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中央电视台的“法治在线”播出一个案件：曾先后两次判处死刑的孙万刚，因证据不足终审无罪释放，真正实现了重证据而不重口供的的刑律依据。这个案例很能说明我们的“法治社会”崭然露角头。

　　曾几何时，新中国建立后的30年间，一向贯彻着“无产阶级专政下的不断革命”，以“阶级斗争为纲”运动不断。且不论史无前例的“文革”十年罢，那时候随时都会有祸从天降。我自己就是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一声令下，一夜之间便成了“牛鬼蛇神”的。之后没有经过什么程序，我即落入挂牌子、戴高帽、游斗、换打、抄家的困境。据说我的罪名是“反动杂家”（从挂在脖子的牌子所昭示），真叫“莫须有”有欲加之罪何患无词”。谁还会计较依的那条法？最令人刻心铭骨是张志新那惨列之死；只是为了镇压便以“现行反革命”定谳，临刑时还做贼心虚，把人家的喉咙割断后游街示众，有悖天理惨无人道。当时有个荒谬绝伦的逻辑，凡是坐过国民党监牢的，就都一定是叛徒；凡是在苏联留过学就一定是苏修特务；凡是与美国有关的单位工作过的就可定为美常特特务……拿人权当儿戏。“无法无天”：致使宪法也成了无所作为的纸上空文。

　　在全国范围实行“一言而为天下法”，恐怕是以“反右”争为滥觞，与“文革”互为空前绝后。可不？以数十万计的“右派分子”除屈指可数的极少数外几近全部得以改正，该作如何解释？他们全是以言获罪，在帮助党政风当中不幸陷入了“引蛇出洞，聚而歼之”漩涡中，而且只能老老实实低头认罪，稍有申辩则以“抗拒从严”（？）论处，罪加一等。连起码的执法程度都被视为草芥，遑论依法治国？说实在的，“坦白从宽”，于法于理都说不通的，这只能养成当事人心理上的逆来顺受，还会助长刑讯逼供。最绝的一招，还在“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于是，罪与非罪认定大可随心所欲。反之，人民内部矛盾也轻而易举地转化成敌我矛盾。甚至在“专制主义”肆虐之下，罚不当罪只是小菜一碟！比如许多所谓极右分子被处以劳动教养，违法升格者大有人在。作家从维熙在《冬天的轶事——背纤行》中就有过生动的描述，说自己送“劳教”后“铁丝网、岗椅、刺民，从押送地土城一直到营门，紧随我们形影不荡。因而，在这里服务役的我们，都知道这个词儿名实不副。犯人进监时要蹲下，我们在土城就学会蹲下；犯人都称代号，我的代号是273；……当然，‘劳教’和‘劳改’形式上还是有表面区分的，比如不强制你剃光头，每月零用钱比正牌劳改多上十几块钱，这些都是表层上的差异，而骨子里和劳改划一个等号”。更不可思议的是，新华社一位名记者戴煌划上了“右派”，于1964年第二次结婚未几，就因“坚持反动立场”被送去“劳教”二年，谁知与妻子一别，竟在监狱里待了14年半。含冤莫白，哭诉无门！从上面引述的半鳞只爪中，足见“无产阶级专政”实质上是“专制主义”的同义词，还能向谁讨公道？那时候，根本无“法”可言，长久以来律师们失业闲置，广大群众是法盲，只知道有政策而不知法律为何物；到了腥风飘雨的风暴来时，干脆连政策也不当一回事了。

　　所以那几十年的“无法无天”需要拨乱反正，否则无以国泰民安。完善“法制”（nule by law）是依法治国的基本要求，使人民民主得到保障。但是我们的目标要建成一个“法治”（mule of law）国。当前正着手建设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固然是迈开了可喜的一步，意味着曙光在前头；然而，毕竟还有差距。根据小平同志提出政治体制的总目标是：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总其成一句话，那是国家全方位的民主化——这是实现“法治”的前提。如此说来，在一个民主法治的国家里，在司法独立的国家里，根本用不着什么“严格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节外生枝。因为在一个正常的法治国中谈不上有什么罪过的人，只要被划为敌我矛盾，立刻就成了罪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成为最高准则。古代法家立了一条深得人心的刑律，叫“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可是却回避了“皇帝犯法”该如何处治。这就不平等，还有网开的一面。因此“法治”的内涵，不仅要与民主化全面接轨，彻底地以民主本；还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并举，现体为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在这样的法治国家里，人的尊严不可侵犯；国家宪法明文规定，公民有自身自由，劳动权利和广泛的民主权利并采取切实措施，从经济上政治上保障人民享有这是权利（包括个人合法的隐私权）。这，就是人权，或者叫公民权。人权或者公民权；这个人权或者公民权在权衡一个法治国也是很重要的标志。

　　这是法的一面，随之而来又提到日程上的另一面，就是“德治”。法治与德治应该是一对孪生兄弟。“法治国家”里的公民如果不讲公德，势必成跛脚。那就是通常说的提高人民整体素质的大问题。一个现代化国家的公民意识也应是与时俱进的。同样，自由民主的国家也不是恣意违法乱纪，破坏社会秩序甚至随地“咳吐”不眨眼的人群所能建造起来的。因此建设社会的当务之急，要大力提倡现代化的公民意识，人人从我做起，养成自省自律克己的道德习惯；人人自觉遵纪守法，使中国十几亿人能在道德上卓然自立。这样真正的法治国才有指望。当然，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从宣传和教育入手，耐心谆谆善诱，有教无类。苟子有云：“习俗移志，安久移质”，可是任重道远啊！

　　附带议论一下，文章开头提到电视台的栏目“法治在线”，这提法是否准确，大可商榷。因其中内容，似是“法制”问题，特别是“法制聚焦”，更一目了然，不必提到“法治”的高度。

   (作者是复旦大学原新闻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教授)
　　
   林帆：论"法治"与"法制"的异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