苍伟盛世的历史定格 选稿:上官贤  来源:东方网   作者:陈燮君   　 2005年1月22日 9:57 　　     “周秦汉唐大巡礼，西物东观成晟事。浦江数度示瑰宝，甲申一展夺新丽。琴文剑胆旧营起，诗意军魂三秦地。周秦雄风汉唐歌，盛世文物千年稀。”正在上海博物馆举办的“周秦汉唐文明大展”，在本质上是陕西文物精品展，由陕西省文物局和上海博物馆主办，13个文博单位鼎力合作，展示文物219件(组)，跨越两千余年的周秦汉唐历史，在昨天的地平线上曾经积淀不屈的“琴文”，亮出韧性的“剑胆”，摆开威严的方阵，挥洒历史的深沉，在今天的展览厅中邀集了跨时越空的古时文明，其中有神态从容的仪仗出行，流光溢彩的鎏金铜龙，贴金彩绘的文武官俑，威武勇猛的汉代辟邪，颇感震撼的围屏石榻，举世瞩目的多重宝函，等等。 　　 　　实现“三级跳”的文化夙愿 　　     作为中国古代艺术博物馆，上海博物馆无疑以传承中华文明、弘扬中华精神为已任。上海博物馆积极引进西方艺术经典，走近人类古代文明，同时，努力展示我国边远省份和文物大省的文物精品，弘扬中华优秀文化，大展不断，高潮迭起。2002年举办的“晋唐宋元书画国宝展”和2003年举办的“《淳化阁帖》最善本特展”在策划视角、展陈形式、推进序列、开幕气氛、宣传波次、社会互动、辐射时空和文化积淀上确立了新的理念，拓展了新的展示空间。“国宝展”和“阁帖展”以后，人们企盼着在高水准文物精品展意义上的“三级跳”，对顺利探索的文物精品展览进行第三次文化定格，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把博物馆的展览事业引向深层。 　　     两年来，我们数度入陕商展事，整体筹划，用心演绎，有序滚动，有情操作。在总体筹划上，两地同仁立足于奇伟嵯峨的黄土高原，探索周秦汉唐的盛世变迁，研究见证历史的国之瑰宝，踩踏遐迩闻名的文化现场，梳理各放异彩的文物类型，建构喜闻乐见的展览框架，揭示穿越千古的泱泱风采，述说凝聚史诗的无形遗产。文物摄影团队十人，驭车千里，灯具三十，像素二千二百万，历时六十天，拍摄五六千；从摄影质量入手，高像素拍摄，高技术支撑，高保真度存储，高清晰度展示；从摄影精神抓起，凸显艺精气神，探索“影像生存”，以摄影师的艺术精神赢得摄制图像的“作品精神”，以日以继夜的辛勤工作求得高强度摄影工作的高效推进，以万无一失的文物安全意识保证摄影任务的顺利完成，以综合性的敬业态度拓展了文博摄影的新的发展空间。在陈列设计上，上博陈列设计部注重内容与形式的统一、结构与节奏的统一、景物与意韵的统一、整体与局部的统一、视觉与听觉的统一、丰富与简约的统一、共性与个性的统一、传统与创新的统一。在理论研究上，陕沪携手，展研结合，在两地文博研究人员的案头，重新垒起了《中国通史》、《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中国古代史》、《中国大历史》、《中国史纲》、《宏观中国史》、《中国地域文化》、《中国美术通史》、《三秦瑰宝——陕西新发现文物精华》、《秦文化：从封国到帝国的考古学观察》、《中国壁画》、《中国壁画艺术》、《陕西历史博物馆》、《奇迹：秦始皇陵·兵马俑》、《复活的军团——秦始皇陵兵马俑发现之谜》、《秦兵马俑》、《法门寺》、《法门寺文化史》、《法门寺文化与法门学》、《花舞大唐春——何家村遗宝精粹》、《陕西名人墓》、《西安北周安伽墓》、《咸阳文物精华》……把研究触角直指中国古时最为繁荣昌盛的几大朝代——周秦汉唐，宏观以观之，中观以研之，微观以探之，盛赞陕西文物之美、文明之盛、文化之厚、文功之实、文人之多、文论之精，求索周秦汉唐历朝建都之谜、文化之渊、文物之语、文史之链，深探新出土的西周青铜器、秦始皇陵兵马俑及新发现文物、汉唐墓葬壁画、汉唐雕塑艺术、唐代金银器工艺、法门寺佛教艺术与文化。 　　     “三级跳”的文化夙愿集中体现了传承中华文明、弘扬中华精神的文博意志。如果说，“晋唐宋元书画国宝展”促进了中国书画史的探索，激发了新世纪炎黄子孙对中国书画重新投以饱满的文化热情，“《淳化阁帖》最善本特展”引发观众研究帖学、走近“二王”、学习书法，那么，“周秦汉唐文明大展”必然激励人们回顾周秦汉唐煌煌文明史，掀起学习研究中国历史的热潮。“三级跳”的文化夙愿的实现，为“扬我中华文化，壮我中华精神”提供了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新的文化积淀。 　　 　　支撑“文明大展”的周秦汉唐盛世的解读 　　     周秦汉唐，在恢弘的中国历史长河中具有苍伟盛世的历史定格，带有凝重跌宕的历史指向，积淀了理性张扬的历史文化，留下了千古释疑的文化现场，同时，撒落了凝聚文明的历史文物，引发了千百年来对凝聚在历史文物上的文明的解读。 　　     我们可以从容不迫地对支撑“文明大展”的周秦汉唐盛世进行解读。 　　     武王克商以后，西周王朝开创了一个以血缘和军事为纽带的封邦建国的体制，形成了一个松散却易于管理控制的邦联。经过数十年的经营，到成王和康王时期，王朝统治秩序基本形成，社会开始趋于稳定，中国历史上迎来了第一个盛世。以宗周丰、镐和岐邑周原为重点的泾渭地区是西周王朝的腹地，滋养、繁衍了西周文化。“礼乐文明”是西周文化的重要内涵。确切地说，礼乐并非到了西周才出现，当年舜伐三苗，训练兵士执干戚而舞，终使苗人归化，可谓礼之萌芽。周礼是把原有的“礼”与等级制度相结合，同时以礼教民，采用“乐”教，把“礼”作为乐的内容，把“教”作为乐的功用。礼乐制度建构制度，教化精神，使周代统治延续了数百年之久。现已发现的西周文字主要铸(少量刻)于青铜器上，谓西周金文，近年又发现一批西周时代的甲骨刻辞，此外，还有少量的陶文、玉石刻文、书写文字遗世。商代金文最长只有四五十字，西周金文的篇幅已大大增加，逾百字的金文作品屡见不鲜，宣王时期的《毛公鼎》为五百字的锽锽钜制。依据现知的金文等资料分析，至迟自西周中期，已开始对汉字的规范化整理。据不完全统计，西周金文单字为三千余个，虽说少于殷商甲骨文的单字数，但由于经过整理，造字更为合理，使用频率较高，现可读出的单字约两千个，多于已识的殷商甲骨文，足以说明汉字的功能得到进一步的肯定。西周文学从辉煌处起步。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诗经》荟萃了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五百余年间的诗作，《周颂》的产生时间最早，属西周初年；《大雅》的大部分作品也是西周初年的。《小雅》与《国风》中的大部分诗作为西周末、东周初。《诗经》对以后两千余年的我国文学的影响之大已成共识。