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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留学生的40年|李成:中美人文关怀下的智库生涯

2018-9-12 10:11:35

来源:东方网 作者:徐一凡 选稿:费一妍

  李成的家里,现在最“乱”的地方大概就是书房了:因为他同时在写两本书,所以书房里堆满了资料;而他家中最有秩序的地方是他的“照片墙”,整整齐齐地挂着上百张他与中美政要、专家等见面、交流的照片。研究、写作与智库工作,使他一直保持在极度忙碌的状态。

图片说明:李成与两位恩师(加州伯克利大学施伯乐教授和普林斯顿大学白霖教授)合影

  从2014年3月起,李成开始担任美国排名第一的智库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约翰·桑顿中国中心的主任,至今已有4年半的时间。他不仅是该中心首位担任这一职位的美籍华裔,也保持着这一职位在任时间最长的纪录。这位著名国际关系专家还是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常务理事,美国外交学会会员,以及华裔精英组织百人会的成员。他曾在希拉里、奥巴马的总统竞选团队中担任中国事务顾问,也经常为白宫、美国国会和其他行政机构提供关于中国事务的咨询。这些职务、头衔、履历都源于他是一位顶尖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李成表示,中美两国的文化和教育,尤其是两国社会共同的人文关怀造就了他的智库生涯。

  从卫校学生到国际关系专家

  李成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后半叶的上海。和许多同龄人一样,他小学、中学所接受的教育并不完整。看文革前的旧报纸是少年李成最主要的学习方式。偶然得到的小说《约翰·克里斯朵夫》、《九三年》、《永别了,武器》,充实了他的精神世界,让他体会到了宽容的意义与人性的。1975年中学毕业,大多数同学去了崇明农场或商店菜场工作,而“不想去菜市场卖肉”的李成则上了当时很少人想读的卫生学校。他在静安区卫校就读两年半后毕业,成为了威海路地段医院的一名见习医生。1981年,李成考入华东师范大学,学习英美文学。进大学前他只自学了一年英语,基础不好,之后通过大学四年的恶补才得以跟上。大学毕业时,他论文的题目是关于后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英国作家多丽丝·莱辛(Doris Lessing)的《金色笔记》与中国作家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的女权思想的比较文学研究。

图片说明:李成在上海华东师大与同学合影

  1985年,李成出国留学。当时李成的家位于老上海的法租界,由于附近居民海外关系较多,“出国热”气氛浓厚。据说那一年全中国出国学习的自费留学生中,有四分之一都来自他所居住的静安区延中街道。后来的著名画家、导演陈逸飞,和著名画家、文艺评论家陈丹青也都来自这“四分之一”。

图片说明:李成青年时期留影

  当时李成的姐姐已经在美国工作,在她的帮助下,李成被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亚洲学专业录取并获得部分奖学金。这所大学的亚洲学研究当时又分为三个不同的专业,分别是亚洲政治经济、文学与语言以及亚裔研究。李成原本打算继续学习文学,却因为不了解学科结构而进了亚洲政治经济专业。由于到美国的外国学生第一年不允许转专业,他只好在亚洲政治经济专业继续读下去。没想到,李成幸运地成为当时美国东亚研究泰斗、政治学家施伯乐(Robert Scalapino)的学生和研究助理,并“歪打正着”地对这个专业渐生热爱。

图片说明:李成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留影

  当时李成最感兴趣的研究方向分别是“五·四与知识分子的启蒙运动”和“中国技术官僚(technocrats)的兴起”。在导师施伯乐的建议下,他选择了少有人研究的后者,并且从写硕士论文时就开始建立中国政治精英数据库。这个数据库经过多年的积累、打磨、补充,后来成为李成开展中国精英政治全面研究,并不时精准预测精英代际和职业变化难以或缺的辅助工具。

图片说明:李成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留影

  回忆起自己早期的“洋插队”留学生活,除学术上的挑战以外,李成印象深刻的还有当年的一些生活经历。正式入学前,他去一家中餐馆打工,除了洗盘子之外,还被老板要求打扫餐厅厕所。李成住在房租便宜但离伯克利较远的、居住环境较差的奥克兰。住处离学校有些远,本来可以乘坐公交车;但是李成为了省下25美分的车票钱,总是选择步行——单程一个多小时。有一年圣诞节他有几星期不在家,回来时发现米袋子空了一大截——米被老鼠吃了。

