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勇气”号火星车发回的照片已经让人类吃惊了一回。如今“机遇”号发回的第一批高清晰度照片，记录到一些“奇特”的火星地貌则连科学家也要“大吃一惊”（美国宇航局负责火星探测计划的首席科学家斯奎尔斯语）。只要想一想，那可是从遥遥1亿2000万公里外拍摄到，随后画面每分钟飞越1700万公里，经过层层关卡传回来——“巡天遥看一千河”竟然梦想成真。
　　这是全人类共同的骄傲。但既然还没有世界大同，则也难怪人们要将成功来一番对号落座。
　　论功行赏，此一回该又是美国。什么都是NASA（美国国家宇航局）的，“勇气”“机遇”都是它的，该人家风光的，这没有问题。不过，且慢，总有好事者，以为还可以将人家的风光再细分一下。
　　还在“勇气”号登陆火星后，就有北京的媒体即时报道，目前有300多华裔科学家在美国太空总署工作。负责火星探测通讯及雷达追踪的沈毓贤和火星计划飞行主任陈哲辉以及航空电子部门的刘登凯，都是参与美国火星计划的华裔科学家。从20世纪70年代参与“维京号”太空船计划到美国国庆日降落火星的“火星探路者”号，在喷气推进实验室服务近30年的吴贻廉博士，是美国研究负责火星太空实验最资深的科学家之一。结论是“华裔科学家功不可没”。
　　随即，上海媒体的信息更其具体而直接，推出负责“勇气”号探测器定位测图的上海籍科学家李荣兴――在28位获选参与火星登陆探索计划的科学家中，李荣兴是唯一来自中国大陆的。此外，45岁的年龄也让他成为最年轻的参与者之一。“通过处理，我们把探测器的定位精度提得更高，这样''勇气''就可以准确地抓起火星上的一块石头。”李荣兴这样说。
　　原来，美国人的军功章中，也有我们的一小份。这应当是可喜的。自然也是可信的。炎黄子孙，既聪明又勤奋，在美国的一流科研基地在在皆是。岂仅是打边锋，还有挂帅的，丁肇中、崔琦、朱棣文等诺贝尔奖得主早已盛名远扬。宣传他们的成就，既是实至名归，还事实的本来面目。同时，也大可振奋人心。谁还能小瞧我们呢？跟祖国的繁荣富强一样，海外华裔在科技和商业上的斩关夺隘，都是令我辈开颜，替咱们长脸的。
　　不过，何以某些成就，老是出在美国，总是避开中国？想一想就明白，拥有同样的优秀人才，并非就能出同样的成果的。我们长期以来研发资金不足，从而基础就不及人家之雄厚。加以在科研机制上，在经济体制上，我们又确实还存在较大的差距。这些弊端，限制着我们人尽其才。当我们关注华裔科学家在美国的巨大成就时，理宜一则以喜，一则以忧，这才是彻底的清醒。
　　所以说那是人家的“机遇”和“勇气”，不仅在于知识权和物权都是NASA的，而且在于它们是出自那里的基础。当杨振宁回答记者关于“你一生最重要的贡献是什么”的提问时，自豪地说过：“我一生最重要的贡献是帮助改变了中国人自己觉得不如人的心理作用。”这是完全说对了的。杨振宁于1957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时仍持中国护照。然而，如果杨振宁并未出国，进入普林斯顿，而是留在清华或者中科院，似乎难以取得1957年的诺奖吧。科研成果，需要的是水到渠成、瓜熟蒂落。当基础尚未丰厚时，亟待大力培植。
　　如今，在报道美国“机遇”号火星车成功着陆时，又提及这样的镜头-----“‘我们到火星了！’随着火星着陆系统总工程师、华裔科学家李炜钧的一声呼喊，位于帕萨迪纳的美国宇航局喷气推进实验室的地面控制中心内爆发出一片欢呼和掌声。”的确，又是一个华裔科学家，这是令人兴奋的。然而，请切记，毕竟“机遇”号是属于人家的。欲创造属于自己的机遇，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从克服浮躁心态，改变评价体系，到增大科研投入，整合科研资源--------凡此种种，都已经刻不容缓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