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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中共四大会址在哪?《人民日报》也曾出了一错

2016-5-23 13:15:42

来源:东方网 作者:吴客2014年 选稿:夏阳

  原标题:红色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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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四大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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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四大遗址纪念保护标志

  2012年9月7日,位于四川北路与衡水路交界的四川北路公园的一角,人头攒动,热闹非常。来自中央和地方的社会各界人士,齐聚一座红褐色方正建筑之前,共同见证中共四大纪念馆正式开馆的历史一刻。然而,纪念馆所处方位并非中共四大的召开地,这不能不令人多少心存遗憾。

  《人民日报》最早报道中共四大会址,但不正确

  中共四大,是党在上海召开的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最后一会,第一次提出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工农联盟的问题,在党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那么,中共四大会址在哪里呢?

  从1958年10月至1961年7月,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筹备处先后发函给文化部、武汉大学、江西省委党校等单位,联系查询中共四大的有关情况。他们还派人赴京到中央档案馆等单位查访,访问了与中共四大有关的中央商业部财务司庄文恭、全总女工部长杨之华等人,查访内容主要为中共四大会址原址和出席代表情况。但因年代久远,当事人的回忆没能形成一个确切的说法,中共四大会址湮没于历史烟尘中。

  改革开放以后,1981年6月8日《人民日报》刊发了姜华宣的文章《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明确提到中共四大召开的地址为横浜桥6号。也正是在80年代初,上海开始了全市性地名普查工作,虹口区地名志编辑组负责人应云龙看到1982年第9期的《解放军画报》刊登了中共四大会址的照片和说明。照片的主体是横浜桥北岸的数间民房,文字说明为:“图为四大会址——上海闸北横浜桥6号(四川北路横浜桥边的一座居民住房)”。

  经查考,上海并不存在“横浜桥6号”这一地名。不过,虹口区的东横浜路在1920年代曾名横浜路,沿路有6号,系该路24弄6号的后门。为了查清问题,应云龙找到了《解放军画报》四大会址照片的拍摄者高祥惠。高据实以告,原始信息源自上海博物馆,但是存有6号与96号两说,《解放军画报》社最后确定为6号,可能有北京老同志提供的依据。于是,虹口区地名志编辑组与《解放军画报》社联络,并寄上东横浜路24弄6号的前屋、后门从不同角度拍摄的7张照片,以及周边简明示意图,请确定四大会址为6号的老同志帮助辨认。

  《解放军画报》社将相关材料复印件寄到了上海市委党史办公室,后转给市文物保管委员会。为此,市文管会的夏顺奎于1984年5月3日下午拜访了曾在中共四大担任会务工作的郑超麟。郑超麟取出地图详查,当他发现横浜桥6号是在河的北面时,当即予以否认,因为他清晰地记得中共四大开会的地方,“肯定是在河的南岸,不在河的北岸。”半月后,也正是郑超麟从登门前来拜访的姜华宣口中获知:横浜路6号的说法原来源自于徐梅坤。徐并没参加中共四大,可能是将1924年全体党员大会的地址误记为中共四大会址(其实,就是全体党员大会的地址也是值得商榷的)。就这样,《人民日报》有关中共四大会址的错误来源算是弄清楚了。

  八十三岁高龄的郑超麟,实地寻访勘察中共四大遗址

  郑超麟生于1901年,早年赴法勤工俭学,与周恩来等人在巴黎成立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赴苏联学习,1924年归国,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翌年初中共四大召开,他作为工作人员,除了担任记录,还负责带领列席的同志到会。“四大”结束后,会场并没有马上退租,而是作为中央工农部的宿舍,郑超麟又多次来过。缘此,他对中共四大会址印象深刻。后因参加“托派”被开除出党,由此淡出中共党史的郑超麟,心底却宝藏了中共早期的大量珍贵记忆。他对着夏顺奎滔滔不绝地谈起当年往事,仿佛打开了时光逝水的闸门。

  郑超麟说,当时他住在静安寺附近的哈同路民厚南里。中共四大期间,他总是在静安寺乘上有轨电车,到四川北路横浜桥下车,从川公路进去,走到铁路轨道口转弯,不越过铁路,沿着轨道往北走不远,有一条弄堂,内有两三排房子,都是比较新的三层楼石库门房屋,就租定其中一幢作为开会场所。据郑介绍,这会场是由中央宣传部干事张伯简受党中央的委托物色的。所以选在那里,是因为它符合两大基本要求:会场不能安排在租界,又不能离租界太远,以便一旦发生异常情况,可以撤往租界。

  郑超麟说,三楼作为外地代表的宿舍,一律打地铺;二楼为会场,有意摆上黑板、讲台、课桌椅,与会者人手一本英文书,以防有人闯入,就推说是在办英文补习班;底楼客堂间则是空置的。与会代表进出均走后门;每天散会,除了按照上述路线原路返回,还另有两条路线可走。