图片说明:李成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时期毕业照

  不过这些“苦”和渐入佳境的学习与研究相比都不算什么。两年后,李成申请到普林斯顿大学读博。在那里,他又得到了林恩·怀特(Lynn White)等名师的悉心指导,研究中国政治精英职业背景的变化和中国社会经济的转型。他是最早预测中国技术官僚在中国政坛崛起的为数不多的几位学者之一。1992年,李成获得博士学位;但他提前一年就拿到了美国顶尖文理学院——汉密尔顿学院(Hamilton College)的教职并开始教书生涯。

图片说明:李成在普林斯顿的留念照片

  29岁来美留学,误打误撞进了政治学研究;三十五六岁时,李成已经在政治学和中国研究世界一流期刊如《世界政治》和《中国季刊》发表论文,成为了一名前途看好的年轻学者。

  从美中人文交流的受益者到顶尖智库的华人主任

  李成在汉密尔顿学院执教15年,如今跨国投行高盛的好几个高层行政主管,都曾是李成的学生。在从事教学工作的同时,李成的研究也在不断推进。

  1993年到1995年期间,李成在美国当代国际研究所基金会的一个项目资助下回到中国进行采访和研究。这个项目建立于1930年,每年从世界各地遴选两人派往国外,融入当地社会、文化进行课题研究、撰写观感。著名中国问题专家鲍大可(A. Doak Barnett)就曾在40年代末获得该项目的资助前往中国开展研究。李成是该项目建立数十年间第一位华人中选者。经过两年的观察和研究,李成完成了一部关于“中国中产阶级”的书稿。这部书稿命途多舛,被不同出版社以“中国没有中产阶级”的理由拒绝了7次。最终李成不得不改了书名,并去掉了很多关于中产阶级的讨论,于1997年以《再次认知中国》为书名出版。此书当时成为美国大学中国政治社会研究课程的常用教科书。一直到13年后的2010年,李成编辑了英语世界第一本以中国中产阶级为书名和研究对象的学术专著《中国新兴的中产阶级—超越经济转型》。而彼时“中国中产阶级”已经成为华尔街一个热议的话题和热门研究对象。

  2006年,布鲁金斯学会成立了约翰·桑顿中国研究中心,建立者是知名企业家、前高盛总裁约翰·桑顿(John Thornton);学会亟需一流中国研究学者加入。现任基辛格顾问公司执行董事的乔舒亚·雷默(Joshua Ramo)当时是桑顿的助理,他向桑顿大力举荐了李成。凑巧的是,一家知名猎头公司也向桑顿提名李成。这样的巧合让桑顿大感好奇,他便联系李成询问是否有时间尽快面谈。李成的回复是:很愿意面谈,但因为第二天有课、居住地附近机场没有航班,可能无法及时赶到。求才若渴的桑顿立刻表示愿意坐私人飞机去李成那里。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李成还是在几天后前往首都华盛顿与桑顿见面,一番交谈后桑顿立刻拍板,李成由此成为杰弗里·贝德(Jeffrey Bader)、卜睿哲(Richard Bush)和随后几年加入的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韦德宁(Dennis Wilder)、乔纳森·波拉克(Jonathan Pollack)和杜大伟(David Dollar)等顶尖中国问题专家的同事。2014年,李成开始担任约翰·桑顿中国中心的主任,领衔这支中国研究的“梦之队”。

图片说明:李成在纽约州汉密尔顿文理学院任教的照片

  近年来,李成继续中国的政治发展研究,先后出版了《中美视角下的中国政治发展》、《习近平时代的中国政治:对集体领导的重新评估》等书籍。此外,中国思想家、中国智库也成为他研究的“新重点”。李成说,过去40年,中国最重要的现象就是知识界的活跃,思想的闪光非常多,这是中国经济改革的原因和结果。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国家在这样短的时间里有经济和社会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目前许多中国知识分子的理念和观点还不为世界所理解,知识分子本身也还处于冲撞阶段;但是假以时日,便会有重要的思想家涌现。当代中国对人类发展的贡献不仅在于科技,也在于哲学、经济学、社会学、伦理学乃至美学和先锋艺术等。

  中国的文化滋养,美国的学术平台,再加上对中国时政的密切关注和出色的前瞻性,这些因素对李成学术成就来说都不可或缺。他时常充满感激地表示“我是中美人文交流的受益者”。李成说,若不是两国友谊所带来的广泛深入的学术交流、两地良师益友珍贵的指导和帮助、两国社会开放的心态,他不可能有今天。

