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尔翻阅史书，正巧翻到《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一章，浏览一番，引起思绪良多，感慨不已。
一、
     
    且让我们看看历史——
     
   “百家争鸣”是公元之前由我们祖先提出的一个响亮无比的口号，其意义体现在思想理论的多元化，标榜着高度学术的自由平等。一言蔽之，就是形成一种风气，让人畅所欲言地争辩问题。于是出现诸子蜂起，议论纷纷的局面和气氛。这个盛况空前，自然给予社会政治以强有力的影响，对我们的文化学术发展产生极大推动作用。可以说，如果没有应运而生的“百家争鸣”，华夏文化要减色不少，中华民族的文明史不知要推晚多少年！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一批帛书，成书年代不晚于战国后期。这充分说明了当时的诸子百家已为我国古代史谱写下灿烂的篇章。
    
    还有赖于天时地利人和。那时提倡“礼贤下士”，以“养士”为天下用。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尊重知识分子，使有用之才脱颖而出。据史称，光是当时闻名于世的“四公子”（即孟尝君、平原君、春申君、信陵君），各自有士达三千，传为千古佳话。更值得借鉴的是，人人都有自己的见解，个个都可以披肝沥胆，不知“棍子”“帽子”为何物？比如你主张合纵，我倡导连横，就看谁能耐了。儒家的影响很大，墨子偏不买账，为批判儒家的天命论，提出“非命”，说“命”是统治者捏造出蒙蔽愚弄人民的；又从“兼爱”出发，倡“非功”。他为针对统治阶级穷奢极欲而发，主张“节用”“节葬”（儒家提倡厚葬、久葬）和“非乐”，属于唱反调之类。可人家就不会诬之为“异端”。正因为没有门户之见，真理越辩越明。连公孙龙的“离竖白”、“白马非马”论，虽属“诡辩”，却大大发展了名家的逻辑学说。固此，合则取，不合则弃，便形成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气度。一部自成系统的杂家代表作——《吕氏春秋》、《汉书·艺文字》说它“兼儒墨，合名法”。就是指多家学说兼而容之而言。
    
    更值得学习的是当时专设了一个“稷下自由论坛”那是战国时多学派荟萃中心。稷下，齐地，齐宣曾在这里扩置学宫，招揽各方文学之士“数百千人”任其讲学砥砺，让他们在学宫内“不治而议论”，即不负治国的责任而专门恣意经纶并“非议”政事。他们享有很高的政治地位和荣誉，还有行动和身份上的充分自由。许多人得以专心致志著书立说，聚徒授学。生机勃勃的学宫竟也存在了150年，到秦始皇灭齐而结束，再经过汉武帝罢拙百家而独尊儒术；嗣后直至新中国成立，再没有出现过真正百家争鸣的局面。

    二、温故是为了知新，且看历史无情——人们还记得瞬息闪过的“似曾相识燕归来。”那是国泰民安的1956年，党中央提出双百方针。何谓“双百”，即“百家争鸣”还添锦上花的“百花齐放”，无异于打造一个万木竞秀的好春光。开始就明确宣称；“鸣放”的目的为发所学术民主和艺术民主；在坚持六项政治标准的前提下，人民内部采取放的方针，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讨论，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这两方面的是非问题，应该通过自由讨论和实践去解决……人们响应党的号召，一时间，“杂花生树，群莺乱飞”，一片欣欣荣。   

    然而，善良的知识分子谁也想不到，仅实施不到一年，一场春梦骤然间变成噩梦一场，好事向坏事转化。回想那一年广大知识分子意气风发，扬眉吐气，也出了不少成果。可是还未来得及鸣放多少，忽听说“名为百家，实质只有两家，”一家姓“社”，一家“资”；也就是真理与谬谈两家；百花则必须是“鲜花”。连身为北京副市长吴晗也因大作《海瑞罢官》而遭灭顶之灾。于斯左风为烈，“一边倒”的影响仍冠冕堂皇。原来“鸣放”只是手段，“引蛇出洞、聚而歼之”才是目的。于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一切乱套了。一位在高校师从米丘林的青年教师竟为了道之不同站出来与摩尔根权威的乃父教授划清界限。甚至时任北大校长的马寅初提出优生节育，不为当局所容受到严厉的批判，以致“错批一人，误增三亿（人口）”。他的正确理论被定为反动的“新马尔萨斯人口论”，校长也被革职了。
 
    问题是下面抬轿子的不少，来头也大。毛泽东正好此时南巡抵上海，他的好学生在主持一次会议上公然说：同知识分子问题、科学艺术问题有密切联系的，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是为“整风”补充的两项）两个方针问题。……有些同志觉得这个方针太危险，百花齐放，放出鬼来怎么办？有人说：“民主党派有什么资格和我们长期共存？还是短期共存吧！”“我监督你，我还用你监督呀？你民主党派哪年打过天下？”所有这些意见都是反对我，主张收。官方舆论，有代表性的大致可见一斑。既然“收”占上风，接下来的扫荡便风暴般开展，结果以“章罗联盟”为首以及超过50万的右派纷纷落马。从此舆论一律，万马齐喑，“鸣放”以悲剧收场。有人留下这样的心声：“我思想，所以我存在；我开腔，我一定灭亡。”犹有余悸啊！后遗症更难估算，接踵而来的文化大革命不仅衣钵真传，而且具有史无前例的突破，使中国学术饱受摧残几乎绝脉。不有什么可鸣可放的呢？不说别的，整整十年，十亿中国人民不分男女老少只能看到八个样板戏……惨痛的教训延续到上世纪未还在影响着人们的心理！

    三、“百家争鸣”是古代的一朵奇葩。当时“招贤纳士”，为的是“强国安邦，”但带给人民的是学术上的果硕增华。只是这个放誉为“传家宝”的文化传统没有得到传承后续，这固然是历史的轨迹决定的，无须怨天尤人；可幸在“争鸣”的基因却潜藏在炎黄子孙的血液里，一鸣即可百应。争鸣是为了真理，也体现出充分的民主和学术自由。记得1936年，以上海为中心的革命文学阵营，开展过“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的争论；在当时文艺界发生过重大的影响，是我们现代文学史需安研究的重要课题。再有就是昙花一现的1956年。当然，我有此记起，不因别的，而是为了“呼唤”。今时不同往日了，改革开放使国家经济腾飞，在意识形态上也要求同步跟上。我们的学术需要繁荣，我们的文艺需要推陈出新，历史证明了“双百方针”是有效的催生剂。为什么不呢？于今政通人和，薄海同欢，“鸣放”开路，此其时也。但愿我这“呼唤”获得有有关方面的共识，并能引起领导上的注意，带领我们再现“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辉煌罢。

  （作者是复旦大学新闻系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