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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背上的祖先

2007年10月29日 19:36

来源:中国湖州网选稿:实习生熊葵

　　出湖州城，走近苍弁诸山，无论是在山脚仰望，还是登临一峰乌瞰，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那一条条山脊上连绵不断的椭圆形土墩，它给那逶迤走蛇般的山脉添了些许壮观。其实，当你驱车行进在104国道，环视武康、三桥、菁山、云巢、道场周围的山峦，或循人平原东部眺望长超、西余等孤脉，常会有这些美妙的山际线闯入你的视线。更奇的是在海拔数百米的峰顶也常见这种斗笠状突兀的土墩，弁南的馒头山、锅子顶……就是当地百姓给它们取的最直观而亲切的“乳名”——它们是人类的杰作吗?里面掩藏着什么秘密?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苏轼的佳句道出了许多湖州人首次看到这些山脊土墩的最初感受。

　　五、六十年代，考古工作者开始走进这些山脊上的土墩，八十年代介山(长兴一侧)、苏南五峰山等地的大规模发掘开始揭开其神奇的面纱。这种外土墩、内石室的构筑物广泛地分布于茅山以东的苏

南、浙北平原及浙东宁绍平原、浙西金衢盆地，据估计其总数上万，尤以太湖流域最为密集，湖州地区这类土墩石室数以千计，仅是弁山诸脉就有四、五百座。

　　石室一般采用从附近山岩上撬砸下来的块石或条石、较平整的一面朝内垒砌成上窄下宽的梯形巷道状，底部往往凿平山体、有的铺以卵石或经火烤，顶部用大石块覆盖，平面U形，一端有明显的封门。石室外周用块石叠成较矮护坎，封门一侧护坎分别与石室两侧墙连接，与石室一起构成凹形。再在石室上面人工堆土成馒头形、或椭园形封土。

　　石室大小相差悬殊，一般长10米，宽1～2米，高2米左右；往往处于山顶的规模都比较大，位于海拔260多米的弁山D429石室长宽16x2米，高5米，城南肖皇山(海拔132米)顶一座孤墩的石室残长达34米，底宽2．3米、高5．1米；最小的长不过4米、高不足半米。

　　石室内的遗物以原始瓷为大宗，其次为印纹硬陶及素面硬陶，三者所占比例在80％以上，器型有豆、盂、碗、罐、罍、瓿等，多为本地同期窑址、遗址所常见；基本不见炊器和青铜、石制工具，偶尔有陶纺轮、网坠、石珠、玉璜出土。经测定其年代早至西周中期，晚至战国早期。

　　这些土墩石室曾被认为是“烽火墩”、“战堡”，是和长城同样古老的“江南长城”；也有人认为它是当时人们的“居所”或祭祀建筑；但是越来越多的学者正基本认同：这是古越族祖先的特殊墓葬群。

　　这类土墩石室年代上远远超出于吴越争战时期(前510-前473年)，空间分布上也不限于两国边界；出土遗物体小质次，似属非实用的“冥器”之列，也很少发现人类居住活动所必需的炊器、工具；石室为狭长的封闭结构，且多数既矮又窄，设有石墙封门，外覆封土，不适宜人类频繁地进出活动，这是墓葬与人居(如战堡、居室、祭祀建筑)的重要区别所在；部分石室内发现的上下两层年代早晚关系明显的器物组合，也只能是多次埋葬所产生的结果，这一系列考古信息是“墓葬说”的重要立论依据。至于石室内未见葬具和人骨的现象，在南方许多地区的各代墓葬是相当普遍的，酸性土壤的腐蚀性、石室的欠密封性，人骨、葬具腐朽无存是可想而知的。当然，一些学者提出的土墩石室多数属墓葬，少数可能作住宅的“多元说”，也有待考古发掘新材料的进一步验证。

　　土墩石室除少数散布于丘陵土阜外，大多沿着海拔数十米、上百米的山岗、山脊的分水线，连珠串线般布列，直达数百米的山巅，山陡而疏、山缓而密。平面分布因地貌而异，呈网状、放射状及叶脉状或无规则群团状，内部遗存也序列明确。这分明是同一文化共同体的人们有目的、有计划、有程序的一种丧葬习俗，那他们又是什么部族的先人?

