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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社长甘琦:“我们只有在中国和世界之间才有意义”

2013年09月17日 14:23

来源:晶报

原标题: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社长甘琦:“我们只有在中国和世界之间才有意义”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成立于1977年(前身为香港中文大学出版部,成立于1967年),一向以“弘扬中西文化,传播古今知识”为宗旨,迄今已出版了逾1300种书籍,其中大多数为学术著作,这在极度商业化的香港真是难能可贵,令人钦佩。很自然,对甘琦的专访也是从表达敬意开始的。

  “我们希望有更多读者能到金字塔的顶端和我们会合”

  晶报:极度商业化的香港却出了家专出学术书的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下简称中大社),真蛮有象征意义的。

  甘琦:其实中大社当年就是由一批兼通中西的前辈创立的,内地读者熟知的宋淇先生就是创始人之一,它的创社理念和香港中文大学的创校理念是一致的。当时世界处于“冷战”的大背景下,香港处于殖民地的小背景下,因此,在香港这样一个古今中西交汇的独特地方,存续和传播中国文化、使之与世界文化融通互动,成就了中大社的特殊使命。何炳棣先生的《黄土与中国农业的起源》,就是1969年由中大社首版,他的英文著作《东方的摇篮》(The Cradle of the East)也由中大社1975年出版,这两本书加上张光直先生的《中国青铜时代》,内部我们称为“中国文明三书”,堪称为中大社定调子的书,这个调子,就是张广直先生所强调的超越“专业”的“通业”,就是把中国文明置诸世界历史文明中的比较视野。也因此,中大社一开始就是一家中、英双语出版社,向中、英文学术界开放,所以作者群荟萃了李约瑟、钱穆、钱存训、狄百瑞、刘殿爵、饶宗颐、王尔敏、胡秀英、许倬云、王赓武、安乐哲等中西大家。

  晶报:中大社是一个大学出版社,我想知道,一个大学出版社和非大学出版社有什么区别?

  甘琦:一个大学出版社的立身之本是知识创新,其次才是知识普及。先说知识创新,顾名思义,肯定是要做原创的东西,新东西,一个大学出版社要是只出重印的书,是无法想象的。接下来,将具有创新性的知识进行普及性的传播,是大学出版社的第二使命。

  晶报:中大社在保证知识创新上是怎么做的?有没有什么制度作为保障?

  甘琦:中大社沿用的是西式大学出版社的出版程序,就是匿名评审加学术委员会制度。所谓匿名评审,就是先请相关领域的至少两位专家对书稿进行匿名评议,匿名是双向的,专家不知道作者是谁,作者不知道专家是谁,以避免学术外因素介入,保证评审的客观性。

  在选择匿名评审人上,出版社是慎重和讲究的,既要使书稿得到专业判断,又要避免门派偏见,这一过程中我们积累了大量经验和相应的数据库。等收到两位匿名评审人的意见后,接下来就会启动学术委员会这个环节。学术委员会主要是考察评审人选择的合理性、评审报告及编辑部建议的价值,并做出出版决策。遇到有争议的书稿,会引入第三方评议,或请学术顾问委员会仲裁,学术顾问委员会包括金耀基先生这样的大学者。

  晶报:匿名评审加学术委员会可以保证书在内容上的价值,那对于一本书的商业价值中大社是如何考量的?

  甘琦:我们会尽量把市场因素压缩到最低,当然,我们也有一定的出版压力,需要在选题上进行适当平衡。大学每年对我们有一定的资金支持,并不要求我们赚多少钱,只希望我们出好书,这样的老板,如今就算在世界范围内也少有。当然大学也不会一味支持,因为它认为不会经营的出版社必然缺乏活力,所以出版社处在这个平衡点上,要靠经营获得发展空间。要发展,就得自己给自己压力。我们知道中大社的书在香港读者眼里,就是阳春白雪,就是那些放在金字塔顶端的书,我们认为这是很高的评价,但我们也希望有更多读者能到金字塔的顶端和我们会合。目前来看,中大社在香港卖得最好的书,还是中国近现代史的书,香港选题和日本选题的书也卖得不错。但总的来说,我们是一家内容主导,编辑独立的出版社,不会因为市场部说“这书卖不出去”,我们就不出了,因为我们毕竟是一家大学出版社,我们有这样的社会责任和义务。

