院专家:推进新型城镇化摆脱经济“下限保卫战”

  东方网11月21日消息:2012年以来,受国内外经济形势影响,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对经济运行合理区间的下限形成了冲击。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运行开局总体平稳,但是,国内外经济形势依然错综复杂,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和矛盾仍然突出,给宏观调控提出了新的挑战,对此,中国社科院院学部委员、经济学部副主任刘树成在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专访时提出,真正贯彻落实刚刚出台的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是实现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抓手。

  2012年至今下行压力对经济下限产生三个冲击波

  《经济参考报》:近几年来,中国经济与前些年动辄两位数增长相比,出现了下降的态势,引起国内外的关注。作为国内长期研究经济周期的著名专家,您对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有何看法?2014年一季度经济数据很快将公布,请您提前预测一下?

  刘树成:我国GDP季度同比增长率,在2008年至2009年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走出一个V字形下落与反转的轨迹,在2010年第一季度回升到11.9%的高峰。之后,我国G D P增长率开始进入一个下行通道,也就是我国经济由改革开放30多年来平均近10%的高速增长期,进入一个增长速度换挡期,或增长阶段转换期。在开始的头两年,2010年和2011年,G D P季度同比增长率还下降的不多。2010年第二季度至2011年第四季度,平均在9.6%。

  2012年前三个季度,经济增速继续下滑。第一季度GDP同比增长率下滑到8.1%;第二季度开始“破八”,下降到7 .6%;第三季度下降到7 .4%。2012年3月《政府工作报告》中,已将经济增长预期目标由过去连续七年的8%下调到7.5%。2012年第三季度G D P增长率下降到7.4%,这是经济下行压力对经济运行下限的第一个冲击波。2012年5月起,开始采取一系列微刺激措施。第四季度GDP同比增长率小幅反弹至7.9%。

  2013年上半年,经济增速又继续下滑。第一、二季度G D P同比增长率又下滑到7.7%和7.5%,这是经济下行压力对经济运行下限的第二个冲击波。2013年6月中旬以后,又采取了一系列微刺激措施。第三季度GDP同比增长率又小幅反弹至7.8%。

  进入2014年,从已公布的1-2月份工业生产、固定资产投资、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等主要经济运行数据看,预计上半年G D P增速会继续下滑,预计第一季度有可能下滑至7.4%,这是经济下行压力对经济运行下限的第三个冲击波。据报道,3月19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要努力保持经济运行处在合理区间,及时发现苗头性、倾向性问题,抓紧出台已确定的扩内需、稳增长措施。3月26日,李克强总理在辽宁主持召开经济形势座谈会,强调指出:“把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是当前宏观调控的基本要求,也是中长期政策取向。”“我们拥有去年战胜经济下行挑战的成功经验,也为今年继续应对经济波动做好了政策储备。当前要按照《政府工作报告》确定的任务,有针对性地陆续出台相应有力措施。”

  我们可以预计,在新的微刺激措施下,下半年经济增速会小幅反弹。2014年,G D P增长率有可能走出一条与2012年、2013年大体相同的轨迹。这样,近三年来,每年形成了一个“经济增速下滑———微刺激———小幅反弹———再下滑”的循环圈,即每年上半年经济增速下滑,年中采取微刺激措施,下半年经济增速小幅反弹,下一年的上半年经济增速又继续下滑。

  2014中国经济面临四方面压力

  《经济参考报》:确实如您所说,2012年、2013年、2014年我国经济下行压力较大,对经济运行合理区间的下限形成了三个冲击波。那么,造成中国经济下行压力的主要因素有哪些?

  刘树成:以上2012年、2013年、2014年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对经济运行下限的三个冲击波,总的来看,均源于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下移,即由于制约经济发展的资源、能源、土地、环境、劳动力等要素条件的约束,我国潜在经济增长率开始了下移过程。与前两个冲击波相比,第三个冲击波已是第三年。

  《经济参考报》:与2012、2013年相比,2014年造成中国经济下行的其它因素有哪些?

  刘树成:2014年,除了上述这些经济发展的要素条件的制约强化之外,形成经济下行压力的其他一些相关因素的制约也更加强化了,其中主要因素有:

  第一,经济下滑惯性因素。在近四年来我国潜在经济增长率下移的过程中,经济运行具有下滑惯性。从2010年第一季度之后,至2014年第一季度,G D P季度同比增长率的下滑趋势已经历了16个月。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在经济波动的下行阶段,由于在国民经济各部门间、各行业间、各地区间,以及在社会再生产各环节(生产、投资、收入、消费等)间,具有乘数原理和加速原理的作用,也就是具有连锁扩散效应和累积放大效应,因而形成经济运行的下滑惯性。同样,在经济波动的上行阶段,经济运行具有上升惯性。目前,在经济运行面临下滑惯性的情况下,如果没有抵挡下滑惯性的措施,没有形成抵挡下滑的足够力量,经济增长随时就有滑出合理区间下限的可能。