  从美中关系乐观派到两国交流促进者

  多年来,李成保持着每年前往中国访问交流10次左右的频率。在美国闲暇时他也会经常观看如《金星秀》、《朗读者》一类的中国优秀综艺人文节目。李成说,只有这样他才能保持对中国的了解,对中国进行同步的观察;如果太久不回中国、不亲身体验中国的方方面面,会跟不上中国的变化、会“不接地气”。另一边,美国社会也在不断发生变化,这些变化决定美国国内外政策的走向,需要高度的重视和研究。

  长期以来,李成都是美中关系的乐观派。他引用美国前财长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的话:“你可以想象到美中两国都发展得特别好,或者两国都发展得特别不好;但你不能想象到一国发展得好,而另一国发展得不好。”李成的观点是,美中之间,本来就不是零和游戏;两国各界的交流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广泛,民众之间也互有好感。

  李成说,他和美中两国的最高层都时有接触,能够感受到两国之间虽然有分歧,但有关美国要遏制中国的“阴谋论”,中国有计划取代美国的“威胁论”都很夸张、过于简单化,与他的观察不符。所以,对于美中关系,当然会有利益冲突或意识形态冲突的成分,但并不存在不可调和的利益冲突和不共戴天的意识形态矛盾;而更多的可能是误解和误判,进而带来两国关系的擦枪走火,进而不可收拾。

  为了给消除美中之间的误解和误判尽一份力,为了未雨绸缪地“加固“双边关系的基础,李成与约翰·桑顿、前美国驻华大使洪博培(Jon Huntsman)等人在前几年一起创办了“中美领军人物论坛”。2016年、2017年,论坛在美国加州“阳光之乡”安纳伯格庄园举行;2018年,第三届论坛在中国北京举行。论坛期间,美中两国的部长级官员、地方要员、大学智库学者、企业家、科技前沿人士、退役将领等闭门交谈。论坛不仅讨论两国之间的热点问题、战略问题,也建立私人的了解和信任。

图片说明:李成的座右铭

  作为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李成也经常接待来自中国的代表团——尤其是智库相关人士的来访,增进美中双方的学习和了解。这样频繁的接待、交流工作一定程度上耽误了李成的自己的研究与著述,但他认为值得。

  李成反复提及中国智库。他说,中国智库正在快速发展;外界对它们有很多批评的声音,有的也许合理有的也许不公平。中国智库近年来也有很大变化,观点多元,并非像许多批评所说的那样完全都是同一个声音。中国智库和智库人员在做许多有意思的研究,政府与社会也有足够的财力投入。继续拓展研究范围、总结经验教训,未来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对于中国智库的发展,李成是乐观的。

  作为智库学者,促进美中关系、增进相互了解是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好几次说起“如果我们做得够好,美中关系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美中关系现在“这个样子”,指的是两国之间目前包括贸易战在内的种种冲突。李成说,没有灵丹妙药可以完全避免冲突,也许未来的某个重要事件或者一部或几部有影响力的文学作品、电影电视能潜移默化地改变双方的想法;但现在最重要的是两国都要把门和窗继续打开,留下了解和沟通的渠道,找寻价值观的共同点。美中两国也都有各自的国内问题需要解决;完善解决国内问题也将有利于双边关系的发展。李成说,希望关于中美关系来自双方的理性声音都能越来越多,而其中最有价值的人文关怀应当得以发扬光大。

  李成到美国前,在中国差不多生活了30年;如今,他在美国生活工作也有30余年了。数年前,李成曾经在一次回上海期间路过他最早工作过的威海路地段医院。他发现,门卫还是当年那个门卫,还站在原来的位置;除了老了一些,连抽烟的姿势都没怎么改变。门卫也认出了李成,他们互相点头问候。那个时刻,李成感慨万千。他问自己:过去40年到底是那个门卫同事还是终日忙碌奔波的他过得更安逸潇洒?李成说“这不存在正确答案、也无高低之分,只是人生轨迹的不同”。而发生了巨大变化的美国和经历了经济发展奇迹的中国,落实到每个人身上,存在很多差异。于李成而言,是改革年间考大学及随后出国留学的选择,以及对人文知识的渴求,改变了他之后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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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留学生的40年|李成:中美人文关怀下的智库生涯

