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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寻踪觅影:中共一大会址寻访记

2016-5-23 13:06:45

来源:上海党史网 作者:王长流 选稿:夏阳

  原标题:寻踪觅影:中共一大会址寻访记

  上海市兴业路76号是一座典型的石库门建筑,它见证了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如今,这里已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和全国廉政教育基地——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这样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纪念地在建国后是如何被发现并被保护起来的呢?

  1950年夏末,为迎接建党30周年纪念日,中共一大会址的调查勘实工作提上了日程。中共上海市委非常重视一大会址的勘察工作,指示市委宣传部负责该项任务,时任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的姚溱具体负责这项工作。姚溱接到任务后,找到上海市文化局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处处长沈之瑜,要求他和宣传部干部杨重光具体落实。

  沈之瑜在接受任务的时候,姚溱曾告诉他,一大是在法租界召开的,并准备让市公安局局长杨帆把周佛海的老婆杨淑慧请来协助他们寻找一大会址。中共一大召开期间,周佛海曾带杨淑慧去过开会的那座房子,也曾叫她往那里送过信。另外,杨帆的手下有一位得力干将,名叫周之友,就是一大代表周佛海的儿子周幼海。1920年夏,周佛海从日本回国探亲,途经上海。因湖南战事频繁,他便借宿在上海李达家里,通过李达的妻子王会悟结识了她的同学杨淑慧。杨淑慧出身名门世家,原籍湖南湘潭,父亲是当时上海总商会的主任秘书。杨淑慧生活在开放的大城市里,经历过五四运动的洗礼,曾多次对父母讲过将来的婚姻要自己做主。王会悟是个非常热心的人,她见杨淑慧和周佛海彼此都有好感,决定给二人做媒。在王会悟的撮合下,二人迅速坠入爱河。暑假结束后,周佛海返回日本继续学习。1921年夏,周佛海利用放暑假的机会到上海参加中共一大,再次见到了杨淑慧,并向杨淑慧求婚。但当杨淑慧父母得知周佛海已婚,并有了孩子,便极力反对这桩婚事。为了阻断女儿与周佛海往来,杨淑慧父亲把女儿关在自家的阁楼上。被关的第三天,杨淑慧就跳窗逃了出去,她找到周佛海后,二人悄悄离开了上海,前往日本的鹿儿岛,周幼海就出生在那里。抗战期间,周佛海做了汉奸,成了汪精卫伪政府的三号人物。日本投降后,周之友与父亲周佛海一度被国民党当局软禁于重庆白公馆。1946年5月,周之友被释放,8月2日,经杨帆介绍,周之友加入中国共产党。周之友向杨帆谈到过,他父亲周佛海生前写过不少记史性的文章,其中有一本叫《往矣集》,里面谈到了他出席中共一大的有关情况。

  沈之瑜得到这一重要信息,就赶往图书馆寻找线索。由于周佛海在抗战中充当汉奸,身败名裂,抗战胜利后他的著作被查禁。沈之瑜费了很长时间才在尘封的书刊里找到了周佛海的《往矣集》,花了一天的时间将这本书看完。该书于1942年1月在上海出版,周佛海在《扶桑笈影溯当年》这篇文章里,详细叙述了他参加中共一大的经过。“接到上海同志的信,知道7月间要开代表大会了,凑巧是暑假中,我便回到上海。党务发展得真快,不单是我们去年计划的上海、汉口、长沙、北京、广州都成立了组织,就是济南也有了支部。当时陈炯明在粤主政,还没有叛变,约仲甫(即陈独秀)去粤担任广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所以代表大会他不能亲来主持。广东代表是公博(即陈公博),北京是张国焘、刘仁静,长沙是毛泽东和一位姓何的老先生(即何叔衡),汉口是陈潭秋、包惠僧,上海是李达、李汉俊,济南是谁记不清了(是王尽美、邓恩铭)。丁默村虽然不是代表,却是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活动分子,也在上海。我便算是日本留学生的代表。其实鹿儿岛方面,没有一个人参加,东京只有一个施存统,我算是代表施和我自己两人。第三国际加派了马令(即马林)来做最高代表。我和毛泽东等三四人,住在贝勒路附近的博文女校楼上。当时学生放了暑假,所以我们租住。没有床,我们都在楼板上打地铺;伙食,当然是吃包饭。在贝勒路李汉俊家,每晚开会。马令(马林)和吴庭斯基(应为尼科尔斯基)也出席。”这样,寻找中共一大会址的目标就明晰了。

