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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李冰冰没有上协和(不吐不快·追问医疗供给侧①)

2016-1-8 13:56:21

来源: 作者:白剑峰

●供给与需求不匹配、不协调、不平衡,是看病难的症结所在。要让老百姓就近看病,必须从供给侧改革入手,吸引一大批好医生“向下流”

●病人并非迷恋大医院,而是在追逐好医生。如果在家门口就能找到好医生,谁愿意舍近求远

●解决看病难,必须着眼于人的解放。让医生流动起来,可以释放出巨大的医改正能量

年前,演员李冰冰到澳大利亚拍戏,因连续发烧10余天,前往澳洲医院的急诊看病。等候、验血耗了6个多小时,医生也没能确诊。于是,她连夜飞回中国,直奔北京协和医院,确诊为化脓性扁桃体炎。经过输液等治疗,一周后康复出院。李冰冰充满悬念的求医经历,让很多人发出感慨:还是中国医生水平高!

其实,单凭李冰冰的就诊经历,很难判断中澳医疗水平孰高孰低。毋庸置疑,北京协和医院是中国的顶级医院,代表了最高医疗水平,治好一个扁桃体炎,不足为奇。假如李冰冰没有上协和医院,而是随意去了家门口的小诊所,医生对症下药,病情缓解,倒是可以说明中国医生整体水平“不是盖的”。而澳洲医院急诊的重点是危急重症,常见病反而是其“短板”。对于扁桃体炎之类的小病,急诊医生通常会建议患者去找全科医生,因为全科医生经验丰富,比急诊医生更有办法。这主要反映了中澳医疗体系的差别,而非两国医生水平的高低。

那么,中国医生的水平究竟高不高?客观地说,医生水平与医院等级基本成正比,协和医生水平很高,社区医生水平很低,参差不齐,差距悬殊。换句话说,中国最好的医生都在三甲医院。病人要想找个好医生,只能往大医院跑。只要找到大医院,就能找到好医生。尽管大医院拥挤不堪、服务较差,但依然是患者的最优选择,因为“看好病”是第一需求,“体验感”是第二需求。虽然政府希望百姓“小病到社区,大病到医院”,但由于基层医生水平普遍较低,病人宁可半夜排队挂号,忍受菜市场般的糟糕环境,也不愿在小诊所里耽误病情。可见,病人并非迷恋大医院,而是在追逐好医生。如果在家门口就能找到好医生,谁愿意舍近求远?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人均医生数量并不算少。2014年,每千人口执业医师2.12人,接近很多发达国家。但如果只统计硕士以上学位、具有独立诊治能力的医生,恐怕少得可怜,而且主要集中在大医院。可见,供给与需求不匹配、不协调、不平衡,是看病难的症结所在。要想让老百姓就近看病,必须从供给侧改革入手,吸引一大批好医生“向下流”。但问题在于,我国医疗资源主要按照行政等级分配,越是级别高的医院,获得的资源越多,医生收入待遇越好。在这样的体制下,大医院成了好医生的“抽水机”,沉在最底层的往往是学历低、水平低的医生。对此,老百姓心知肚明。人命关天,谁愿意让差医生“练手”呢?

如何才能让好医生自愿“向下流”?核心就是医院去行政化、医生去编制化,逐步从医生多点执业过渡到自由执业。只有让医生可以自由选择执业地点和方式,其劳动报酬由市场来决定,好医生才有留在基层的原动力。目前,我国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以公办为主,政府采取收支两条线管理,医生“吃皇粮”,旱涝保收,普遍缺乏看病的积极性,大病小病都转诊。在发达国家,基本医疗大多数是由私人诊所承担的,很多医生愿意自己开办诊所,其收入并不比在大医院低。患者即使是在社区的小诊所,也可能遇见有名的大医生,因为医生的优劣与医疗机构的大小没有关系。

这让人想起30多年前中国农村的包产到户改革。承包前,农民种的是“公家地”,多干少干一个样,所以出工不出力,大锅饭养懒汉,粮食年年不够吃;承包后,农民种的是“自家地”,不用赶不用催,起早贪黑去干活,粮食很快大丰收。原因何在?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包产到户明确了利益归属,农民拥有了自主经营权和分配权,交够国家,结余归己,解决了激励机制问题,避免了“搭便车”现象。同理,放宽医生在基层开办诊所的限制,鼓励有资质的医生开办私人诊所,可以极大地调动医生的积极性。在此基础上,政府逐步理顺医疗服务价格,建立多方参与的价格协商谈判机制,让医疗服务价格能够体现劳动价值。在充分竞争的基层医疗市场中,医生的薪酬将主要由患者决定。因此,基层医生必须靠技术和服务来吸引患者,否则就会饿肚子。基层医生干得好,收入不封顶,甚至可以超过大医院,何愁没有积极性?果真如此,越来越多的好医生将从“求上流”转为“求下流”。

医生自由流动是国际通行做法。解决看病难,必须着眼于人的解放。让医生流动起来,可以释放出巨大的医改正能量。从这个意义上说,解放医生,就是解放医疗生产力。只有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打开医生在基层创业的广阔空间,把更多的好医生从体制内释放出来,才能提高基层医疗服务的供给质量,实现社会需求与医疗供给的“无缝对接”,从而让“全国人民上协和”成为历史。

《 人民日报 》( 2016年01月08日 19 版)

