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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雁过拔毛”的校服爬满了虱子

2016-1-13 18:45:08

来源:中青在线 作者:朱昌俊

    购买一套百元左右的校服,竟被教育主管部门、学校、班主任联合吃掉十多元“回扣”。湖北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被曝光的校服腐败案件引发关注。2015年7月以来,新华社记者先后四次赴当地调研发现,小小校服腐败利益链条“不简单”,上有红头文件“开道”、校服企业垄断经营牟利,下有教育主管部门和中小学校“揩油”。

    有说法称,一百年前,校服是社会进步的象征;一百年后,校服是社会争论的话题。“争议”所在,一方面表现为校服在美学上的不足,另一方面或许就是校服采购存在腐败空间。这些年来,随着校服的普及,被曝光的校服腐败现象也逐渐多起来,仅系统性窝案就有多起。其他诸如“高价校服”购置费所引发的争议,更是隔一段时间就会出现。

    恩施校服腐败案件中,从上级教育主管部门,到学校层面,再到教师,几乎都从校服采购上分了一杯羹,生动展现了一套校服被“雁过拔毛”的过程。这样的系统性腐败,在长达多年的过程成为了“潜规则”,大家都心照不宣,按比例拿分成。当校服成了各方利益实现的工具,也就难怪质量和审美都屡遭吐槽了。

    在这起事件中,红头文件为校服腐败“开道”,是一个值得正视的细节。在去年湖南衡山县和衡东县发生的教育系统窝案中,也同样闪现着红头文件的身影。多名被检察机关带走调查的中小学校负责人,就被指与当地一家校园连锁超市有关,而这家超市之所以入驻校园,就是因为有省、市、县三级红头文件的“庇佑”。相较于正式的公共政策,这类系统内的红头文件由于有着较高的隐蔽性,外界一般无从得知,所以一般具有较大的随意性。当前无论由中央到地方都加大了对于红头文件的管控力度,对教育系统红头文件的“泛滥”程度,不应该低估。

    此外,这起校服腐败案中,利益输送的一个重要环节在于,当地学校后勤管理协会以会费的方式来为校服供应商设置资质门槛。以缴纳会员费的方式来吸纳会员,且只有会员才有资格成为当地的校服供应商,这与交“买路钱”何异?一个地市级的学校后勤管理协会本身是否有必要存在,也值得提出疑问。至少在这起事件中,我们看不到它在校服采购中的正面作用,反倒异化成了一个“名正言顺”收取提成的“营利组织”。看来这方面的简政放权力度,仍有待加强。

    教育系统需要简政放权的地方,还表现在原本一些属于家长和学生的权利,应该及早下放交还。去年7月,教育部、工商总局等多家部委联合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生校服管理工作的意见》,其中就指出学生可以自愿购买校服,也允许学生按照所在学校校服款式、颜色,自行选购、制作校服。若此政策得到落实,就将彻底改变校服采购由学校说了算的局面,那么相关方面借此进行权力寻租的空间势必能得以有效压缩。

    我们通常讲大学要去行政化,其实从中小学校所存的腐败现象来看,它们也同样需要去行政化。此次窝案中,恩施咸丰县43所学校和教学点被查出全部存在校服腐败,仅2012年至2015年期间,就共有768名教职员工收受提成。这样一种几近“集体沉沦”的现实,显然与行政化下的学校生态分不开。不仅学校领导,包括普通教师,要完成的工作远不只单纯的管理和教学任务,教材购买、校服采购,他们都需要“经手”,这自然为腐败埋下了隐患。因此,中小学校同样需要淡化非教学方面的职责。

    以校服采购为代表的校园腐败案件,虽然在腐败的金额上较之其它“大案”可能不算高,但其长此以往所形成的“雁过拔毛”的灰色生态,却构成了对社会基础道德与正义的侵蚀。这也正犹如,在每一起校服腐败案中,我们看到的社会治理缺憾的“虱子”对校服的侵蚀。