  不久,杨淑慧在杨帆的授意下找到了沈之瑜。杨淑慧告诉沈之瑜,她当年曾去过李汉俊的家,但印象不深,而位于法租界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今南昌路100弄2号)的陈独秀家她曾在那里住过,记得比较清楚,建议先去环龙路寻找。第二天,沈之瑜、杨重光和杨淑慧3人前往南昌路。因为南昌路基本保持当年的模样,杨淑慧很快就找到了老渔阳里2号的位置。这里是前后一排排石库门的二层楼老房子,每家都是一楼一底,独门出入。1921年中共一大召开的时候陈独秀应陈炯明之邀,南下广东任教育委员会委员长,他的夫人高君曼住在这里,李达夫妇也在此居住。杨淑慧和周佛海住在陈独秀家的一间亭子间,所以她对这里印象十分深刻。这里既是《新青年》编辑部,也是我党成立最早的中央工作部,这虽然不是沈之瑜他们要找的目标,但它也是一处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革命纪念建筑。老渔阳里2号的寻获也使得寻找中共一大会址的目标更近了一步。

  几天后,为了尽快完成任务,沈之瑜和杨重光决定分工协作,沈之瑜负责寻找“贝勒路李汉俊家”,杨重光负责寻找一大代表们住宿的博文女校。博文女校是当年毛泽东、周佛海等9名外地中共一大代表在上海住宿的地方。杨重光派人前往上海市教育局,查阅1949年前的上海中小学注册簿,找到了关于博文女校的有关记录:“博文女校创办于一九一七年,董事长黄宗汉(黄宗汉原姓徐,嫁给黄兴后改姓黄),校长黄绍兰……”该校曾经3次迁址:最初在贝勒路(今黄陂南路),后来迁至蒲石路(今长乐路),1920年时迁入白尔路(后改名蒲柏路,今太仓路)。根据这一线索,杨重光来到蒲柏路探寻,在附近老居民的帮助下,找到了这栋镶嵌着红砖的青砖二层楼房。1951年8月,政府买下了这座房子,并按原样修复。后来,曾任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副馆长的沈子丞打听到博文女校校长黄绍兰的女儿黄允中在武汉工作,黄允中当年也在博文女校读书。因此,沈之瑜等发函请她来上海核实博文女校校址,指导恢复内部陈设。1952年7月20日,黄允中来到上海,为博文女校的核实和恢复工作给予了很大的帮助。

  最紧要也是最难找的就是贝勒路李汉俊的家。杨淑慧陪同沈之瑜沿着当年的贝勒路左顾右盼,努力搜寻当年的记忆。但毕竟30年过去了,街道两旁的变化非常大。当时李家租的是新房子,马路对面是荒凉的田地,而现在马路两旁都是房子,街上车水马龙,热闹非凡,与当年相比已是大相径庭了。之后几天,杨淑慧独自一个人前往贝勒路,继续寻找。一天,当她来到贝勒路与一条马路的交叉口,看到一处白墙上刷着个巨大的“酱”字以及砌着“恒昌福面坊”招牌的房子,很像当年的李公馆。她问过路人,得知这条路叫兴业路,可她当年从未听说过有这条路。于是她到路口附近询问了一些年纪大的人,得知兴业路原来叫望志路。经过反复查看,她感觉有一定的把握了,便迅速将这个好消息告诉沈之瑜。

