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隆会议50年之际，中国外交被认为“处于鸦片战争以来最好的态势”，已接近由冷战的离心力向市场的向心力过渡的尾声

　　50年后再次参加万隆会议，中国的心情已大不一样。

　　1955年周恩来展示其外交才华的背后，是百年积弱的中国；而2005年4月胡锦涛代表中国再度造访旧地时，“中国外交正处在鸦片战争以来的最佳时期”。北京外交界的

观察家如此评价。

　　尽管法国是西方最早与新中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的国家(1964年)，但舆论仍习惯于把1972年尼克松访华，作为中国冲破“封锁”的标志。

　　“参加与尼克松政府的谈判，有一种打开历史大门的感觉”。一位年届八十的资深退休外交官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当时的中国外交，处在一个非常尴尬的位置以百年积弱，同时与两个超级大国对抗。

　　随着外交思维的变化突破意识形态的桎梏，中国与一些“对手”国家双边和解——1979年，中美建交；1989年，中苏关系正常化；1991年，中越关系正常化；1992年，中韩建交……中国不再动辄以“修正主义”、“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这样的词语称呼他国。

　　“合作”、“双赢”等现代语汇走上历史舞台。“这是一个很大的转折”。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王缉思说。

　　上世纪90年代后，不满足于双边往来的中国开始参与到亚太经合组织(APEC)、东盟“10+1”、上海合作组织等区域经济和政治组织中。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被认为是最具意义的事件中国整体融入了国际大家庭。

　　“目前，国际体系里几乎没有中国的禁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阮宗泽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中国不再是局外人”。

　　“新中国外交的突破，于意识形态的淡化成正比”。王缉思教授对本刊说。

　　“冷战”结束，加速了中国外交牌局的转型。意识形态退出外交主导地位。中国与俄罗斯、越南、印度及南海一些国家领土和领海纷争开始寻求理性和现实的解决方案。同时，经济的高速发展增厚了外交的底牌。政府高层的脚印近年来也频繁踏上了非洲、中南美洲、中亚和东南亚等国家的土地。

　　与数十年前高层出访常常带着无偿援助或援建协议不同，新一代领导人出访更多带着资本和市场机会，由单向援助，到双赢互利，现在外交的“关键是怎样把中国的发展变成合作的空间”，阮宗泽说。

　　外交格局发生根本变化的同时，中国也需要更新的思维和战略。虽然保持了二十余年的经济持续增长，但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未来十余年将仍然是中国的机遇期，要把握这样的机遇，既需要和平稳定，也需要继续从互利合作中获取可持续发展所需要的资本、技术、资源和市场，因此，中国面临的局面仍然考验着决策者的智慧和国民的心态。

　　“在其它周边地区稳定后”，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冯昭奎对本刊说，“中国开始着手解决周边最薄弱的两个环节的问题——印度和日本”。

　　印度和日本成为了两个相反的范本。在中印因为巨大的共同利益而迅速接近之际，中日却在同样巨大的共同利益前渐行渐远。

　　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刘江永教授认为，挥之不去的冷战思维所导致的一系列作为，仍然是中日关系乃至整个东亚的主要离心力。其中，日本希望恢复政治大国的梦想，而采取的对东亚邻国的强硬姿态，在令两个东亚大国交恶的同时，也让日本外交四面楚歌。

　　“近期爆发的中日冲突，日本有很大的责任，但中国对日战略定位也要思考”。外交界权威人士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中日两国(包括国民)互不服气，都没有接受对方现有的位置，也就都没有摆正自己的位置”。这位权威人士说。不少中国人喜欢称在各领域领先的世界第二经济强国为“小日本”，日本则难以接受中国日益崛起这个现实。而中日相互地位变化的背后，是亚洲格局的更大变化。

　　“亚洲已经从多极化过渡到多元共存，目前正在走向多元一体化”。刘江永说，当然更不是多极对抗。从多极到多元，摒弃的是意识形态，突出的是经济利益和长远考量。

　　中国外交更上一层楼，还需做到“四大破除”。一位外交界权威人士对本刊说。中国需破除对他国的全面戒备心理，对破除他国对中国实用主义外交的质疑，破除对双赢的单方倾斜，破除意识形态的壁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