西周青铜器铭辞亦是史料价值较高的文学作品，如西周中期青铜器《史墙盘》是建国以来发现的最重要的器物之一，铭文284个字，叙述了文王至共王的几位周王的业绩，同时记载了作者史墙一族的家族兴旺史，铭辞用语精当，表现力强，洗练概括，准确深刻。西周晚期青铜器出现了流行的波曲形带纹，进一步简化和变形的“窃曲纹”、变形的兽面纹，以及鳞带纹即所谓“重环纹”等纹饰。西周后期青铜器的一切特征，都在这时形成，这说明青铜器的变化和改革，已经进入了成熟阶段。大克鼎铭、颂鼎铭、师虎簋铭等是西周晚期铭文中最有代表性的书体。 　　     秦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王朝。秦王朝使中国古代的社会结构和政体从西周时期的“封邦建国”转变为对地方进行郡县管理的中央集权制的“帝国”。秦王朝废分封，建郡县，车同轨，书同文，统一法令，进行货币与度量衡制的改革，修筑驰道和直道，使秦王朝和秦文化日见昌盛。秦文化是在西周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又掺入了戎人文化的因素，为秦王朝的巩固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在李斯之前，秦人实际已对“古文字系统”的文字进行整理与规范化工作，已循序渐进地对大篆——籀文不断地进行合理的改造，最终达到“古文字系统”的最高阶段——小篆，把小篆称作秦篆是对秦人文字、书法贡献的褒扬。《诗经·国风》中保留《秦风》十篇，是迄今能见到最早的秦诗歌作品，表现爱国精神、爱情世界、上层社会、民众情绪，语言生动，节奏感强，富有音乐魅力。《尚书》中的《秦誓》则是秦散文水平的典型展示，通篇悔过之词，语言诚挚真实，手法对比揭示，思想内容深刻。秦都咸阳考古工作站于上一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在咸阳一、三号宫殿遗址发现了壁画残块，一号宫殿遗址壁画的图案装饰性强，风格雄健，庄严典雅，华丽纷繁。三号宫殿遗址廊墙上的壁画绘制了车马出行、人物仪仗、台榭楼阁、宴饮百戏，所绘人物马匹形态各异，晕染法和没骨法并用，细线勾勒或直接点染相兼，图案写实，秦风独特。1976年在秦始皇陵西北一处建筑遗址内，出土一件青铜钟，上有“乐府”二字，证实秦代已有乐府，设立乐府是秦代音乐、文化高度发展的产物。 　　     汉五年(公元前202年)二月，刘邦在定陶(山东今县)即皇帝位，建立了西汉皇朝。刘邦初都洛阳，不久即定都长安(今西安)。西汉在职官制度和郡县制上“汉承秦制”，又把除秦苛法、与民休息作为施政的指导方针，刘邦在汉初开国短短七年间，颁布了一系列稳定政权和恢复社会生产的重要政令。《新语》十二篇是对历代兴亡的历史经验的总结，推动了国家的治理。史称“文景之治”是说文帝和景帝继续执行轻徭薄赋、奖励生产、与民休息政策，使西汉社会经济继续攀升。西汉初年，“大侯不过万家，小者五六百户”；到了文景之世，“流民既归，户口亦息，列侯大者至三四万户，小者自倍，富厚如之”(《汉书·高惠高后孝文功臣表》序)，“吏安其官，民乐其业，蓄积岁增，户口增殖”(《汉书·刑法志》)。汉武帝刘彻在位五十余年(公元前140—前87年)，为西汉皇朝的鼎盛时期。诸候王国只封土而不治民，封建朝廷能有效控制全国，国家统一，举贤良，明教化，尚法尊儒，迁徙郡国豪富，推恩王侯子弟，惩治地方豪侠，实行盐铁官营、均输平准和统一铸币等重大措施，密切了民族关系，发展了统一局面。