  “我们的梦想是做一套以中国人为主体讲述的中国历史”

  晶报:谈谈你们的编辑部吧。

  甘琦:外界常常误认为中大社是个大社,其实我们总共只有二十多个同事。特约中、英文文稿编辑不少,且遍布世界,但本部还是立足打造一个超强的、专业的编辑部。我相信那句老生常谈,如果没有一群好的人去执行一个好的制度,那再好的制度也是坏的。好在我们的人都是好的人(笑)。我们的编辑部发展到今天也才发展出10位编辑,基本是双语编辑,因为具体工作起来大多是中英混合的,有的书稿用中文写,邮件却用英文来回,评审报告一篇英文一篇中文的情况很常见,面对的媒体也是中的中、英的英。双语工作确实比较麻烦,何况以编辑标准而言很少有真正的双语者。但双语工作也有好处,就是可以在双重学术源流中去找好书稿。当然,语言只是一个必要条件,业务上,编辑必须对学术脉络和学术图景有认识,但这也还不够。编辑部固然有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华盛顿大学博士、哈佛大学博士、香港科技大学博士、香港中文大学博士,但其实这些博士并不真的是因为纸上学历被请来的,我们也不太在意编辑之前是学什么的,我们最看重的是潜在的编辑素质这件事,说到底,我们需要的是没有被知识压垮、没有失去本能的人(笑)。

  晶报:每年你们编辑部会收到很多书稿吧?中大社每年的出版比例是多少?

  甘琦:我们的评审流程先是初审,收到的书稿中有90%以上会在这个环节被淘汰,其余不到10%的书稿会进入匿名评审,最后到学术委员会。送审的书稿会有三种情况:出版、不予出版、修改后出版。事实上,我们最终出版的书稿,极少有不经修改的。比如内地刚出版的唐宝林先生的巨著《陈独秀全传》,比如不久将会出版的北京大学王铭铭教授的英文

  著作The West as the Other(《西方作为他者》)。有意思的是,关于王铭铭教授的书稿,两份评审报告都十分正面,但一篇修改建议比另一篇多很多,王铭铭教授在日本近乎闭关地修改了三个月后,对我们感叹说,建议修改多的那份评审报告给他的帮助更大。现在这部书稿已经到了后期。

  所以,匿名评审不仅帮助出版社判断书稿,同时使作者受惠,因为对善学习的作者来说,利用出版社资源获得同行宝贵意见,百利无害。很多评审报告都堪称杰作,令人感到学术的尊严和学者的敬业,可惜只能给到作者,不能拿出来分享。

  晶报:中大社一年会出版多少种书?

  甘琦:一年出版的新书数量不一,但平均下来,大致是30种中文书,30种英文书,总共60种左右。另外,每年重印书还有20种左右。按照西方出版社的编辑标准来看,一个配有编辑助理的大编辑,一年也就是组稿8-12种。我们的小型编辑部加上众多特约文稿编辑,一年做60种新书,已经是无比辛苦了。其实,书的成长周期是很慢的,你们要不停地给它“浇水”、“施肥”,要培养它,呵护它。现在内地一年出版40多万种,新书出版极快,仿佛一会儿就能出来一套书,实际上真正的好书,能留下来的书能有多少呢?你看《剑桥中国史》从1968年开始做,到现在都还没有出全呢,《牛津通识读本》从1996年开始做,到今天也才做到400种而已。

  晶报:我觉得你们社也应该推出《剑桥中国史》、《牛津通识读本》那样的书,哪怕一年只出一两本,但是可以一直做下去,做成中大社的招牌。

  甘琦:你说出了我的心里话。我们确实有这个梦想,就是做一套以中国人为主体讲述的中国历史。因为《剑桥中国史》再好,作者群里再有中国人,也是一个由西方人主导的知识体系,可以说,这个知识体系影响了全世界的中国观。那么,有没有可能出现一套由中国人主导的关于中国历史的书,有外国学者参与,但代表的是中国人的中国观,不仅给中国人自己看,也给全世界的人看呢。这个梦想如果没有一个特别强大的编辑部,没有有世界文明眼光的中国历史学者,整体学科研究上没有深入到一定的深度,是无法做到的。至少我有生之年看不到,所以我弄得开始培养年轻人。说到品牌项目,近些年来精心积累的“中国近现代史书系”大概算吧。

