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长三角经济基础就比较好，再加上改革开放后江苏、浙江体制改革的先发优势以及浦东开发开放，长三角形成累积循环效应，吸引更多要素流动。处于正向循环之中的长三角，财富积累已经进入上升螺旋，会持续很长时间，财富必然不断增长。”浙江大学区域与城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国家发改委长三角地区区域规划综合组专家陈建军对《第一财经日报》说。

　　创富基因

　　“区域禀赋和制度创新两个主要因素的良性循环，使长三角成为中国财富的聚宝盆”，南京大学商学院副院长、南京大学长三角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刘志彪认为，长三角优越的区位条件和以上海为中心的城市化群，形成了对国内外生产要素尤其是高级生产要素的“ 虹吸效应”，大量的国内外生产要素在此追逐财富创造和增值的机会，由此形成经济发展的“极化-扩散效应”；另一方面，生产要素的集聚导致了高度的产业集聚，以及高密集的竞争和互动的良性发展格局，又进一步诱发了“自下而上”的制度创新进程，由此降低了财富创造和增值的交易成本。

　　“投资是三大都市圈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动力，特别是长三角，其经济增长表现出非常强烈的投资依赖”，上海交通大学中国都市圈发展与管理研究中心博士后吴晓隽告诉本报记者。

　　刘志彪分析道，“现在，这些财富积累模式的内涵已经逐步扬弃了自身对全球化、市场化不相适应的内容，在高度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有逐步走向趋同的征兆。如浙江在这些年的经济发展中，越来越重视经济国际化和全球化；江苏则从上个世纪末开始对原先的集体经济进行了大幅度的民营化、股份化改造；而上海则在利用外资、利用资本市场等方面，取得了实质性的重大进步。”

　　刘志彪认为，地方政府不仅行使区域公共职能，而且在很大的程度上成为区域间竞争的发动者、参与者和推动者，如发动、参与、推动区域内重大的竞争性项目的建设和运营；为形成区域经济竞争力而展开基础设施建设的竞赛；推动区域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和上市融资，等等。

　　增长动力

　　刘志彪认为，全球化和城市化是长三角财富持续增长的主要动力。刘志彪同时坦言，长三角实现真正的融合是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至少还需要一二十年。长三角实现真正融合的标志有很多，主要是三个层面：政府以公共服务、公共财政为己任，它不是一个以区域内市场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政府；市场是高度开放的而不是相对封闭的，其运行受统一的《竞争法》管制而不是主要受各地政府的行政命令管理；企业可以自由选择，可以不受歧视地跨区域进行贸易、生产、投资和并购，这是长三角实现真正融合的微观机制和基础平台。

　　刘志彪建议，要大力鼓励在共同市场中进行跨地区的企业兼并重组活动。但在目前的发展阶段，由于过去分散主义导向的盲目重复建设在长三角遗留下了大量的无效企业和无效项目，造成区域经济结构和产业发展的高度低水平同构趋势，同时我们又面临着西方发达国家巨型跨国公司集中进入长三角市场的竞争威胁。

　　突破阻力

　　长三角面临土地、能源、资源、技术蓝领短缺、国内国外资金分流、地区利益本位等系列问题。上海市政府决策咨询专家、上海工业发展咨询公司总经理董锡健对本报记者分析说，下一步长三角需要调整思路，发挥地域影响力、财富底盘大的优势，抢占一些市场先机，主动与国际潮流(研发中心转移、服务外包转移)、国家战略对接。

　　在相当长的时期中，长三角地区的财富积累进程，都与地方政府的作为联系在一起。地方政府就财富积累和发展而竞争的体制特征，一方面成就了今天长三角的奇迹，另一方面，也使长三角的进一步发展遇到了区域壁垒、市场分割、要素利用效率低等难题。刘志彪说，为了使长三角地区突破阻力实现更好的增长，需要地方政府随着发展水平的提高，逐步淡出具体的市场竞争过程，培育真正的市场主体，让企业、市场、产业集群、行业协会、国际价值链等无形机制，逐步成为经济协调的主要力量；政府要利用《竞争法》等规制，冲破旧制度下的区域壁垒和市场分割，使长三角地区按照形成国际竞争力、在全球化中能够与发达国家进行正面竞争的目标，全面实现该区域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提高发展的效率。

　　吴晓隽发现，长三角在2000~2005年间表现出比1990~1999年间更强的投资依赖，而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则明显下降，这对于长三角经济的转型和产业结构提升显然不利。长期高度依赖投资拉动的长三角，表现出在三大都市圈中最低的边际投资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