  第二,信贷和投资因素。当前经济运行面临两大“化解”任务:化解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化解一些重要行业严重的产能过剩。这将对信贷的增长和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带来下行的压力。

  根据审计署2013年12月30日公布的审计结果,截至2013年6月底,我国地方省市县三级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余额为105789.05亿元,比2010年底的67109 .51万亿元增加了38679 .54万亿元,增长57.64%,年均增长19.97%。虽然债务风险总体可控,但地方政府性债务规模的大幅度增加却隐含着不可忽视的风险,部分地方和行业债务负担较重。2014年,控制和化解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是经济工作的重要任务,新增债务将受到严格控制,同时存量债务的偿还压力加大,这将制约各地信贷和固定资产投资的扩张。

  第三,地区因素。2014年,全国多数省份纷纷下调了GDP增长预期目标(见表1)。从近三年来的情况看,2012年,与上年相比,下调GDP增长预期目标的地区仅4个,上调的地区7个,不变的地区20个。2013年,下调GDP增长预期目标的地区增加到12个,没有上调的地区,不变的地区19个。2014年,下调GDP增长预期目标的地区又增加到22个,上调的地区仅1个,不变的地区8个。2014年,在GDP增长预期目标下调的地区中,下调1.5个百分点及以上的地区就有8个,主要是西部地区6个、东北地区2个;下调1个百分点的地区9个;下调0.5个百分点的地区5个。各地下调经济增长预期目标,这一方面是好事,有利于各地把经济发展的重点放到转方式、调结构、促改革和提高质量与效益上来,但另一方面也对全国GDP增速的下滑产生压力。

  第四,企业因素。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对经济下行产生压力。劳动力、资源、土地、资金等各种成本上升。市场需求疲弱,工业品出厂价格连续处于负值区间。以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PPI)月度同比上涨率来看,从2012年3月以来已连续24个月为负值。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连续负值,代表工业生产者受损程度,反映市场需求不足,表明实体经济处于通缩状态。

  以新型城镇化为抓手避免年年打“下限保卫战”

  《经济参考报》:每当出现新的冲击波,政府都会采取微刺激政策,来进行调控,但是一旦这种微刺激力量消失会产生哪些影响?它的缺陷有哪些?

  刘树成:近三年来,我国经济下行压力较大,对经济运行下限形成三个冲击波,每年形成一个“经济增速下滑———微刺激———小幅反弹———再下滑”的循环圈,即每年上半年经济增速下滑,年中采取微刺激措施,下半年经济增速小幅反弹,下一年的上半年经济增速又继续下滑。如果这种循环圈年年继续下去,宏观调控就要年年打“下限保卫战”。守住下限是被动的。经济下滑具有惯性,当微刺激措施的力量消失之后,或者一旦有个“风吹草动”,即出现某些不确定性因素的冲击之后,经济运行就很容易滑出合理区间的下限。

  目前的微刺激措施有两个缺陷:一是“碎片化”,即措施应急、零碎、不系统,缺乏措施之间的总体规划和总体衔接。二是“短期化”,即这些措施对经济运行的支撑效力不持久,对防止经济下滑的效果仅能维持一、两个季度。过去,我国经济增长经常冲出上限,现在则要经常守住下限。经济增长冲出上限,不利于转方式、调结构,不利于深化改革;而经济增长滑出下限,或连续在下限边缘运行,也同样不利于转方式、调结构,不利于深化改革。

  《经济参考报》:那么,要摆脱当前这种循环怪圈、避免年年打“下限保卫战”,政府应具体采取哪些措施?

  刘树成:要摆脱当前这种循环圈,避免年年打“下限保卫战”,就要寻找对于经济稳定增长能持续的推动力量。积极稳妥、扎实有序地推进新型城镇化,即可为我国经济稳定增长提供持续的推动力量。刚刚出台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的贯彻落实,即是重要抓手。

  从任务层面讲,这一规划的具体任务,从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到推动城乡发展在建设规划、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方面的一体化;从推进城镇化空间布局的协调发展和优化,到提高城市综合承载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推动城市建设绿色化、智能化和人文化;是一个大的系统工程。这是一个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以提升质量为主的新型城镇化。这一规划如能真正贯彻落实,与过去以规模扩张为主的、“摊大饼”式的土地城镇化相比,任务更加艰巨,所需投资更多,带动消费更多,可释放巨大的内需潜力,对经济稳定增长具有持续的推动力量,可以解决当前微刺激措施的“碎片化”及其支撑效力“短期化”的问题。

  从操作层面讲,新型城镇化是稳增长与转方式、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有机结合的聚合点。从转方式来说,新型城镇化有利于扩大内需,既能扩大消费,又能扩大投资。从调结构来说,新型城镇化有利于城乡结构、城市结构、地区结构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从促改革来说,新型城镇化涉及户籍制度、土地制度、住房制度、收入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行政体制、财政体制、金融体制、投融资体制、基本公共服务体制等多方面的配套改革。从惠民生来说,新型城镇化将改善城乡居民的生产和生活条件,提高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新型城镇化规划如能真正贯彻落实,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将会开创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