西汉继承了秦王朝创立的一套完备的从中央到地方的管理体制，完成了从汉初半军事化管理向文治的管理，确立了以地域为基础的郡县制的绝对地位。“丝绸之路”开始在这里起步。两汉的汉赋与乐府诗是西汉文学的亮丽的风景。骚体赋和散体大赋建构了汉赋的灿烂。贾谊、淮南小山是骚体赋的重要作家，著名的散体大赋的作家有司马相如、东方朔等，所谓“千金难买相如赋”。散体大赋擅长于铺陈写物、宫殿建筑和田猎巡游等壮观场景的描述。反映下层劳动人民生活的汉代民歌具有现实主义精神，亦是汉代文学的瑰宝。据《汉书·艺文志》记载，西汉时期乐府采集民歌共138篇。司马迁的《史记》是这一时期的伟大的史学著作，同时在中国文学史上又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班固的《汉书》也有很高的文学价值。汉代的装饰性壁画、帛画、漆画十分流行，铜器、陶器、木板上的绘画颇具艺术性。汉雕堪称一绝。陕西兴平县茂陵东面的汉骠骑将军霍去病墓石雕群是汉雕典范。这批石刻均用花岗岩雕成，有的气宇轩昂、博大沉雄，有的以简驭繁、沉静自若，体现了思想性与艺术性的统一。汉代的铅釉陶和早期青瓷有了较大的发展，铜镜制作异彩纷呈而方兴未艾。 　　     李渊建立了唐朝，削平群雄、统一全国用了将近八年时间。唐太宗贞观年间开始，直至武则天执政期间，唐朝走向繁荣，综合国力稳步提高，完成了从初唐到盛唐的过渡。“贞观之治”，唐太宗虚怀若谷，寻求治国安邦良方；充分运用互相配合和制衡的政治体制，保证正确决策、政令畅通；进一步明确“均田制”，保障了自耕农的利益；改革全国的行政机构，加强中央集权；善用军事，在外交方面，防御性策略与“和亲”并行；对四方诸国的臣服，改变了以往统治者“贵中华轻夷狄”的思想，平等相待，广获盛誉。史称“开元盛世”是指玄宗的开元、天宝年间，社会经济、文化以及综合国力与对外影响力乘势而上，达到了顶峰。这一时期，改革了均田制，采用了新的逃户政策，放宽对户口的控制。在军事制度上，完善边境地区节度使的设置；放弃府兵制，实行募兵制；大力发展屯田，复兴马政，加强骑兵建设和训练，国兴世盛。大唐盛世，商品贸易和文化交流活跃，当时的都城长安已有中外商贾“二百二十行”之多，各国使臣商旅云集，儒佛道三教并举，经济发达，政治开放，民族融合，文化繁荣。唐诗已成中华民族的瑰宝，千余年来传诵不歇。以清初辑成的《全唐诗》而言，所收唐诗48,900多首，作者2,200多人，可见诗情之盛。唐代的历史哲学引人瞩目，柳宗元、刘禹锡从哲学层面上探讨了天人关系。柳宗元认为自然界没有意志，社会的治乱是人事，天与人“其事各行不相预”，主张“不穷异以为神，不引天以为高，利于人，备于事”(《唐柳先生集》卷3，《时令论上》)。唐代教育有了很大发展，学校增加，科目增多，教育制度完善，还吸引了大量外国留学生。唐朝伊始，唐太宗即开始设立史馆，指定专人编修前代和本朝国史，并由宰相兼修。在官修史书制度之下，纪传体正史著作应运而生。唐代修成的纪传体正史有八部之多，占全部二十四史的三分之一。初唐山水画，承继六朝遗风。盛唐之世，浑雄正大。中唐画家多专一科，精益求精，为水墨山水画大成时期，澹远之风取代富丽之气，王维破墨山水应时而生。晚唐画家多为独善专项。唐代书法是中国书法发展史上的黄金时段。