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应写一篇谈上海如何准备举办世博会的文章，脑海中却突然涌出几段遥远的记忆来。

　　大概是在三十年前吧，有一天早晨走过南京路附近的九江路，见到令我难以忘怀的一幕：一个中年妇女，头发蓬乱、睡眼睲忪，穿着破旧轻薄的睡衣，手持一把破芭蕉扇，俯身在马路边扇一只煤球炉子。煤球炉里冒出的青烟熏得她流泪不止。这时，有一个年轻的西方旅游者经过这里，举起照相机将这扇炉子的妇人摄入镜头。那妇人因此而受惊，她一声大喊，满脸惊恐的表情。于是很多路人和邻人闻声而来，将那外国人团团围在中间，一片慷慨怒斥之声。在场的中国人看法一致，南京路上的繁华和莺歌燕舞为什么不去拍，偏要拍这样落后的景象？只有敌视中国的人才会选择这样的镜头。对那个外国人的指责，几乎快变成了一场批斗会。那外国摄影者四顾茫然、惊惶失措的表情，深留在我的记忆中。他不得不当众取出胶卷曝光，才狼狈地突出包围离开。

  　另一段记忆更久远一点，大概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有一次在外滩，看到两个背着照相机的外国人拦住一个刚下班的工人。那是一个四五十岁的个子矮小的男人，面有菜色，身上穿着破工作服，手里提一只旧饭盒，可以说是形同乞丐。两个外国人要求和他合影，他微笑着同意了，就在和平饭店门口，一个高大的外国人搭着他的肩膀拍了一张照片。记得那个工人脸上含着淡淡的微笑，不卑不亢。当时我还是个少年，看到那情景，非常气愤，我觉得那个同意和外国人合影的工人简直就是卖国贼，他怎么能够将自己如此寒酸的形象落在外国人的镜头里，这不是出我们伟大祖国的丑吗？

　　三十年前在九江路那一幕，我不仅是目击者，也是义愤填膺的人群中的一员。现在回想起来，对这个外国摄影者的举动其实根本不必如此紧张，他对上海人的日常生活感兴趣，很正常，他镜头中出现的，也是上海人真实的生活情状。如果说有一点不妥，只是他在摄影前没有征得被摄对象的同意。以现在的眼光看，当时旁观者的冲动有失气度和风度，一个外来游客，对这个城市的所有景象都感兴趣，都想留一点记录，而当地人却只准他们记录其好，不能留意其落后，这样的心态，封闭而狭隘。当年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在中国拍了一部很真实的记录片，却遭到了严厉的批判，连影片中出现的阴晦的天气，也被认为隐藏着险恶用心。安东尼奥尼其实对中国很友好，以他的艺术观点，既然是记录片，就应该展现真实，真实才能动人，真实才有力量。我想，当年远在万里之外听着中国人批判之声的安东尼奥尼，一定郁闷而困惑。而四十年前我在外滩看到的那一幕，现在回想起来，就更不值得大惊小怪了，那位和外国人合影的工人，并没有做错什么，虽然衣着寒碜，但他温和的表情中却不失尊严。他没有觉得将自己的真实形象向外人展示是一种耻辱，这有什么可以指责呢。

　　谈上海办世博会，却想起了似乎不相关的往事。现在的中国和上海，和三四十年相比，当然早已不能同日而语，外国人到上海，常常情不自禁发出赞美和惊叹。繁华和进步日益增长，愚昧和落后渐渐远去。这几年，我接待过不少来访的外国作家，无论是来自发达国家还是不发达国家，都对上海这些年的发展和变化赞不绝口。好几位走遍了大半个世界的外国作家对我说，看了今天的上海，谁会相信你们是发展中国家？听这样的赞叹，当然高兴，但我还是保持着冷静，我知道中国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窥一斑而知全豹”这样的成语，对中国不一定合适。以为现代化的上海就是中国的全部，那是偏颇，以为陆家嘴那些最新的高楼大厦就是上海，也是偏颇。这道理，和当年我们以为外国人记录了一点我们的缺点，就以为这些缺点将会扩大成整个中国的形象一样，都是有失偏颇的。

  　上海举办世博会，对中国对上海，都是一次伟大的机会，这机会，是发展和进步的机会，是上海和中国向世界展示新形象的机会，也是中国进一步向世界开放，了解世界潮流的机会。现在离上海的世博会还有六年时间，这段时间里，相信上海还会有大变化，当然是变得更大气，更现代化，这是可以期待的。不过，我以为更需要期待的，是人的变化。要提高人的道德文化素养，改掉落后的习俗，改变不文明的习惯，对上海人来说，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世博会期间，外国人不仅要看中国向他们展示的成就，也要看中国人真实的生活和精神状态，要看可能会被很多人忽略的小节。现在，在马路上生炉子的情景可能很少有了，但是穿着睡衣在街上闲逛、乱穿马路、随地吐痰、在公共场所大声喧哗，依然时常可见。这当然也是生活，但却不是文明的生活，和日益进步的新上海不协调。七八年后，如果旧习不改，外国人拍摄这样的镜头还是难免。

  　不错，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城市，应该大气，应该有宽广的胸怀和气度，但我们决不能忽略了生活中的小节。有时候，几颗小的疵点会使名贵的艺术品失色。城市的发展和人的素质的提高，应该同步进行。怎样才能做到这样？值得大家一起来想，一起来做。要做好这件事情，每个人都有责任。但愿在八年后，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将自由的镜头对准上海的每一个角落，拍摄到的都是文明和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