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有关信访问题，权威的《了望》周刊至少做过两次调研式报导。

　　一次的出刊日期忘了，但披露的“三个80%”至今仍印象深刻，即80%的上访反映的是基层问题，80%的上访是有道理或有一定道理的，80%的上访是由地方或部门没有认真妥善解决所造成的。在揭示上访上升原因时，引用了中纪委副书记张惠新的话：“背后往往存在着腐败问题，具有一定的规律性”。据此，笔者还曾在东方网发表评论，表达的意思是：从源头抓起，把问题解决在基层。

　　读今年3月22日《报刊文摘》，又一次得知《了望》今年第11期又有类似报道。报道称，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信访局提供的数据显示：从2003年1月1日到11月26日为止，共收到上访信件52852封，比上年同期增长了近20%。在同一时间段，来全国人大信访接待室上访总件数为17063件，比上年同期增长了近1/3。国家信访局周占顺局长指出，近期以来，群众集体访、重复访和群众赴京访上升幅度大、人数多，规模大、持续时间长、行为激烈，在一些地方和行业引起连锁反应，严重影响首都和局部地区的社会稳定。信访类别中，城市拆廷和农村征地引发的社会问题最为突出。这表明，转型期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多了。

　　信访量的居高不下，反映了我国转型时期的一种社会现实：许多矛盾交错集中，特别是目前城市拆迁、农村征地引发的许多社会问题，得不到法制层面上的规范、调节；对于许多群众的实际困难，司法机关在很大程度上无能为力，缺乏吸纳，司法救济渠道不畅，加上腐败还难以遏制，一些基层党政部门漠视群众的困难疾苦，群众只能求助于虽然人治色彩很浓，但不失为“底线救济”的信访之路。

　　摆在司法界面前的课题是明显的。如何完善司法救济制度，如何确立信访部门的权力构成或法律地位等，都有必要做些研究。据说法学家们正在热心探讨这些问题，我们期待他们能早日拿出方案。不熟悉司法如我辈者的愚拙之见，如能把信访问题纳入法理层面上加以思考，并能有所创新，也许不失为建设法制社会的重要内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