唐初四大家为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在行楷方面有了迟于欧、虞、褚而略早于颜、柳的盛唐李邕；在草书领域，孙过庭、贺知章、张旭、怀素、高闲等群星灿烂；有了一变初唐瘦劲书风，兴起大唐雄风的颜真卿；有了晚唐得力于欧颜，“体势劲媚，自成一家”的柳公权。大唐可谓历史盛世，空前晟况。 　　     陕西现代考古学研究起于上一世纪二三十年代。上世纪后半叶以来，唐代的重大考古接踵而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唐长安城进行全面勘察和试掘，陕西省文管委、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单位也发掘了不少唐代帝王陵墓的陪葬墓，在几处重要的寺院遗址发现了大批珍宝文物，一些唐代窖藏受到世人注目。在长安周边，许多重要遗址进入了考古工作者的视野，考古工作成果累累。唐代21位帝王除昭宗李晔葬于河南渑池、哀帝李柷葬于山东菏泽外，其余19位帝王的18座陵墓(高宗李治和女皇武则天合一陵)全在陕西。关中平原和北部黄土高原之间，王陵坐落，陪葬烘衬，泱泱风采，蔚为壮观。1970年西安南郊何家村的金银器窖藏的发现令世人赞叹。1992年春在彬县冯家沟发掘的冯晖墓是五代文物考古的重要成果，墓中五十六方砖雕再现了当时一支完整乐队的演出盛况，其乐融融，其势皇皇。近年来，陕西周秦汉唐的考古工作又有重要收获。周原考古续新篇，云塘建筑基址、礼村先周文化遗存和齐家玉石器作坊遗址出土大量玉石器的成品、半成品、毛料以及制玉工具，这为了解和研究我国古代尤其是周代玉石质装饰品的加工工艺及制作过程等提供了重要资料。周公庙发现高规格西周大墓，“周公”屡见于西周甲骨卜辞，这是陕西西周考古工作的重大突破。经陕西和北京大学的考古工作者勘探调查，在岐山县凤凰山麓的周公庙遗址发现西周时期等级极高、具有墓道的墓葬群，还发现长达1500余米的西周大型夯土城墙。同时，在大型墓地外围多处地点发现甲骨700多片，经初步辨识有甲骨文420余字，卜甲刻辞内容涉及战争、祭祀、纪事等，其中有“周公”字样的有4片，有几片记载周公活动的刻辞。此外，还发现6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在基址周围发现了大量的空心砖、条砖、板瓦等建筑构件，使“周砖周瓦”昭示于世。许多专家认为，这次发现，是西周考古上的一次令人振奋的发现，这对于夏商周断代工程会有新的补充，也许会对一些观点提出验证，对西周的年代学研究会带来深刻影响。大量甲骨的发现，很可能成为“西周的殷墟”，对研究中华文明史、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等具有重要价值。秦陵考古工作也有新的进展。在刚跨入新世纪门槛时，发现了秦始皇陵文官陪葬坑，佐证了秦始皇陵园的地下王国机构齐全，文武兼备。从陪葬坑内出土了木车、陶俑、铜钺、陶罐、盖弓帽、马骨及马具饰件等。在6号坑中发现的秦俑身上悬挂陶削及砥石等文具，尚属首次发现。秦陵考古队在秦始皇陵封土以北还勘探出8万平方米的陪葬坑1座，并在晏案、下焦等地发现一处较大范围的墓地。秦陵K0007陪葬坑发掘100平方米，除搞清了该陪葬坑的结构外，又发现了16件原大的彩绘陶俑和27件原大彩绘青铜水禽等珍贵文物，对认识秦始皇陵的外葬系统和全面认识K0007陪葬坑的性质意义重大。