  我们还有一个野心,希望把中国当代的学术成果以“真正的英文书”的形态传播出去。为什么要强调“真正的英文书”,是因为有些英文书只是“把中文字变成英文字的英文书”。比如我刚才说到王铭铭教授的《西方作为他者》,本来就是用英文写作,加之密集修改,英文版书稿要比中文版更为严谨,而该书的英文母语编辑不仅是一流文字编辑,且通晓数种东方语言,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因此查考文献来源驾轻就熟,该书宣传推广等指向的也是英文学术和出版界。真正的英文书做起来很难,成本难以想象地高,但这么大的文化,总得有。

  晶报:你们既出中文书,又出英文书,所以我一直都很好奇中大社的图书是怎么做发行的?你们的英文书是如何进入西方市场的?

  甘琦:你问得特别在点上。一直以来,我们社都坚持用中、英文双语出版,因此建立了一个我认为是世界上最复杂的发行系统。我们的发行平台是英文平台,英文书的北美市场代理是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欧洲发行商是Eurospan,中文繁体版图书在台湾地区的代理商是三民书店,简体版图书大陆地区发行要通过几家进出口公司,三联韬奋中心有零售,香港本地市场、东南亚市场、澳大利亚新西兰市场,则由我们自己的发行部料理。我很为我们的发行部自豪,因为他们是在为很小众、很不主流的书做异常庞大、琐碎和辛苦的工作。不过,因为已经做出了口碑,欧美很多图书馆、研究机构以及固定的个人读者都会长期订购我们的书。

  “我们正在做一套特别来劲的书——Calligram”

  晶报:似乎在甘琦的词典里是没有“畅销”这个词的。

  甘琦:应该说是中大社不追求畅销这个概念,从建社起,我们社的定位就是“非牟利学术机构”。相比起“畅销书”,我们更看重长销书,也就是我们希望每本书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然后在这个位置上持续有读者需要。比如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徐中约的《中国近代史》、高华先生的书、去年出的《邓小平时代》,都是当长销书做,只是不停再版,口碑越来越好,就成了长销不辍的书。我们很看重一本书在时间中积累的意义。另外,也非常在意读者的反馈,每一个编辑都会在一本书重印的时候,通过修订给读者回应。你可能注意到了,中大社的很多书都会加编者按,加出版说明、译者后记等,在体例上,我们希望回到出版业经典时代的样子。

  晶报:去年你们推出了年度重头书《邓小平时代》(今年初北京三联书店推出了此书的内地版),此书在海内外颇受好评,销售情况也非常好,你们在这本书上花了很大的力气吧?

  甘琦:说实话,在这本书的操作上我们只是顺应书和作者本身的势,能为则为而已,真正花了大力气的是在翻译上,因为我们要求自己做出能代表出版社学术标准、经得住时间检验的译本。傅高义先生(本书作者)的书稿是用英文写的,他是一个非常谦虚的人,治学也很严谨,所以初稿出来后,他要请12位中国专家看,这就需要我们先把初稿译成中文,因此我们就请冯克利先生(本书译者)翻译了第一稿。待12位中国专家看完中文初稿并分别给出了批评和建议后,傅高义先生就用英文把他认为要修改的地方改进了英文书稿里。等到这本书的英文书稿全部完成后,哈佛大学出版社进行编辑,冯克利先生又开始第二遍翻译工作。巨大的工作量压力下,使得我们的编辑部不得不进入第二稿译校工作,还请来三联两位大编共同作战,这其间,傅先生又不断地修改。中大社的中文繁、简体版是在哈佛英文版出来半年后推出,等于在半年间翻译了两本书,关键不是一般性的翻译,而是对译品有追求的。

  晶报:接下来中大社会推出什么新书?

