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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密中央深改组:短时间内分解336项改革举措

2014年3月13日 06:50 来源:北京青年报 选稿:奚亮

  权威声音

  全面深化改革很快就要进入“施工期”

  施芝鸿,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

  好像指挥三大战役的前敌委员会

  北青报:改革领导小组的功能,将来会承担更多类似于智囊机构的功能,还是会有更实际的权力来推进改革?

  施芝鸿:中央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有四个方面的功能,而不仅仅只是智囊的功能。中央成立深改组,负责改革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总体设计包括顶层设计和分层对接设计,统筹协调就是上述“5+1+1”等各个领域的全面深化改革要有一个办公室来协调,还有推动和落实的问题。所以它不只是智囊机构。打个比方,中央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是整个改革的前沿指挥部,而设在中央政研室的办公室则好比是前沿指挥部的一个参谋机构,就像毛主席当年指挥打三大战役时的前敌委员会。

  这个机构没有自己特殊的部门利益

  北青报:有人担心,深改组办公室会不会成为下一个发改委?

  施芝鸿:绝对不会,中央的深改组本身是一个超脱于现有的各个部委办和各个地区的机构设置之上的,高层的、权威的改革领导机构,这个机构没有自己特殊的部门利益,也就是没有自己的既得利益,它完全是站在全党、全国、全民族利益的高度,履行上述四个方面全面深化改革的整体功能。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办公室所在的中央政策研究室,也是清水衙门中的清水衙门,不批权也不批物,没有权力寻租的空间,没有权钱交易的可能,能够站在党和人民利益的高度,来协助设计全面深化改革总体思路、分层对接思路,并针对改革中出现的倾向性问题,及时向中央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提出意见和建议,来冲破思想观念的束缚,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打赢这场改革攻坚战。

  短时间内分解336项改革举措

  北青报:深改组现在是不是已经开始具体运作了?

  施芝鸿: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已开了两次全体会议,习总书记作为组长,在两次会议上都作了重要讲话。经过这一段时间紧锣密鼓的工作,中央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和六个专门小组,以及设在中央政研室的办公室,已经把十八届三中全会列出的336项改革举措全部分解到位,而且梳理后,正在明确每个领域的改革重点,很快就要进入“施工期”。

  我可以告诉大家的是,这个办公室的工作是紧张的、高效的、尽职的。在春节期间,中央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六个专门小组的好多领导和工作人员都没有休息,才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分解了十八届三中全会列出的336项改革举措的牵头单位、参加单位和成员单位。

  深改突破口或在“法治国家建设”

  北青报:改革千头万绪,那么深改组推进改革的突破口会在哪里呢?

  施芝鸿:关于这个问题,我举个例子。我们全国政协社科界的刘树成委员是社科院经济所的研究人员,在中央领导同志来听取我们联组讨论的时候有个发言。他在发言中认为,这次全面深化改革的突破口就是加强法治国家建设,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归根结底最重要的是法治化,他建议中央把推进法治中国建设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突破口。他讲到这里的时候,中央领导同志插了一句话,“刘委员,你的意思是说把法治建设作为突破口吗?”刘树成委员说“对”,中央领导同志颔首表示肯定。我当时注意到这个细节。

  现在究竟怎么来选择改革突破口?我想下一步深改组包括下设的六个专门小组,以及设在中央政研室的办公室,会及时汇总梳理各方面的意见,还有全国各个省市自治区成立的各地的深改组,他们也会梳理出来意见,最后还会有一个更完整的汇总,最终找出真正的突破口在哪里。我认为,改革的突破口应该是“牵一发而动全局”的领域,像当年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经济特区,都成为了“牵一发而动全局”的改革举措。这次全面深化改革的突破口会怎么选择?刘树成委员提出的这个思路不无道理,如果法治是突破口之一,那法治领域更具体的突破口落在哪一个措施上?这还要寻找。

  我相信,在集中各方面智慧的基础上,这个突破口会尽快明确的。

  要突破思想观念和利益固化藩篱

  北青报:这一轮全面深化改革的障碍在哪里?

  施芝鸿:障碍有两个,一是思想观念的障碍,一是利益固化的藩篱。小平同志南巡解决的是“社会主义可不可以搞市场经济”的问题,这次十八届三中全会启动的全面深化改革是要解决“怎样搞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问题,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是有效率的,也是公平的,既是能够激发活力的,也是能够便于治理的,能够形成一个全国统一的市场体系,打破目前市场秩序失序、市场规范失范所导致的种种不公平竞争,以及大家反映强烈的各个方面的利益差距问题。如果这个问题在这一轮改革中搞好了,我们就能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更加发展,也使我们国家治理体系更加现代化。

  委员建议

  迟福林:地方深改组不能流于形式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中国深化改革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利益调整,每一项改革背后都是利益关系。建立深改组的最大目的就是在协调利益关系上发挥重大作用。

  而对于如何协调,迟福林认为,有些部门的改革方案不能“自己改自己”,在深化改革过程中,包括部门立法等都需要征得深改小组同意,需要协调和上报;此外,改革有了方案后需要推动,深改小组起到重要作用。

  对于各地成立的深改组,迟福林认为不能流于形式,也不能成为一个秘书班子,应该成为强有力的专门的工作协调机构,此外还要和社会各方面结合,吸取多方面意见和建议,才能推动改革。

  迟福林强调:“没有强有力推动的改革很难,今天的改革应该靠强有力的推动,但这种强有力的推动不该等同于集权。”

  王长江:不能有绕难题走的惯性

  3月10日,全国政协委员、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王长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改革路径是先易后难,从最能形成共识的方面渐进改革。但当前已进入全局式改革阶段,不能再有绕着难题走的思维惯性。

  王长江认为,深改组将改革权收回中央,是打破现有权力格局,进行重新配置。同时,三中全会也提出要将顶层设计与地方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里面既包含权力集中,也包含给地方积极性,意在科学分配权力。

  王长江还曾提出建议,顶层设计机构应该由退休老同志、中立的学者智囊和民主党派人士构成,这些人熟悉经济、政治、社会工作,但又不具体执行、没有实权,能够比较超脱独立地进行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