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侄儿周尔均撰文《把所有的心装进你心里》以怀念伯父。文章写道周恩来唯一的一次“破例”，制止了“肃反”扩大化的倾向。文章原文截选如下：

　　伯伯是国家总理，权力很大，一言一行有很大影响。所以，他对亲属有个严格的规定，凡是公事，不准给他带话和传话。但是，有一次伯伯自己却破了例。

　　五十年代中期，我有一次从重庆出差到总后勤部，报送本单位肃清反革命运动情况的材料。开展这个运动，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既有其必要性，也存在打击面偏宽的问题。当我办完公事去西花厅看望伯伯时，他按照习惯问问工作情况，借此做些调查研究。以往他一般只是听，很少表态。当伯伯听说我这次来北京的任务是报送“肃反”材料时，一下子认真了起来：“给我说说，你们单位“肃反”查出些什么问题？”我便一一列举数字：查出了多少反革命分子，多少人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听到这里，伯伯皱起了眉头。我说完后，他起身踱

到窗前，静静地站了会儿，转过身对我说：“有问题啊！虽然西南是大陆最后解放的地区、政治情况比较复杂，但你们毕竟是部队，又只是一个军级单位，不可能有这么多反革命嘛，不可能有这么多有历史问题的人嘛。要知道，这可是关系到一个人的政治生命的。”

　　更让我万分吃惊的是，伯伯接着很明确和肯定地对我说：“我说的这个话，你回去向单位领导汇报一下，就说是我的意见。”

　　伯伯竟然让我给单位领导传话，这可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我感到既激动，担子又重。原来准备在北京多呆两天的，事情紧急，赶紧乘火车回到重庆。我们单位的党委书记、政治委员卢南樵(以后曾担任总后勤部副政委)听汇报后高度重视，我还没有离开办公室，他就嘱咐秘书立即通知召开党委会，让我在会上传达总理的话。会议一致通过决定，按照总理指示精神作了政策调整，从而制止了“肃反”扩大化的倾向。

　　现在回想起这件事，不禁让我联想到后来发生的“文化大革命”。伯伯对干部和群众的关心与保护，终其一生，一以贯之。不同的是，建国初期的政治空气相对要宽松一些，为了避免干部群众受到伤害，当时他可以明确果断地做出决定，并且打破惯例，用“大原则”管“小原则”。而“文革”之中，为了达到同样的目的，伯伯却只能利用他有限的权力，巧妙地又极其艰难地进行一切可能进行的工作，以至耗尽他的心血，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