  郑超麟回忆中共四大如数家珍,颇具可信度。4天后也就是5月7日的下午,夏顺奎接郑超麟到实地寻访,应云龙等人陪同。从横浜桥南面的川公路进去,不一会就看到那时还铺设在那里的铁轨;但是,沿轶轨北行不远,周围环境大变。凭借超强的记忆力,郑超麟缓慢地爬梳着历史的痕迹,最终在川公路与东宝兴路的一段铁轨旁站住,指着铁轨东边的新工房,明确地说:“就在这个地方。现在新工房的地点,可能就是当年的四大的会场所在地。”他还记起会场北面有一教堂。应云龙等人即指附近的印度锡克教堂,问他是不是这座。郑超麟回答,具体样式记不清了,只记得有一座教堂。

  郑超麟对自己的勘察结果深信不疑,他兴致勃勃地请夏顺奎在现场给他拍照留念。

  大量扎实的后续考证工作,最终确定中共四大遗址

  根据郑超麟的勘察,东宝兴路254弄28支弄8号处应为中共四大会会址遗址。

  为慎重起见,市文管会与虹口区委党史办公室对此进行了详实的考证工作。鉴于肖甡在1982年发文主张横浜路6号说,夏顺奎与其通信请教。几经辗转,最后发现这来源于一位并未参加过中共四大的同志的回忆。当然,这就不足为据了。此外,夏顺奎还查考了这一地块建筑毁于一二八日寇战火的史实。又,曾到中共四大旁听过一两次的黄平,在其《往事回忆》一书中提到的大会地址在“横浜桥北堍”,经夏顺奎考释,这与郑超麟的相关回忆在大方位是一致的,但准确而言,中共四大会应在桥的西南。

  虹口区委党史办公室从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查到五六十年代搜集到的历史资料。经研究,庄文恭1961年的回忆可以支撑郑超麟勘察的地点,只是具体建筑存有两层与三层的区别。查找到的历史文献,以及访谈当地老居民的记忆,仍是两层与三层两说并存,应是石库门建筑每每有假三层(阁楼)的原因所致。经多方验证,虹口区委党史办公室确认了中共四大会址,经有关部门审定后,1987年11月17日,上海市政府颁发文件,明确“虹口区东宝兴路二百五四弄二十八支弄八号”为中共四大会会址遗址。

  8年后时值中共四大70周年之际,市文管会在遗址处(东宝兴路254弄28支弄4—8号位置的4号前门和8号后门之间的墙角)勒石作为标志。此距后来建成的中共四大纪念馆说远不远……

    (原文刊登于2014年7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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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中共四大会址在哪?《人民日报》也曾出了一错

2016年5月23日 13:15 来源:东方网

  原标题:红色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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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四大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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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四大遗址纪念保护标志

  2012年9月7日,位于四川北路与衡水路交界的四川北路公园的一角,人头攒动,热闹非常。来自中央和地方的社会各界人士,齐聚一座红褐色方正建筑之前,共同见证中共四大纪念馆正式开馆的历史一刻。然而,纪念馆所处方位并非中共四大的召开地,这不能不令人多少心存遗憾。

  《人民日报》最早报道中共四大会址,但不正确

  中共四大,是党在上海召开的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最后一会,第一次提出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工农联盟的问题,在党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那么,中共四大会址在哪里呢?

  从1958年10月至1961年7月,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筹备处先后发函给文化部、武汉大学、江西省委党校等单位,联系查询中共四大的有关情况。他们还派人赴京到中央档案馆等单位查访,访问了与中共四大有关的中央商业部财务司庄文恭、全总女工部长杨之华等人,查访内容主要为中共四大会址原址和出席代表情况。但因年代久远,当事人的回忆没能形成一个确切的说法,中共四大会址湮没于历史烟尘中。

  改革开放以后,1981年6月8日《人民日报》刊发了姜华宣的文章《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明确提到中共四大召开的地址为横浜桥6号。也正是在80年代初,上海开始了全市性地名普查工作,虹口区地名志编辑组负责人应云龙看到1982年第9期的《解放军画报》刊登了中共四大会址的照片和说明。照片的主体是横浜桥北岸的数间民房,文字说明为:“图为四大会址——上海闸北横浜桥6号(四川北路横浜桥边的一座居民住房)”。

  经查考,上海并不存在“横浜桥6号”这一地名。不过,虹口区的东横浜路在1920年代曾名横浜路,沿路有6号,系该路24弄6号的后门。为了查清问题,应云龙找到了《解放军画报》四大会址照片的拍摄者高祥惠。高据实以告,原始信息源自上海博物馆,但是存有6号与96号两说,《解放军画报》社最后确定为6号,可能有北京老同志提供的依据。于是,虹口区地名志编辑组与《解放军画报》社联络,并寄上东横浜路24弄6号的前屋、后门从不同角度拍摄的7张照片,以及周边简明示意图,请确定四大会址为6号的老同志帮助辨认。