2018年9月12日 10:11 来源:东方网

  李成的家里,现在最“乱”的地方大概就是书房了:因为他同时在写两本书,所以书房里堆满了资料;而他家中最有秩序的地方是他的“照片墙”,整整齐齐地挂着上百张他与中美政要、专家等见面、交流的照片。研究、写作与智库工作,使他一直保持在极度忙碌的状态。

图片说明:李成与两位恩师(加州伯克利大学施伯乐教授和普林斯顿大学白霖教授)合影

  从2014年3月起,李成开始担任美国排名第一的智库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约翰·桑顿中国中心的主任,至今已有4年半的时间。他不仅是该中心首位担任这一职位的美籍华裔,也保持着这一职位在任时间最长的纪录。这位著名国际关系专家还是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常务理事,美国外交学会会员,以及华裔精英组织百人会的成员。他曾在希拉里、奥巴马的总统竞选团队中担任中国事务顾问,也经常为白宫、美国国会和其他行政机构提供关于中国事务的咨询。这些职务、头衔、履历都源于他是一位顶尖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李成表示,中美两国的文化和教育,尤其是两国社会共同的人文关怀造就了他的智库生涯。

  从卫校学生到国际关系专家

  李成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后半叶的上海。和许多同龄人一样,他小学、中学所接受的教育并不完整。看文革前的旧报纸是少年李成最主要的学习方式。偶然得到的小说《约翰·克里斯朵夫》、《九三年》、《永别了,武器》,充实了他的精神世界,让他体会到了宽容的意义与人性的。1975年中学毕业,大多数同学去了崇明农场或商店菜场工作,而“不想去菜市场卖肉”的李成则上了当时很少人想读的卫生学校。他在静安区卫校就读两年半后毕业,成为了威海路地段医院的一名见习医生。1981年,李成考入华东师范大学,学习英美文学。进大学前他只自学了一年英语,基础不好,之后通过大学四年的恶补才得以跟上。大学毕业时,他论文的题目是关于后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英国作家多丽丝·莱辛(Doris Lessing)的《金色笔记》与中国作家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的女权思想的比较文学研究。

图片说明:李成在上海华东师大与同学合影

  1985年,李成出国留学。当时李成的家位于老上海的法租界,由于附近居民海外关系较多,“出国热”气氛浓厚。据说那一年全中国出国学习的自费留学生中,有四分之一都来自他所居住的静安区延中街道。后来的著名画家、导演陈逸飞,和著名画家、文艺评论家陈丹青也都来自这“四分之一”。

图片说明:李成青年时期留影

  当时李成的姐姐已经在美国工作,在她的帮助下,李成被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亚洲学专业录取并获得部分奖学金。这所大学的亚洲学研究当时又分为三个不同的专业,分别是亚洲政治经济、文学与语言以及亚裔研究。李成原本打算继续学习文学,却因为不了解学科结构而进了亚洲政治经济专业。由于到美国的外国学生第一年不允许转专业,他只好在亚洲政治经济专业继续读下去。没想到,李成幸运地成为当时美国东亚研究泰斗、政治学家施伯乐(Robert Scalapino)的学生和研究助理,并“歪打正着”地对这个专业渐生热爱。

图片说明:李成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留影

  当时李成最感兴趣的研究方向分别是“五·四与知识分子的启蒙运动”和“中国技术官僚(technocrats)的兴起”。在导师施伯乐的建议下,他选择了少有人研究的后者,并且从写硕士论文时就开始建立中国政治精英数据库。这个数据库经过多年的积累、打磨、补充,后来成为李成开展中国精英政治全面研究,并不时精准预测精英代际和职业变化难以或缺的辅助工具。

图片说明:李成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留影

  回忆起自己早期的“洋插队”留学生活,除学术上的挑战以外,李成印象深刻的还有当年的一些生活经历。正式入学前,他去一家中餐馆打工,除了洗盘子之外,还被老板要求打扫餐厅厕所。李成住在房租便宜但离伯克利较远的、居住环境较差的奥克兰。住处离学校有些远,本来可以乘坐公交车;但是李成为了省下25美分的车票钱,总是选择步行——单程一个多小时。有一年圣诞节他有几星期不在家,回来时发现米袋子空了一大截——米被老鼠吃了。

