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调这个东西，从来就为人们所欣赏，汉代马融所作的《长笛赋》中，就提到了“高调”这个名称；元代的宋无，有一首诗中说：“郢雪聆高调，郇云喜近掖。”看来这里兼有音节之高和格调之高两种意义。近来有的同志在报纸上提倡唱高调，我当然赞成。就拿音节来说吧，凡是高昂的音乐，都能使人精神振奋，斗志昂扬。几十年前，当我们现在的国歌还是电影《风云儿女》中的插曲时，一听到这个雄壮的歌声，就觉得热血沸腾。我想，倘在战场，我们是会“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的。记得我第一次听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那支进行曲时，还在海外，那种心情振奋之状，事隔三十多年，犹在目前。足见高调之动人也深。

　　我之赞成高调，另一个理由是抗日战争时期，汪精卫、周佛海，还有那位“做了过河卒子，只有拼命向前”的胡适先生，他们曾经搞过一个“低调俱乐部”，把中国人民伟大的抗日救亡运动说成是“高调”，加以反对。他们“低调”的结果呢？有的做了汉奸，有的逃去国外。低调之很不光彩，不足为训，也由此可见。说实话，我倒是一个压根儿厌恶“低调”的人，所以也不能不是一个高调的拥护者。

　　不过，辩证一点来说，凡是音乐和说话，恐不能以调门的高低来分别其好坏，主要是看他是不是与时代的步伐合拍，是不是符合实际，是不是健康。而且凡是音乐和说话，也总是有高有低，时高时低的。唐代大诗人白居易认为“如听仙乐耳暂明”的琵琶声，也是“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高高低低，各极其致。倘若一个劲儿放大嗓门，高唱入云，听久了，也会使人索然无味。稍微动动脑筋的人会看得出来，这样的高调，象程咬金一样，除了开头的三斧头之外，岂有他哉！相反，有时虽然调门低一点，但讲的是实话，寄的是愿望，切切私语，说来却娓娓动听，尽管有时也触到一些痛处，其实却是恨铁不成钢，有什么不好呢？“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对党有感情，对民族、对国家有责任感，唱什么歌，讲什么话，作什么文，我以为不在乎调门的高低，而一定要从实际出发，嘈嘈切切，均无不可。

　　所以，我是拥护唱高调的，但是我以为一不要只唱不做；二不要唱的是一套，做的又是一套；三不要强求高调一律，还是百家争鸣的好，黄钟大吕，也不妨丝竹并陈，一个人有时固然“雄赳赳、气昂昂”，但有时也会“哥哥妹妹”的，倘只抓住一点，岂不变成形而上学。至于那些“鹤鸣九皋，声闻于天”的高调，那是专门唱给上面听的，尽管响遏行云，却是高不可攀，同人民群众根本不搭界，在此又作别论。

　　（原载1980年第3期《上海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