  《解放军画报》社将相关材料复印件寄到了上海市委党史办公室,后转给市文物保管委员会。为此,市文管会的夏顺奎于1984年5月3日下午拜访了曾在中共四大担任会务工作的郑超麟。郑超麟取出地图详查,当他发现横浜桥6号是在河的北面时,当即予以否认,因为他清晰地记得中共四大开会的地方,“肯定是在河的南岸,不在河的北岸。”半月后,也正是郑超麟从登门前来拜访的姜华宣口中获知:横浜路6号的说法原来源自于徐梅坤。徐并没参加中共四大,可能是将1924年全体党员大会的地址误记为中共四大会址(其实,就是全体党员大会的地址也是值得商榷的)。就这样,《人民日报》有关中共四大会址的错误来源算是弄清楚了。

  八十三岁高龄的郑超麟,实地寻访勘察中共四大遗址

  郑超麟生于1901年,早年赴法勤工俭学,与周恩来等人在巴黎成立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赴苏联学习,1924年归国,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翌年初中共四大召开,他作为工作人员,除了担任记录,还负责带领列席的同志到会。“四大”结束后,会场并没有马上退租,而是作为中央工农部的宿舍,郑超麟又多次来过。缘此,他对中共四大会址印象深刻。后因参加“托派”被开除出党,由此淡出中共党史的郑超麟,心底却宝藏了中共早期的大量珍贵记忆。他对着夏顺奎滔滔不绝地谈起当年往事,仿佛打开了时光逝水的闸门。

  郑超麟说,当时他住在静安寺附近的哈同路民厚南里。中共四大期间,他总是在静安寺乘上有轨电车,到四川北路横浜桥下车,从川公路进去,走到铁路轨道口转弯,不越过铁路,沿着轨道往北走不远,有一条弄堂,内有两三排房子,都是比较新的三层楼石库门房屋,就租定其中一幢作为开会场所。据郑介绍,这会场是由中央宣传部干事张伯简受党中央的委托物色的。所以选在那里,是因为它符合两大基本要求:会场不能安排在租界,又不能离租界太远,以便一旦发生异常情况,可以撤往租界。

  郑超麟说,三楼作为外地代表的宿舍,一律打地铺;二楼为会场,有意摆上黑板、讲台、课桌椅,与会者人手一本英文书,以防有人闯入,就推说是在办英文补习班;底楼客堂间则是空置的。与会代表进出均走后门;每天散会,除了按照上述路线原路返回,还另有两条路线可走。

  郑超麟回忆中共四大如数家珍,颇具可信度。4天后也就是5月7日的下午,夏顺奎接郑超麟到实地寻访,应云龙等人陪同。从横浜桥南面的川公路进去,不一会就看到那时还铺设在那里的铁轨;但是,沿轶轨北行不远,周围环境大变。凭借超强的记忆力,郑超麟缓慢地爬梳着历史的痕迹,最终在川公路与东宝兴路的一段铁轨旁站住,指着铁轨东边的新工房,明确地说:“就在这个地方。现在新工房的地点,可能就是当年的四大的会场所在地。”他还记起会场北面有一教堂。应云龙等人即指附近的印度锡克教堂,问他是不是这座。郑超麟回答,具体样式记不清了,只记得有一座教堂。

  郑超麟对自己的勘察结果深信不疑,他兴致勃勃地请夏顺奎在现场给他拍照留念。

  大量扎实的后续考证工作,最终确定中共四大遗址

  根据郑超麟的勘察,东宝兴路254弄28支弄8号处应为中共四大会会址遗址。

  为慎重起见,市文管会与虹口区委党史办公室对此进行了详实的考证工作。鉴于肖甡在1982年发文主张横浜路6号说,夏顺奎与其通信请教。几经辗转,最后发现这来源于一位并未参加过中共四大的同志的回忆。当然,这就不足为据了。此外,夏顺奎还查考了这一地块建筑毁于一二八日寇战火的史实。又,曾到中共四大旁听过一两次的黄平,在其《往事回忆》一书中提到的大会地址在“横浜桥北堍”,经夏顺奎考释,这与郑超麟的相关回忆在大方位是一致的,但准确而言,中共四大会应在桥的西南。

  虹口区委党史办公室从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查到五六十年代搜集到的历史资料。经研究,庄文恭1961年的回忆可以支撑郑超麟勘察的地点,只是具体建筑存有两层与三层的区别。查找到的历史文献,以及访谈当地老居民的记忆,仍是两层与三层两说并存,应是石库门建筑每每有假三层(阁楼)的原因所致。经多方验证,虹口区委党史办公室确认了中共四大会址,经有关部门审定后,1987年11月17日,上海市政府颁发文件,明确“虹口区东宝兴路二百五四弄二十八支弄八号”为中共四大会会址遗址。

  8年后时值中共四大70周年之际,市文管会在遗址处(东宝兴路254弄28支弄4—8号位置的4号前门和8号后门之间的墙角)勒石作为标志。此距后来建成的中共四大纪念馆说远不远……

    (原文刊登于2014年7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