图片说明:李成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时期毕业照

  不过这些“苦”和渐入佳境的学习与研究相比都不算什么。两年后,李成申请到普林斯顿大学读博。在那里,他又得到了林恩·怀特(Lynn White)等名师的悉心指导,研究中国政治精英职业背景的变化和中国社会经济的转型。他是最早预测中国技术官僚在中国政坛崛起的为数不多的几位学者之一。1992年,李成获得博士学位;但他提前一年就拿到了美国顶尖文理学院——汉密尔顿学院(Hamilton College)的教职并开始教书生涯。

图片说明:李成在普林斯顿的留念照片

  29岁来美留学,误打误撞进了政治学研究;三十五六岁时,李成已经在政治学和中国研究世界一流期刊如《世界政治》和《中国季刊》发表论文,成为了一名前途看好的年轻学者。

  从美中人文交流的受益者到顶尖智库的华人主任

  李成在汉密尔顿学院执教15年,如今跨国投行高盛的好几个高层行政主管,都曾是李成的学生。在从事教学工作的同时,李成的研究也在不断推进。

  1993年到1995年期间,李成在美国当代国际研究所基金会的一个项目资助下回到中国进行采访和研究。这个项目建立于1930年,每年从世界各地遴选两人派往国外,融入当地社会、文化进行课题研究、撰写观感。著名中国问题专家鲍大可(A. Doak Barnett)就曾在40年代末获得该项目的资助前往中国开展研究。李成是该项目建立数十年间第一位华人中选者。经过两年的观察和研究,李成完成了一部关于“中国中产阶级”的书稿。这部书稿命途多舛,被不同出版社以“中国没有中产阶级”的理由拒绝了7次。最终李成不得不改了书名,并去掉了很多关于中产阶级的讨论,于1997年以《再次认知中国》为书名出版。此书当时成为美国大学中国政治社会研究课程的常用教科书。一直到13年后的2010年,李成编辑了英语世界第一本以中国中产阶级为书名和研究对象的学术专著《中国新兴的中产阶级—超越经济转型》。而彼时“中国中产阶级”已经成为华尔街一个热议的话题和热门研究对象。

  2006年,布鲁金斯学会成立了约翰·桑顿中国研究中心,建立者是知名企业家、前高盛总裁约翰·桑顿(John Thornton);学会亟需一流中国研究学者加入。现任基辛格顾问公司执行董事的乔舒亚·雷默(Joshua Ramo)当时是桑顿的助理,他向桑顿大力举荐了李成。凑巧的是,一家知名猎头公司也向桑顿提名李成。这样的巧合让桑顿大感好奇,他便联系李成询问是否有时间尽快面谈。李成的回复是:很愿意面谈,但因为第二天有课、居住地附近机场没有航班,可能无法及时赶到。求才若渴的桑顿立刻表示愿意坐私人飞机去李成那里。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李成还是在几天后前往首都华盛顿与桑顿见面,一番交谈后桑顿立刻拍板,李成由此成为杰弗里·贝德(Jeffrey Bader)、卜睿哲(Richard Bush)和随后几年加入的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韦德宁(Dennis Wilder)、乔纳森·波拉克(Jonathan Pollack)和杜大伟(David Dollar)等顶尖中国问题专家的同事。2014年,李成开始担任约翰·桑顿中国中心的主任,领衔这支中国研究的“梦之队”。

图片说明:李成在纽约州汉密尔顿文理学院任教的照片

  近年来,李成继续中国的政治发展研究,先后出版了《中美视角下的中国政治发展》、《习近平时代的中国政治:对集体领导的重新评估》等书籍。此外,中国思想家、中国智库也成为他研究的“新重点”。李成说,过去40年,中国最重要的现象就是知识界的活跃,思想的闪光非常多,这是中国经济改革的原因和结果。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国家在这样短的时间里有经济和社会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目前许多中国知识分子的理念和观点还不为世界所理解,知识分子本身也还处于冲撞阶段;但是假以时日,便会有重要的思想家涌现。当代中国对人类发展的贡献不仅在于科技,也在于哲学、经济学、社会学、伦理学乃至美学和先锋艺术等。

  中国的文化滋养,美国的学术平台,再加上对中国时政的密切关注和出色的前瞻性,这些因素对李成学术成就来说都不可或缺。他时常充满感激地表示“我是中美人文交流的受益者”。李成说,若不是两国友谊所带来的广泛深入的学术交流、两地良师益友珍贵的指导和帮助、两国社会开放的心态,他不可能有今天。

