捉"字虱"趣 选稿:王永娟  来源:东方网 12月11日   作者:林帆   　 2004年12月11日 9:54 　　我喜欢捉“字虱”。这是家乡话，说文点叫“咬文嚼字”也行。 　　比如广州简称的“穗”和意为肮脏的“秽”，按六书形声字的规则，显然是错了位的。《说文》也说“从禾惠声”，为什么后来又变化“岁”声了呢？恰巧是“从禾岁音”的“秽”，却名正言顺地读成“惠”音。捉摸不定，突然想到与“穗”完全同义的“穟”。宋初的徐铉还有诗云“秋暮天高稻穟成”，描述稻穗成粒。“穟”正从禾穟音，也许由此附会，把“穗”唸成“穟”罢。那么，“秽”又如何解释？还是不通。 　　孤例不足为然，再举一对错位的字：“矮”和“射”。因为委（《孟子》有云“委而去之”）矢才是“射”；寸身堪称“矮”（《辞源》射字的部首为“寸”）。那是按《六书会意》的造字原则，比如“人言为信”、“双木成林”之为例定格的。难道都要倒回来吗？实际上恐怕不是捉“字虱”那末简单了。只能说似通非通，不通也通；一句话总其成：约定俗成而已矣！ 　　中国的方块字奇妙就在这里，说白了不过一种形象符号而已，何必认真！不过就其历史脉络而言，汉字的定格是绝对有依据的。所谓“六书”成型，又落实其形音义于一个方块字中，使人能见符可识音认字。可是，曾经沧海，岁月悠悠使许多汉字发生了形音义的脱节，因而使汉字原本造字的原则在一定程度上失去其合理性，变成表“音”不准，表“义”不清了。特别当今实行简体字，更难用由此及彼的推理方法去认识某些个字。就说一个“仆”字吧，“从人卜音”，比原来的“僕”字无论从书写到读音都合理而简便多多。可是遇到报上评介影星濮存昕，“濮”字依然，没有简化成“三点水加仆”。为什么？不清楚。大概是姓氏不便随便改吧。然而不，龚自珍的“龚”不是改了吗？翻阅一下《辞海》；同繁体的“僕”，而最后一个释义是“姓，汉代有仆明。”这不明明是把姓氏的“僕”简化为“仆”了吗？为什么濮存昕却特立独行呢？只好说是约定俗成了。像这样的表错情搭错线的个例不胜其数。且摘引一位文字学家的援例，很有意趣：“燈”和“鄧”原先在以“登”（deng）为声旁的同音系列中与“登凳噔…蹬”众兄弟姐妹共居一门，既有“共性”（同一声旁），又有“个性”（不同的形旁别），突然间这两位都被逐出门外，“燈”简化为“灯”。强要它并入“丁（Ｄing）”系列中去，却因拉郎配字音有别难进“丁”门。“鄧”简化为“邓”更无立椎之地（倒是广东人善于变通，早在解放前便为图方便把“邓”简化为“丁P”，似有“灯”可随伴）。“權”和“勸”也遭到同样命运。本来在以“雚（guan）”为声旁的同音系列中与“颧”一起安居，而今把它们俩简化成“权”和“劝”，和“邓”强扭在一起，却又组不成“又（you）”系列，倒让“颧”成了孤家寡人。足见此类字的字形变动显得随心所欲，毫无系统性可言。举这些只属捉字虱的例子，为的说明文字在改革后尚且如此，定型在先的“穗”、“秽”和“矮”、“射”的所谓错位就无须大惊小怪了。反正一切为了“安定团结”，还是以不变应万变为好，倒过来多此一举，我也不过闲聊而已。否则，把水搅混才不值得！ 　　其实，方块字基本上属于表意字。尽管形音字占八成以上，《六书》谓之“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乍听这还不失名正言顺，凑合成趣。因为“江”字从水工声，“河”字从水可声，似乎形声俱备，合情合理。然则进一步诘询，“工”、“可”之音从何而来？便无可奉告。因为所谓“形声”本来就无发音依据，最根本的问题给问哑了。好在我们的言语文字学家发现了“约定俗成”。似通非通？约定俗成便通。何必和自己过不去，一定要去钻空子呢、捉“字虱”呢？ 　　当然，汉字毕竟“以貌取人”，不如人意是犯众忌的。最近掀起的一场名家评弹“汉语保卫战”，台湾有学者提出了中肯的意见，我看可以参考。比如“爱”字失掉“心”，“厂”字变空了…诸如此类，完全出于爱护祖国文字出发，不能马上改也有可取之处。至于有的字面目堪憎，则是需要认真对待的。在最后一批简化汉字出笼之前曾公开征求意见。其中把“展”字简化为“尸字下加一横”，群众就难以接受：把一具尸体放在一块床板上曰“展”，像殡仪馆里哀伤的一瞥，成何体统？结果给否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