  通过多方努力,沈之瑜等寻访人员找到了房东陈老太太,了解到这排房子兴建于1920年夏秋之间,沿马路共有五幢,即望志路自东向西门牌号分别为100、102、104、106、108号(今兴业路70、72、74、76、78号)。望志路106、108号这两幢房子租给了李汉俊的哥哥李书城作住宅,人称李公馆。为了走动方便,李书城请人把隔墙打通了。李汉俊从日本回来后就住在这里。

  李书城搬走后,1924年董正昌把这5幢房子全部租下来,并把100、102、104号改为三楼三底,把106、108号改成二楼二底,将清水墙改为混水墙。106号天井改成厢房,仅留108号大门,租给他的亲戚居住。后来,他的亲戚在106号开起了当铺,后又改开“恒昌福面坊”。

  1951年6月,上海方面确认“兴业路七十六号系当时的会址,此处当时是望志路一零六号,后门由贝勒路(黄陂南路)树德里出入”。至此,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的地址,终于寻获并得以证实。7月,上海市政府遵照中央的指示精神开始搬迁会址内的居民,随后对其进行复原修缮并加固,铲掉了外墙上的“恒昌福面坊”五个字,旁边的白色粉墙上画着大大的“酱”字也消失了,混水墙变成了清水墙,露出了“李公馆”的本来面目。1952年7月1日,中共一大会址基本完成了内部的布置工作。根据李达的意见,将一大会场布置在兴业路78号客堂楼上。会场中间放有长方形的会议桌,桌上有花瓶、烟灰缸等摆设,桌子周围摆放着几把椅子。1952年9月,经上海市委宣传部审查通过,中共一大会址开始内部开放,接待一些外宾和领导参观,当时被称为“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一馆”。1954年,包惠僧受毛泽东的委派,从北京来到上海考察中共一大会址,同行的还有李书城的夫人薛文淑,即当年房子的女主人。据薛文淑回忆,中共一大会场的布置比较简单,会场正中摆放着一张大餐桌,“桌上放有一只粉红色荷叶边的玻璃花瓶,餐桌四周放有圆凳若干只,靠墙两边放有椅子和茶几,另有一只两斗长桌放在靠板壁处”。她说,那只花瓶是1921年她和李书城结婚时买的纪念品,原是一对,另一只放在楼上书房的台子上。

  一大会场设在楼上,薛文淑与李达有不同意见。薛文淑说,望志路106号楼上是李汉俊的书房兼卧室,108号楼上则是她自己的书房,108号楼下是佣人居室,106号楼下是客厅,一大应该是在楼下客厅举行的。而且家里仅有的一张大餐桌,一直放在楼下,从未搬到楼上去。1956年2月,一大代表董必武来到纪念馆进行视察,他仔细观察了会议室后,也肯定地说:“当年我们开会不是在楼上,而是在楼下,会议室应该布置在楼下。”因为“当时不像现在,人家有女眷,我们怎么好走到楼上去开会呢?何况那时我们的会议又有外国人参加。”为了慎重起见,纪念馆工作人员又再次前往北京访问了李达、包惠僧、刘仁静和薛文淑等人,并向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作了汇报,最终确定了一大会场应该是在楼下。这样,1957年一大会址进行复原布置时,会议室就重新布置在楼下客厅,那张长方桌也从楼上搬到了楼下。纪念馆还请工匠根据当年的家具样式制作了一批家具摆设。为了展示陈列更多的文物,又在相邻的兴业路70号至74号楼上开设辅助陈列室。

  1961年3月,中共一大会址经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4年3月,邓小平为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亲笔题写了馆名。1999年5月,江泽民为纪念馆题词:“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同年,为了迎接上海解放50周年,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新馆正式向社会开放。(原文2014年08月12日刊登于上海党史网)

1951年中共一大会址后门(修缮前)

1952年中共一大会址修缮前拍摄的外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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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寻踪觅影:中共一大会址寻访记

2016年5月23日 13:06 来源:上海党史网

  原标题:寻踪觅影:中共一大会址寻访记

  上海市兴业路76号是一座典型的石库门建筑,它见证了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如今,这里已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和全国廉政教育基地——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这样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纪念地在建国后是如何被发现并被保护起来的呢?