　　遥想当年，这一带山地森林茂密、荆棘丛生，人们伐木开山，翻山越岭来到选定的山岗上，平整基地，从附近的山岩上撬下巨大的块石，垒筑石室，用他们特殊的祭奠方式安葬先人，然后挑土堆起高高的封土。搬取的块石最大有数吨，动运土方多则上万立方，而使用的是粗劣的非金属工具，非有组织的操作是很难完成的。他们为何历尽艰辛，在这远离聚居村落(遗址)的群山之上构筑与其生活家居(土木结构)迥然不同的石构冥居?开门见那山，总有这些问题掠过脑际。

　　在这些石室土墩中还不时夹杂着外观一模一样、内部无石室的土墩墓。除山脊外，这类土墩墓还十至数十座成群地分布于平原地带，随葬物也以印纹陶和原始瓷为主，只不过其分布范围比石室土墩更广，在宁镇、安徽、浙南、闽赣等地均有发现，时间跨度也比石室土墩大。不过早期的商代土墩墓都出在浙江，专家认为这是马桥文化的遗存，它可能渊源于本地良渚文化高台土冢祭祀埋葬习俗，只不过已转向高地，乃至高山上筑墩埋葬，这或许是出于减少浩大工程量的考虑。土墩墓应该是良渚沉沦之后兴起的先越民族的一种丧葬习俗。这种习俗至西周初年才被来自中原、随“太伯奔吴”而南下的先吴民族所吸纳、共有。石室土墩迄今尚未在吴文化最密集(以出土大型青铜礼器的西周吴国王室贵族大型土墩墓为标志)的宁镇地区发现，表明至少在西周末期吴国尚未统治太湖地区；始于西周中期的土墩石室遗存是在马桥文化土墩墓的基础上，吸收外来石构技术文化而产生的一种创新形式，是先越民族的遗存。随着吴越征战，互为进退，它也汇流成吴越文化的共同内涵之一。

　　在浙南的瑞安、平阳和三门等地的山脊和山顶上也密集地分布着一种叫“石棚墓”的遗存，尽管其外无封土、构筑方式上也有所不同，但其分布的地形特点及包含的遗物与石室土墩有着惊人的相似，其年代上限为西周前期，略早于石室土墩。这种又称作“支石墓”的遗存在我国的山东、辽宁、吉林及邻邦日、韩两国也有大量发现；更奇的是在欧洲的丹麦、法国、德国、意大利及北非沿海，亚洲的叙利亚、土耳其、印度、马来西亚、缅甸、越南也有广泛分布(欧州名“桌石”、“多尔门”)，那些提出“巨石文化”的西方考古学家至今也在困惑：为何在世界如此广的范围内的沿海区域都存在类似的巨石建筑?

　　太湖流域的石室土墩，与巨石遗存所出土遗物的迥异，使我们相信它们不可能与“巨石文化”同属一个民族的创造，但石构技术在本地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让我们同样确信这是一种“舶来品”。山东及辽、吉古属东夷，其“支石为墓”的传统可以追溯到五千年前后的山东龙山文化(石椁墓)和红山文化(积石冢)，相当于中原夏代之世也有较多的石构建筑、墓葬存在。浙江社科院研究员董楚平先生旁征古文献和古地名资料，提出石室土墩遗存是先越民族土墩墓与东夷石室建筑相结合的“东夷文化与越文化的合欢碑”的论断是自有其道理的。这些年，日本和韩国的学者多次寻访弁山石室土墩，再次让我们领略了文化交流的亘古魅力。

　　生者终归是要走向那个“永恒的归宿”的，古代先民的埋葬方式是其原始宗教观念的外化。自然力，特别是那些经常与人类生活有着利害关系的自然现象，是人们最古老的崇拜对象，日月星辰、山川土石、雷电风雨成了让古人俯首折腰的灵物。在古人的意象中，人的死亡不过是生命的终结，而死者的灵魂依然存在并如同活人一样在“另一个世界”生存、并与从前的群体维持着一定的因缘，祖先的灵魂同样能赐福护佑子孙。“山峰的高大耸天，常被古代的人们看成是通往天上的道路而受崇拜，山峰的雄伟和难以接近，则常被幻想为神灵的住所而受崇拜”(《原始宗教》)——闽赣交界的武夷山地区晚商至战国的古闽族人不辞艰辛在临溪的峭壁上用“崖墓船棺”的方式安葬先人就似乎诠释着这种“灵魂升天”的观念，这应该能为我们破解山脊上的石室土墩的诡谲谜团提供启示。

　　还有那场让良渚文明遭遇灭顶之灾的蛮荒洪水，使太湖平原成为水乡泽国，当时部分百姓就可能久居高山以避水患，苟延幸存的余悸也会让越族祖先把那群山丛岭视作永远的精神家园和最好的蔽佑归宿，历尽艰辛回到那里祭葬逝去的亲人也不失为一种寄托和慰藉。

　　诚然对文化之谜的探讨注定只能是试图接近历史真实的长途跋涉，而“山背上的祖先”烙在我们身上的文化胎记却是永不磨灭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