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一篇文稿中两处提到“法治”问题，见报时一律被改为“法制”，不知是为何改动的。反正时下的媒体常常把两者混淆起来，也不足为怪了。然而，“法治”与“法制”，其间有联系但又有其截然不同的界定，不容混淆。因为，“法治”的前提意味着实行切实的民主、开放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法制”呢？那是指法律制度和据此建立起来的社会秩序；民主自由与否，则“干卿底事”。据我大而化之的理解，大抵前者着重于律法（rule of law），似比“法制”高一筹；后者事执法范畴（rule by law），只是资本主义有自己的法制，社会主义也有自己的法制。
　　
　　试看小平同志的一段话，便一目了然了：
　　
　　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现在的问题使法律很不完备，很多法律还未制定出来，往往把领导人说的话当“法”，不赞成领导人的话就是“违法”，领导人的话改变了，“法”也跟着变。

   （以上两段话出自十一届三中全会报告）
　　
　　这里必须提出两个“必须”，说明当时的人民民主还未形成气候；后面说的法律不完备，实质是指“人治”或者“一言堂”。当然，那时“四人帮”流毒犹在，亟待拨乱反正，人们痛定思痛醒悟到“加强法制”的重要性。但还没有“法治”的观念。那是又经历了若干年检验真理的实践，“法治”意识才逐步形成和深化，成为宏观治国方略的。
　　
　　有案可查的，使1997年中共十五大提出要把中国建设成一个“社会主义法治国”的目标；两年后，中共中央向全国人大提出修宪建议，在管政府的国家大法中明确地定下了建设一个“法治国家”；而宪法正是这个法治国家的灵魂。
　　
　　这就明白不过了，从完备的法律制度到真正做到“法治国”，还有一个过程，特别是中国的专制主义，其顽固性是无与伦比的。如今虽然盼到头了，但也非风正一帆悬那么简单。是的，接下来层出不穷的新举措令人可喜，继《行政诉讼法》的实施——不仅官可告民，民也可告官，这是别开生面的民主政治的体现；如今年又喜见报纸版面以醒目标题，大力宣传建设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新一届政府成立以来，“依法行政”成了被强调最多的执行观念。7月1日开始实施的《行政许可法》，“被专家称为中国行政法治的里程碑”。这无疑是“法治国家”的实践全方位体现。因为中国社会发展的根本目标，一言以蔽：完善的宪政体制，建设法制社会。这样看来，“以法治国”已然初露峥嵘。
　　
　　但是，我以为，还不算水到渠成。这里边有个体制改革的根本问题；否则，法治政府也好，法治社会也罢，依然是壁上观。不信回首看看建国后三十年的风雨沧桑：运动不断，历来只反对资本主义，比如反右，矛头对准所谓资产阶级右派；“文革”十年，首当其冲的是“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连小平同志复出后再次被拉下马时，罪名竟然时“死不悔改的走资派”“走资派还在走”。唯独在中国扎根最深、为害最烈的封建主义都能稳坐钓鱼台，从未触动过半根毫发；这是十分反常，也不符合我国国情的怪现象。因此早在80年代就有同志向中央提出：所以出现“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悲剧是因为中国的封建遗毒太深，建议“补上肃清封建遗毒这一课”，特别“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可惜，“但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迄今仍未闻有所动作；以致千改革万改革，就是固有的政治体制依然故我，因此，给改革开放带来诸多后遗症。
　　
　　这不？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人民天天读书读报，可是至今千呼万唤不来换一个堂堂正正的出版法和新闻法。不是不能为也，而是有所不为也。这如何谈得山法治社会？再有，当今腐败现象频发，老百姓敢怒不敢言，正是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督，那么，法治政府又何威之有？
　　
　　俗话说：“擒贼先擒王”，这个王非别的，就是和封建残余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官僚体制。

　　（作者为新闻理论家，复旦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