  1950年夏末,为迎接建党30周年纪念日,中共一大会址的调查勘实工作提上了日程。中共上海市委非常重视一大会址的勘察工作,指示市委宣传部负责该项任务,时任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的姚溱具体负责这项工作。姚溱接到任务后,找到上海市文化局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处处长沈之瑜,要求他和宣传部干部杨重光具体落实。

  沈之瑜在接受任务的时候,姚溱曾告诉他,一大是在法租界召开的,并准备让市公安局局长杨帆把周佛海的老婆杨淑慧请来协助他们寻找一大会址。中共一大召开期间,周佛海曾带杨淑慧去过开会的那座房子,也曾叫她往那里送过信。另外,杨帆的手下有一位得力干将,名叫周之友,就是一大代表周佛海的儿子周幼海。1920年夏,周佛海从日本回国探亲,途经上海。因湖南战事频繁,他便借宿在上海李达家里,通过李达的妻子王会悟结识了她的同学杨淑慧。杨淑慧出身名门世家,原籍湖南湘潭,父亲是当时上海总商会的主任秘书。杨淑慧生活在开放的大城市里,经历过五四运动的洗礼,曾多次对父母讲过将来的婚姻要自己做主。王会悟是个非常热心的人,她见杨淑慧和周佛海彼此都有好感,决定给二人做媒。在王会悟的撮合下,二人迅速坠入爱河。暑假结束后,周佛海返回日本继续学习。1921年夏,周佛海利用放暑假的机会到上海参加中共一大,再次见到了杨淑慧,并向杨淑慧求婚。但当杨淑慧父母得知周佛海已婚,并有了孩子,便极力反对这桩婚事。为了阻断女儿与周佛海往来,杨淑慧父亲把女儿关在自家的阁楼上。被关的第三天,杨淑慧就跳窗逃了出去,她找到周佛海后,二人悄悄离开了上海,前往日本的鹿儿岛,周幼海就出生在那里。抗战期间,周佛海做了汉奸,成了汪精卫伪政府的三号人物。日本投降后,周之友与父亲周佛海一度被国民党当局软禁于重庆白公馆。1946年5月,周之友被释放,8月2日,经杨帆介绍,周之友加入中国共产党。周之友向杨帆谈到过,他父亲周佛海生前写过不少记史性的文章,其中有一本叫《往矣集》,里面谈到了他出席中共一大的有关情况。

  沈之瑜得到这一重要信息,就赶往图书馆寻找线索。由于周佛海在抗战中充当汉奸,身败名裂,抗战胜利后他的著作被查禁。沈之瑜费了很长时间才在尘封的书刊里找到了周佛海的《往矣集》,花了一天的时间将这本书看完。该书于1942年1月在上海出版,周佛海在《扶桑笈影溯当年》这篇文章里,详细叙述了他参加中共一大的经过。“接到上海同志的信,知道7月间要开代表大会了,凑巧是暑假中,我便回到上海。党务发展得真快,不单是我们去年计划的上海、汉口、长沙、北京、广州都成立了组织,就是济南也有了支部。当时陈炯明在粤主政,还没有叛变,约仲甫(即陈独秀)去粤担任广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所以代表大会他不能亲来主持。广东代表是公博(即陈公博),北京是张国焘、刘仁静,长沙是毛泽东和一位姓何的老先生(即何叔衡),汉口是陈潭秋、包惠僧,上海是李达、李汉俊,济南是谁记不清了(是王尽美、邓恩铭)。丁默村虽然不是代表,却是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活动分子,也在上海。我便算是日本留学生的代表。其实鹿儿岛方面,没有一个人参加,东京只有一个施存统,我算是代表施和我自己两人。第三国际加派了马令(即马林)来做最高代表。我和毛泽东等三四人,住在贝勒路附近的博文女校楼上。当时学生放了暑假,所以我们租住。没有床,我们都在楼板上打地铺;伙食,当然是吃包饭。在贝勒路李汉俊家,每晚开会。马令(马林)和吴庭斯基(应为尼科尔斯基)也出席。”这样,寻找中共一大会址的目标就明晰了。