“雁过拔毛”的校服爬满了虱子

2016年1月13日 18:45 来源:中青在线

    购买一套百元左右的校服,竟被教育主管部门、学校、班主任联合吃掉十多元“回扣”。湖北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被曝光的校服腐败案件引发关注。2015年7月以来,新华社记者先后四次赴当地调研发现,小小校服腐败利益链条“不简单”,上有红头文件“开道”、校服企业垄断经营牟利,下有教育主管部门和中小学校“揩油”。

    有说法称,一百年前,校服是社会进步的象征;一百年后,校服是社会争论的话题。“争议”所在,一方面表现为校服在美学上的不足,另一方面或许就是校服采购存在腐败空间。这些年来,随着校服的普及,被曝光的校服腐败现象也逐渐多起来,仅系统性窝案就有多起。其他诸如“高价校服”购置费所引发的争议,更是隔一段时间就会出现。

    恩施校服腐败案件中,从上级教育主管部门,到学校层面,再到教师,几乎都从校服采购上分了一杯羹,生动展现了一套校服被“雁过拔毛”的过程。这样的系统性腐败,在长达多年的过程成为了“潜规则”,大家都心照不宣,按比例拿分成。当校服成了各方利益实现的工具,也就难怪质量和审美都屡遭吐槽了。

    在这起事件中,红头文件为校服腐败“开道”,是一个值得正视的细节。在去年湖南衡山县和衡东县发生的教育系统窝案中,也同样闪现着红头文件的身影。多名被检察机关带走调查的中小学校负责人,就被指与当地一家校园连锁超市有关,而这家超市之所以入驻校园,就是因为有省、市、县三级红头文件的“庇佑”。相较于正式的公共政策,这类系统内的红头文件由于有着较高的隐蔽性,外界一般无从得知,所以一般具有较大的随意性。当前无论由中央到地方都加大了对于红头文件的管控力度,对教育系统红头文件的“泛滥”程度,不应该低估。

    此外,这起校服腐败案中,利益输送的一个重要环节在于,当地学校后勤管理协会以会费的方式来为校服供应商设置资质门槛。以缴纳会员费的方式来吸纳会员,且只有会员才有资格成为当地的校服供应商,这与交“买路钱”何异?一个地市级的学校后勤管理协会本身是否有必要存在,也值得提出疑问。至少在这起事件中,我们看不到它在校服采购中的正面作用,反倒异化成了一个“名正言顺”收取提成的“营利组织”。看来这方面的简政放权力度,仍有待加强。

    教育系统需要简政放权的地方,还表现在原本一些属于家长和学生的权利,应该及早下放交还。去年7月,教育部、工商总局等多家部委联合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生校服管理工作的意见》,其中就指出学生可以自愿购买校服,也允许学生按照所在学校校服款式、颜色,自行选购、制作校服。若此政策得到落实,就将彻底改变校服采购由学校说了算的局面,那么相关方面借此进行权力寻租的空间势必能得以有效压缩。

    我们通常讲大学要去行政化,其实从中小学校所存的腐败现象来看,它们也同样需要去行政化。此次窝案中,恩施咸丰县43所学校和教学点被查出全部存在校服腐败,仅2012年至2015年期间,就共有768名教职员工收受提成。这样一种几近“集体沉沦”的现实,显然与行政化下的学校生态分不开。不仅学校领导,包括普通教师,要完成的工作远不只单纯的管理和教学任务,教材购买、校服采购,他们都需要“经手”,这自然为腐败埋下了隐患。因此,中小学校同样需要淡化非教学方面的职责。

    以校服采购为代表的校园腐败案件,虽然在腐败的金额上较之其它“大案”可能不算高,但其长此以往所形成的“雁过拔毛”的灰色生态,却构成了对社会基础道德与正义的侵蚀。这也正犹如,在每一起校服腐败案中,我们看到的社会治理缺憾的“虱子”对校服的侵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