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咸平事件"的另类思考 选稿:上官贤  来源:东方网   作者:陈宪   　 2004年9月15日 9:28 　　前一段人们说，关于这一轮经济增长和宏观调控的不同观点，形成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界最为激烈的一场争论。时隔不久，由郎咸平“炮轰”中国知名企业引发的这场争论，无论从其激烈程度，还是引起的关注，都大有过之而无不及。关于这场争论的报道、评论已难计其数，欲了解者当一览无余，亦能对此作出自己的判断。笔者现主要就这一事件所涉及到的讨论这类问题的方法，以及所需要的环境，发表一些看法。 　　     郎咸平作为一位学有所成的财务学专家，近年来十分关心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他从企业财务报表切入，以其专业的分析方法，发现那些知名公众（上市）公司存在的问题，其中有些问题有些已经被事后的事实所证实，如德隆的问题。有媒体称：“即使反对他的经济学家也承认：郎咸平的财务分析是一流的。”不仅如此，他在数据分析基础上发表的许多观点，不仅是正确的，而且不无见地。诸如，“要作为一个法律的问题来解决双方包括国有企业跟购买者之间的自我定价”；又如，“民营经济必须在法制框架下得到约束，如果没有约束的话，后果会不堪设想”。这些强调法律、法制的告诫，对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切中要害。这不仅是因为中国社会比较缺乏法制传统，而且这个问题不得到充分注意，国资流失不可避免，社会公正无法保证，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群体也不可能形成。 　　     现在许多经济学家从动机、甚至从人格上直接或间接批评郎咸平，说他是“作秀”、“炒作”、“哗众取宠”；“为的是什么？就是最大化他的知名度，而不是为社会作贡献”；甚至还直言：“郎咸平，你不厚道”。尽管从郎咸平自己的话语中，如“我是一个喜欢生活在闪光灯下的学者”；又如“我要当财经界的谢霆锋”，可以得到支持上述批评的部分依据，但是，这无论如何都使问题复杂化了。这是因为，当我们在就学术问题（包括用学术方法研究的现实问题）进行讨论时，我们必须假定进入者的动机是一致的，（就像假定进入经济生活的主体都是理性的“经济人”一样）否则，讨论是无法进行下去的。笔者以为，讨论学术问题，你关心他的方法、观点和结论就好了，互相攻击“作秀”、“炒作”和“哗众取宠”实无必要；最大化知名度和为社会作贡献，本来可以是不矛盾的，亚当·斯密早就告诉了我们这个道理；公共学者如果对一部分人，如对“企业家”厚道了，那么他们就可能对老百姓、对社会不厚道。看来，讨论学术问题的方法需要规范、环境需要净化。 　　     至于郎咸平将他对这些公众公司的分析直接诉诸于媒体，就更是无可厚非。公众公司的财务报表和其他有关事项不都是发表于各种媒体的吗？向媒体发布对这些材料的分析，引起公众（包括学界人士，不要将二者分割开来）的反应，就一定是炒作吗？在当今信息社会，媒体、公众、学界、政界和企业界都存在于信息化的平台上，如同政务公开一样，学者分析研究的成果，尤其是对现实问题的研究分析，透过媒体与公众见面，是极其正常的事情。在信息社会，试图使学者们关于经济问题的争论“不过早进入大众的视野”，几无可能，也无必要。需要注意的是，学者们不要为了迎合某种过度情绪化的东西，在他的演讲或文章中发表“媚俗”的观点，或不负责任地列举一些并不具有代表性的社会阴暗面。（这种情形现在比较普遍）如此这般的后果，往往是混淆视听，引起误导。郎咸平和其他学者如果有这种情形，都应当加以改正。 　　     在我看来，郎咸平方法上的问题有二：其一，正如没有定量分析的定性分析，结论往往失之空泛一样，定量分析的结论同样也不能简单地推出定性的一般观点。郎咸平从一些还无法最后定性的个案中，就对国退民进、国资流失、MBO和民营经济等发表结论性、甚至颠覆性的观点，是不够慎重的。其二，也许是性格和心理因素的影响，如“好斗”、“绝对的孤独”、极为自负等，使郎咸平的部分观点过于理想化，比较走极端，抑或有较大的跳跃。公共学者具有理想化的批评精神，有时通过一些比较极端的个案说明问题，都是很正常的。但是，过于理想化就容易脱离现实；从极端的例子就得出极端的结论，都是不足取的方法。郎咸平和其他公共学者一样，都应当尽可能避免犯此类错误。言论自由，一要讲法制，在法制以及对法制承诺的框架中自由；二要讲方法，学术规范、研究方法和表达方式，都是学无止境的。对于想成为“大思想家”的郎咸平，这些就更加重要了。      （作者为上海大学教授，上海社科院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