  不久,杨淑慧在杨帆的授意下找到了沈之瑜。杨淑慧告诉沈之瑜,她当年曾去过李汉俊的家,但印象不深,而位于法租界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今南昌路100弄2号)的陈独秀家她曾在那里住过,记得比较清楚,建议先去环龙路寻找。第二天,沈之瑜、杨重光和杨淑慧3人前往南昌路。因为南昌路基本保持当年的模样,杨淑慧很快就找到了老渔阳里2号的位置。这里是前后一排排石库门的二层楼老房子,每家都是一楼一底,独门出入。1921年中共一大召开的时候陈独秀应陈炯明之邀,南下广东任教育委员会委员长,他的夫人高君曼住在这里,李达夫妇也在此居住。杨淑慧和周佛海住在陈独秀家的一间亭子间,所以她对这里印象十分深刻。这里既是《新青年》编辑部,也是我党成立最早的中央工作部,这虽然不是沈之瑜他们要找的目标,但它也是一处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革命纪念建筑。老渔阳里2号的寻获也使得寻找中共一大会址的目标更近了一步。

  几天后,为了尽快完成任务,沈之瑜和杨重光决定分工协作,沈之瑜负责寻找“贝勒路李汉俊家”,杨重光负责寻找一大代表们住宿的博文女校。博文女校是当年毛泽东、周佛海等9名外地中共一大代表在上海住宿的地方。杨重光派人前往上海市教育局,查阅1949年前的上海中小学注册簿,找到了关于博文女校的有关记录:“博文女校创办于一九一七年,董事长黄宗汉(黄宗汉原姓徐,嫁给黄兴后改姓黄),校长黄绍兰……”该校曾经3次迁址:最初在贝勒路(今黄陂南路),后来迁至蒲石路(今长乐路),1920年时迁入白尔路(后改名蒲柏路,今太仓路)。根据这一线索,杨重光来到蒲柏路探寻,在附近老居民的帮助下,找到了这栋镶嵌着红砖的青砖二层楼房。1951年8月,政府买下了这座房子,并按原样修复。后来,曾任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副馆长的沈子丞打听到博文女校校长黄绍兰的女儿黄允中在武汉工作,黄允中当年也在博文女校读书。因此,沈之瑜等发函请她来上海核实博文女校校址,指导恢复内部陈设。1952年7月20日,黄允中来到上海,为博文女校的核实和恢复工作给予了很大的帮助。

  最紧要也是最难找的就是贝勒路李汉俊的家。杨淑慧陪同沈之瑜沿着当年的贝勒路左顾右盼,努力搜寻当年的记忆。但毕竟30年过去了,街道两旁的变化非常大。当时李家租的是新房子,马路对面是荒凉的田地,而现在马路两旁都是房子,街上车水马龙,热闹非凡,与当年相比已是大相径庭了。之后几天,杨淑慧独自一个人前往贝勒路,继续寻找。一天,当她来到贝勒路与一条马路的交叉口,看到一处白墙上刷着个巨大的“酱”字以及砌着“恒昌福面坊”招牌的房子,很像当年的李公馆。她问过路人,得知这条路叫兴业路,可她当年从未听说过有这条路。于是她到路口附近询问了一些年纪大的人,得知兴业路原来叫望志路。经过反复查看,她感觉有一定的把握了,便迅速将这个好消息告诉沈之瑜。