  甘琦:我们正在做一套特别来劲的书,英文系列名叫“Calligram”,中文转译是重新发现中国经典或关于中国的经典(Writings From and On Classical China)。Calligram意指语词组成的图像,是法国诗人阿波利奈尔(Guillaume Apollinaire)受到中国书法启发产生的构思,以此为书系名暗示了当代世界对古典中国的想像与回应。这套书系目前计划中已有20余种,书目主体是中大社历史上的名书。为此,我们特邀曾荣获美国国家图书奖的大编辑、现居纽约的著名作家、翻译家艾略特·温伯格(Eliot Weinberger)主编,并特邀纽约著名精装手工书籍设计名家莱丝丽·米勒(Leslie Miller)负责装帧和版式设计,由中大社出版,与《纽约书评》出版社联合发行。这套书第一批不久将推出四种,包括已故前华盛顿大学教授施友忠(Vincent Y. C. Shin)花了20多年时间翻译的《文心雕龙》、已故陈世骧教授翻译的《桃花扇》、中国古典诗词翻译大家伯顿·沃森(Burton Watson)写作的《汉赋》,还有一本很特别的书,是德国现代主义之父、君特·格拉斯的文学导师阿尔弗雷德·德布林(Alfred Doeblin)以中国清朝白莲教起义为背景写作的小说《中国传奇·王伦三部曲》,被称为第一部德国现代主义小说,是本社上世纪90年代从德文翻译成英文出版。我们希望这套书能让中国文化带给世界文化更多的灵感。

  在中文书方面,我们会继续推出针对当下中国学术界理论争论的“三十·三十”书系,年底前要出的新书还有日本前外交官孙崎享写作的《日本的国境问题》。这本书写得很冷静,也有新意,受到日本知识界的广泛认可,我们希望中国读者有机会听到日本知识精英及有识之士对日本民众发出的声音。一定要透露的话,不妨透露,预计明年开始编辑两部中国当代史研究的基础性大工程,一部是《张春桥年谱长编》,一部是《华国锋年谱长编》。

  晶报:中大社和不少内地出版社都有合作,目前内地出版总量很大,表面上很繁荣,但出版的同质化、重复化很严重,而中大社在华文出版业处于一个热闹非凡的氛围下,却始终保持冷静,保持精耕细作,你们在坚守着什么?

  甘琦:华文出版业目前面临的是一个业态的变化,这是所有出版人都要面对的,但仔细研究,变的只是媒介形式,而不变的、核心的,依然是出版的内容。我总在想,我为什么会跑到这个行业中来,我的同事们为什么会花掉他们生命中最宝贵的一段时间来做编辑,结论是我们做的书必须有价值,否则就是浪费生命。

  香港是连通中国与世界的枢纽,是一个开放的支点,因此中大社只有在中国和世界之间才有意义,也就是我们自我认识中的“居间性”。我常跟别人说,在香港出版社工作最大的好处就是,我可以和中国的好编辑一起工作,也可以和英美的好编辑一起工作,我们的出版社可以跟全世界任何一家好的出版社一起合作,这是件多来劲的事啊!说到中大社的坚守,我想到的是我们的十六字社训——立身天地,安守边缘,守先待后,不激不随。

  “我自己的身份意识非常明确,就是中国人,中国文化的传人”

  晶报:你先在北大学历史,再到美国学经济,这种学业上的转变是否也让你对书的兴趣有所转变?或者说更为拓展?

  甘琦:学业也好,知识也好,都不特别重要,对我而言,最重要的还是视野的转变吧,经了好多事儿,见了好多人,去了好多地方。我个人的爱好基本不会影响出版社选题,因为选题是由学术共同体中的诸多角色合作完成的。

  晶报:你曾经说过“我看清这个世界,比让这个世界看清我更重要”,是否现在你对这个世界看得更清楚了?