  从美中关系乐观派到两国交流促进者

  多年来,李成保持着每年前往中国访问交流10次左右的频率。在美国闲暇时他也会经常观看如《金星秀》、《朗读者》一类的中国优秀综艺人文节目。李成说,只有这样他才能保持对中国的了解,对中国进行同步的观察;如果太久不回中国、不亲身体验中国的方方面面,会跟不上中国的变化、会“不接地气”。另一边,美国社会也在不断发生变化,这些变化决定美国国内外政策的走向,需要高度的重视和研究。

  长期以来,李成都是美中关系的乐观派。他引用美国前财长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的话:“你可以想象到美中两国都发展得特别好,或者两国都发展得特别不好;但你不能想象到一国发展得好,而另一国发展得不好。”李成的观点是,美中之间,本来就不是零和游戏;两国各界的交流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广泛,民众之间也互有好感。

  李成说,他和美中两国的最高层都时有接触,能够感受到两国之间虽然有分歧,但有关美国要遏制中国的“阴谋论”,中国有计划取代美国的“威胁论”都很夸张、过于简单化,与他的观察不符。所以,对于美中关系,当然会有利益冲突或意识形态冲突的成分,但并不存在不可调和的利益冲突和不共戴天的意识形态矛盾;而更多的可能是误解和误判,进而带来两国关系的擦枪走火,进而不可收拾。

  为了给消除美中之间的误解和误判尽一份力,为了未雨绸缪地“加固“双边关系的基础,李成与约翰·桑顿、前美国驻华大使洪博培(Jon Huntsman)等人在前几年一起创办了“中美领军人物论坛”。2016年、2017年,论坛在美国加州“阳光之乡”安纳伯格庄园举行;2018年,第三届论坛在中国北京举行。论坛期间,美中两国的部长级官员、地方要员、大学智库学者、企业家、科技前沿人士、退役将领等闭门交谈。论坛不仅讨论两国之间的热点问题、战略问题,也建立私人的了解和信任。

图片说明:李成的座右铭

  作为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李成也经常接待来自中国的代表团——尤其是智库相关人士的来访,增进美中双方的学习和了解。这样频繁的接待、交流工作一定程度上耽误了李成的自己的研究与著述,但他认为值得。

  李成反复提及中国智库。他说,中国智库正在快速发展;外界对它们有很多批评的声音,有的也许合理有的也许不公平。中国智库近年来也有很大变化,观点多元,并非像许多批评所说的那样完全都是同一个声音。中国智库和智库人员在做许多有意思的研究,政府与社会也有足够的财力投入。继续拓展研究范围、总结经验教训,未来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对于中国智库的发展,李成是乐观的。

  作为智库学者,促进美中关系、增进相互了解是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好几次说起“如果我们做得够好,美中关系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美中关系现在“这个样子”,指的是两国之间目前包括贸易战在内的种种冲突。李成说,没有灵丹妙药可以完全避免冲突,也许未来的某个重要事件或者一部或几部有影响力的文学作品、电影电视能潜移默化地改变双方的想法;但现在最重要的是两国都要把门和窗继续打开,留下了解和沟通的渠道,找寻价值观的共同点。美中两国也都有各自的国内问题需要解决;完善解决国内问题也将有利于双边关系的发展。李成说,希望关于中美关系来自双方的理性声音都能越来越多,而其中最有价值的人文关怀应当得以发扬光大。

  李成到美国前,在中国差不多生活了30年;如今,他在美国生活工作也有30余年了。数年前,李成曾经在一次回上海期间路过他最早工作过的威海路地段医院。他发现,门卫还是当年那个门卫,还站在原来的位置;除了老了一些,连抽烟的姿势都没怎么改变。门卫也认出了李成,他们互相点头问候。那个时刻,李成感慨万千。他问自己:过去40年到底是那个门卫同事还是终日忙碌奔波的他过得更安逸潇洒?李成说“这不存在正确答案、也无高低之分,只是人生轨迹的不同”。而发生了巨大变化的美国和经历了经济发展奇迹的中国,落实到每个人身上,存在很多差异。于李成而言,是改革年间考大学及随后出国留学的选择,以及对人文知识的渴求,改变了他之后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