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9日，有两条引人注目的消息，和医疗有关：

　　一是新华社报道北京元旦之后，每日有5000人被流感击倒。同时配发的图片，是医务人员正大量配制输液药品。有人担心，由病毒引发的流感，会否带来抗生素的滥用？这担心并非无的放矢，据披露，因医生开抗生素的回扣可达30％，导致抗生素久限无效。

　　二是卫生部披露，国务院组成的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部际协调工作小组，正在分专题调研，研究制定改革方案。

　　两则消息，一忧一喜。让人重新关注“久闻楼梯响”的医药体制改革。

　　最近，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的2007年社会蓝皮书，在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的调查显示，在17个社会问题中，排在第一位的是“看病难、看病贵”。

　　为降低虚高的药价，国家发改委连续19次出台降低药价的政策，但许多药品生产企业兵来将挡，规 避降价政策，把普通药品改个名称、剂型、规格，就变成所谓“新药”，出现降价药药店停售、药厂停供的尴尬。结果，前18次药品降价仅使全国百姓每人每年买药支出少2．5元。降低药价的政策，被群众形容为“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

　　降价药品遭抵制，惠民政策被消解，药品降价政策被频频“截留”，原因何在？问题在于，药品降价政策实际上失去了执行主体。药品制造商和供应商追求利润最大化，利用了医药难于分开的现实，利用医生之手，从大处方中获利。而由于政府投入不足，公立医院公益性质淡化，盲目追求经济利益，也难于抵御大处方的诱惑。

　　“看病贵”，是我国医疗收费体系严重弊端的集中反映——药费和部分大型检查费偏高，而体现医务人员技术和劳务价值的收费长期偏低。挂号费是医生技术价值的集中体现，普通医生的挂号费仅3—10元，还不如理发店师傅，属于明显的“脑体倒挂”。由于技术劳务价值得不到体现，又没有合理的制度机制控制，“以药养医”于是泛滥。如果还采用药费降价的路子，可能使不合理现象更加严重，最终影响医改进程。

　　各地先后出台了一些医疗价格的改革措施，但几乎都有争议。这也提醒我们，虽然群众中有一些“闻降则喜，闻涨则怒”的不理性心理，但医疗改革不是单纯的价格改革，不能“一刀切”，这是涉及医疗卫生体制、药品流通体制、医疗保障制度等多方面的一项复杂配套设计，需要充分考虑各项改革措施的高度关联性，要从体制上理顺，才能让老百姓直接感受看病费用的降低。

　　国家出台相关政策，确实好比“楼梯响”，要看得见“人下来”，还需要执行主体。比如，保持公立医院的公益性，实行医药分开、提高医生技能的含金量，充分调动医护人员的积极性，才能让禁绝大处方、药品降价等政策有真正的执行主体，百姓也才能真正放心踏实地走进医院和药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