* 以上只是作者个人言论,不代表本网观点

假如李冰冰没有上协和(不吐不快·追问医疗供给侧①)

2016年1月8日 13:56

●供给与需求不匹配、不协调、不平衡,是看病难的症结所在。要让老百姓就近看病,必须从供给侧改革入手,吸引一大批好医生“向下流”

●病人并非迷恋大医院,而是在追逐好医生。如果在家门口就能找到好医生,谁愿意舍近求远

●解决看病难,必须着眼于人的解放。让医生流动起来,可以释放出巨大的医改正能量

年前,演员李冰冰到澳大利亚拍戏,因连续发烧10余天,前往澳洲医院的急诊看病。等候、验血耗了6个多小时,医生也没能确诊。于是,她连夜飞回中国,直奔北京协和医院,确诊为化脓性扁桃体炎。经过输液等治疗,一周后康复出院。李冰冰充满悬念的求医经历,让很多人发出感慨:还是中国医生水平高!

其实,单凭李冰冰的就诊经历,很难判断中澳医疗水平孰高孰低。毋庸置疑,北京协和医院是中国的顶级医院,代表了最高医疗水平,治好一个扁桃体炎,不足为奇。假如李冰冰没有上协和医院,而是随意去了家门口的小诊所,医生对症下药,病情缓解,倒是可以说明中国医生整体水平“不是盖的”。而澳洲医院急诊的重点是危急重症,常见病反而是其“短板”。对于扁桃体炎之类的小病,急诊医生通常会建议患者去找全科医生,因为全科医生经验丰富,比急诊医生更有办法。这主要反映了中澳医疗体系的差别,而非两国医生水平的高低。

那么,中国医生的水平究竟高不高?客观地说,医生水平与医院等级基本成正比,协和医生水平很高,社区医生水平很低,参差不齐,差距悬殊。换句话说,中国最好的医生都在三甲医院。病人要想找个好医生,只能往大医院跑。只要找到大医院,就能找到好医生。尽管大医院拥挤不堪、服务较差,但依然是患者的最优选择,因为“看好病”是第一需求,“体验感”是第二需求。虽然政府希望百姓“小病到社区,大病到医院”,但由于基层医生水平普遍较低,病人宁可半夜排队挂号,忍受菜市场般的糟糕环境,也不愿在小诊所里耽误病情。可见,病人并非迷恋大医院,而是在追逐好医生。如果在家门口就能找到好医生,谁愿意舍近求远?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人均医生数量并不算少。2014年,每千人口执业医师2.12人,接近很多发达国家。但如果只统计硕士以上学位、具有独立诊治能力的医生,恐怕少得可怜,而且主要集中在大医院。可见,供给与需求不匹配、不协调、不平衡,是看病难的症结所在。要想让老百姓就近看病,必须从供给侧改革入手,吸引一大批好医生“向下流”。但问题在于,我国医疗资源主要按照行政等级分配,越是级别高的医院,获得的资源越多,医生收入待遇越好。在这样的体制下,大医院成了好医生的“抽水机”,沉在最底层的往往是学历低、水平低的医生。对此,老百姓心知肚明。人命关天,谁愿意让差医生“练手”呢?

如何才能让好医生自愿“向下流”?核心就是医院去行政化、医生去编制化,逐步从医生多点执业过渡到自由执业。只有让医生可以自由选择执业地点和方式,其劳动报酬由市场来决定,好医生才有留在基层的原动力。目前,我国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以公办为主,政府采取收支两条线管理,医生“吃皇粮”,旱涝保收,普遍缺乏看病的积极性,大病小病都转诊。在发达国家,基本医疗大多数是由私人诊所承担的,很多医生愿意自己开办诊所,其收入并不比在大医院低。患者即使是在社区的小诊所,也可能遇见有名的大医生,因为医生的优劣与医疗机构的大小没有关系。

这让人想起30多年前中国农村的包产到户改革。承包前,农民种的是“公家地”,多干少干一个样,所以出工不出力,大锅饭养懒汉,粮食年年不够吃;承包后,农民种的是“自家地”,不用赶不用催,起早贪黑去干活,粮食很快大丰收。原因何在?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包产到户明确了利益归属,农民拥有了自主经营权和分配权,交够国家,结余归己,解决了激励机制问题,避免了“搭便车”现象。同理,放宽医生在基层开办诊所的限制,鼓励有资质的医生开办私人诊所,可以极大地调动医生的积极性。在此基础上,政府逐步理顺医疗服务价格,建立多方参与的价格协商谈判机制,让医疗服务价格能够体现劳动价值。在充分竞争的基层医疗市场中,医生的薪酬将主要由患者决定。因此,基层医生必须靠技术和服务来吸引患者,否则就会饿肚子。基层医生干得好,收入不封顶,甚至可以超过大医院,何愁没有积极性?果真如此,越来越多的好医生将从“求上流”转为“求下流”。

医生自由流动是国际通行做法。解决看病难,必须着眼于人的解放。让医生流动起来,可以释放出巨大的医改正能量。从这个意义上说,解放医生,就是解放医疗生产力。只有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打开医生在基层创业的广阔空间,把更多的好医生从体制内释放出来,才能提高基层医疗服务的供给质量,实现社会需求与医疗供给的“无缝对接”,从而让“全国人民上协和”成为历史。

《 人民日报 》( 2016年01月08日 19 版)

* 以上只是作者个人言论,不代表本网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