  通过多方努力,沈之瑜等寻访人员找到了房东陈老太太,了解到这排房子兴建于1920年夏秋之间,沿马路共有五幢,即望志路自东向西门牌号分别为100、102、104、106、108号(今兴业路70、72、74、76、78号)。望志路106、108号这两幢房子租给了李汉俊的哥哥李书城作住宅,人称李公馆。为了走动方便,李书城请人把隔墙打通了。李汉俊从日本回来后就住在这里。

  李书城搬走后,1924年董正昌把这5幢房子全部租下来,并把100、102、104号改为三楼三底,把106、108号改成二楼二底,将清水墙改为混水墙。106号天井改成厢房,仅留108号大门,租给他的亲戚居住。后来,他的亲戚在106号开起了当铺,后又改开“恒昌福面坊”。

  1951年6月,上海方面确认“兴业路七十六号系当时的会址,此处当时是望志路一零六号,后门由贝勒路(黄陂南路)树德里出入”。至此,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的地址,终于寻获并得以证实。7月,上海市政府遵照中央的指示精神开始搬迁会址内的居民,随后对其进行复原修缮并加固,铲掉了外墙上的“恒昌福面坊”五个字,旁边的白色粉墙上画着大大的“酱”字也消失了,混水墙变成了清水墙,露出了“李公馆”的本来面目。1952年7月1日,中共一大会址基本完成了内部的布置工作。根据李达的意见,将一大会场布置在兴业路78号客堂楼上。会场中间放有长方形的会议桌,桌上有花瓶、烟灰缸等摆设,桌子周围摆放着几把椅子。1952年9月,经上海市委宣传部审查通过,中共一大会址开始内部开放,接待一些外宾和领导参观,当时被称为“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一馆”。1954年,包惠僧受毛泽东的委派,从北京来到上海考察中共一大会址,同行的还有李书城的夫人薛文淑,即当年房子的女主人。据薛文淑回忆,中共一大会场的布置比较简单,会场正中摆放着一张大餐桌,“桌上放有一只粉红色荷叶边的玻璃花瓶,餐桌四周放有圆凳若干只,靠墙两边放有椅子和茶几,另有一只两斗长桌放在靠板壁处”。她说,那只花瓶是1921年她和李书城结婚时买的纪念品,原是一对,另一只放在楼上书房的台子上。

  一大会场设在楼上,薛文淑与李达有不同意见。薛文淑说,望志路106号楼上是李汉俊的书房兼卧室,108号楼上则是她自己的书房,108号楼下是佣人居室,106号楼下是客厅,一大应该是在楼下客厅举行的。而且家里仅有的一张大餐桌,一直放在楼下,从未搬到楼上去。1956年2月,一大代表董必武来到纪念馆进行视察,他仔细观察了会议室后,也肯定地说:“当年我们开会不是在楼上,而是在楼下,会议室应该布置在楼下。”因为“当时不像现在,人家有女眷,我们怎么好走到楼上去开会呢?何况那时我们的会议又有外国人参加。”为了慎重起见,纪念馆工作人员又再次前往北京访问了李达、包惠僧、刘仁静和薛文淑等人,并向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作了汇报,最终确定了一大会场应该是在楼下。这样,1957年一大会址进行复原布置时,会议室就重新布置在楼下客厅,那张长方桌也从楼上搬到了楼下。纪念馆还请工匠根据当年的家具样式制作了一批家具摆设。为了展示陈列更多的文物,又在相邻的兴业路70号至74号楼上开设辅助陈列室。

  1961年3月,中共一大会址经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4年3月,邓小平为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亲笔题写了馆名。1999年5月,江泽民为纪念馆题词:“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同年,为了迎接上海解放50周年,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新馆正式向社会开放。(原文2014年08月12日刊登于上海党史网)

1951年中共一大会址后门(修缮前)

1952年中共一大会址修缮前拍摄的外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