  甘琦:眼见为实这句话现在看已经远不是真理了,因为你看到什么,往往不取决于眼睛,而取决于心。你的心有多大,你看到的世界就有多大,你的心有多敏感,你感知到的世界就有多微妙。如果心中没有,眼睛会视而不见。年龄越来越大,经历的越来越多,你会发现自己的那个小我会越变越小,大我会越变越大。出版这个职业好,就因为书没有疆界,它反射世界上的一切。我觉得亚马逊的创始人杰夫·贝佐斯(Jeff Bezos)非常聪明,他选择用书做门户,然后开始大卖百货,就因为书是世界的对应物,每个人都能找到吸引他的那一种,这等于用书把大家眼球吸引过来,然后卖给他们一切(笑)。

  晶报:谈谈你个人的出版履历吧。

  甘琦:其实一直都在做出版,上世纪90年代在北京做的是二渠道书商(笑),后来去TOM,做出版管理,再后来去美国,进入沃索(Verso)出版社工作。我的心是在沃索时沉下来的。

  晶报:我们知道沃索出版社是英国著名的左翼出版机构,他们为什么会选择一位中国女性去做纽约分社的社长?

  甘琦:说来话长,简单说也是一波三折。沃索以出版欧美左翼思想家著称,阿多诺、哈贝马斯、本雅明、本·安德森、塔里克·阿里、齐泽克、乔姆斯基这些大名字都是它的作者,选题标准非常高。这家出版社上世纪70年代在伦敦创立后,90年代又去纽约开了分社。开分社的决策无疑是正确的,因为北美市场大过英国和欧洲大陆市场的总和,但谁负责经营却成了挥之不去的难题,因为当时的美国出版业,已经开始了跨国公司化的进程,无论从行业生态还是从人才上都对独立出版社构成威胁,说白了,就是沃索纽约分社缺经营人才,缺人导致亏损,而亏损给了我机会(笑)。这些我当然是后来才知情的。当时,在我硕士答辩结束的当天,偶然场合认识了佩里·安德森,他连问了我两小时出版业的问题后,有意推荐我为沃索工作。后来我才懂得他的建议有多么大胆,难怪会被沃索董事会回绝。一年后,沃索忽然请我去伦敦总部做咨询,我觉得咨询不就是白学习嘛,何况了解英国出版业的机会可不多,就去了(笑)。虽然伦敦方面对我的来临表示欢迎的不多,我还是不断地问问题、看资料、算账,算账、看资料、问问题,之后认真写了份咨询报告,指出问题所在,提出解决方案。记得当时写得很尖锐,反正这事儿跟我没什么关系(笑),写完我就走了。再到后来,沃索伦敦发生了改革,至少跟我的报告方向不悖,并请来一位总经理。又过了快两年,这位总经理邀我去纽约谈谈,我就去谈谈。虽然不抱什么希望,但我还是做了实战型面试准备,提前赶到纽约调查研究了半个月渠道、市场、人才,甚至有意无意间物色了潜在合作者。最后,经过艰苦卓绝的谈判(笑),我成了纽约分社社长。半年后到任,组建了包括美国人、英国人、加拿大人在内的新团队,因为原来的员工听说我来,还没见到我,就全体辞职。一年后,沃索收支平衡,虽我贡献有限,觉得与有荣焉。可以说,沃索经验对我后来在中大出版社的工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晶报:来香港6年了,你觉得自己是香港人吗?你现在有着怎样的身份认同?

  甘琦:我自己的身份意识非常明确,就是中国人,中国文化的传人,但我跟世界文化是气息相通的互动关系。以我的个人经历,在美国读书工作过,到世界很多地方旅行过,读过不同文化的书,获得了不同文化的营养,深感中国文化有那么多的宝藏,很想把这些宝藏也送出去,和世界分享。说到香港,我越来越喜欢这座城市了,我喜欢它的开放、包容,希望它像纽约一样,成为一个大沙拉盘子,里面什么都有,什么人也都有,这才来劲嘛。

  甘琦小传

  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国际研究硕士,二十年前在北京联合创办万圣书园,后历任香港TOM集团出版总监,英国沃索出版公司纽约分社社长,现任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社长。2003年与诗人北岛结为伉俪。

  刘忆斯/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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