汉代考古工作也有新的进展。汉长安城长乐宫发掘出土大型宫殿建筑遗址，规模宏大，结构独特，装修考究，并首次发现汉代宫殿壁画。这与秦咸阳宫壁画出土一样，具有重要文物价值，在中国古代壁画史以及美术史上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阳陵帝陵东侧从葬坑第二阶段也已发掘，这一工作深化了对各从葬坑结构及其性质的认识，对于研究汉代的帝陵制度、宫廷机构设置以及经济、科技发展水平等意义深远。唐陵考古工作亦有新的发展空间。唐昭陵北门阙遗址考古的发掘面积达4100平方米，发现了较为完整的唐代建筑遗迹，并出土“昭陵六骏”石雕残块等，是唐陵考古的新的篇章。 　　 　　====“文明大展”文物的艺术赏析==== 　　     展示“周秦汉唐文明大展”的上海博物馆的三个专题展览厅被精心设计和布展，以传承和播扬中华文明的名义迎接国之瑰宝的集成亮相。一楼第一展厅综合布展，珍品荟萃。二楼第二展厅为法门寺珍宝陈列。四楼第三展厅为何家村窖藏展示厅。三个展厅，一色地砖，如临墓坑，似进地宫。四面砖墙，展区迂廻，时光倒流，空间错落。入口夺目，中设场景，组合切割，富有节奏。青铜器鼎，威严伫立；玉仙人奔马，晶莹剔透；秦兵马俑独辟空间，组成庞大的方阵，复活神秘的军团；神木大保当汉墓门柱耸立，门楣彩绘，回首汉时春秋，重聚盛世人文；安伽墓围屏石榻贴金飞红，门额门柱浮雕瞩目，一对石狮严于职守，俨然一派北周气象。逼真墓道，引出壁画，斑驳灿烂，古风习习。金银器盒，水晶宝珠，流光溢彩，大气磅礴。徜徉于文明大展，感悟着稀世珍品，零距离地直面于周秦汉唐，深为中国古代文明的博大精深所叹服，从千古吟唱而来的中国精神清晰可见，“不怒，而威严自生；不言，而其言自明；不战，而屈人之兵”，虚实相济，心大能容，“吐气化虹，诗唱大风”。 　　     2003年1月19日，宝鸡眉县杨家村窖藏西周吉金破土而出。这些2700多年前的西周青铜重器，共计27件，其中有鼎12件、鬲9件、壶2件、盂、盉、盘、匜各1件。专家认为，眉县杨家村窖藏在我国文物出土史上，其青铜器数量之多、形体之大、铭文之长、内容之重要、保存之完好，都是极为罕见的。这次大展中展出了1件单五父壶和10件四十三年鼎，让观众一睹青铜之乡的西周吉金之风采。单五父壶长颈，垂腹，椭圆体，两侧附龙首衔环耳。颈部饰以带纹及凸弦纹，腹部以突起的双身龙首为主，辅以数条身躯相交的龙纹。圈足上为变体龙纹。器盖饰环带纹，顶部内凹，内饰两条交龙。10件四十三年鼎，立耳，口尚平且外折，圜底，蹄足。口沿下饰变体龙纹，腹部饰波带纹，耳外侧饰凹弦纹。器身铸扉棱16个，足根部外侧饰饕餮纹。 　　     上一世纪70年代，陕西临潼县西杨村西南崖畔上，几个农民在沙石地上打一眼大口井，用铁镢、铁锨发现了极具文化震撼力的秦始皇陵地下军团，捧出举世闻名的20世纪重大考古成果。秦兵马俑坑共有陶俑、陶马近8000件，有战车、骑兵和步兵，出土了数万件实战兵器。一号坑坐西面东，为长方形，齐整地排列战车40余乘，陶俑、陶马约6，000件。俑坑的最前端是三列不穿铠甲的轻装步兵俑排成南北向的横队，每列横队有68个步兵俑，组成了军阵前锋。后面紧跟主体部队，为战车和步兵相间排列的38路纵队。军阵的南北两侧，有东西向横队，分别面向南方和北方，这是两侧翼卫。军阵的后端有一列面西的南北向横队，此为后卫。方阵四周部队手持弓弩等远射程兵器，主体部分的武士俑则身穿铠甲，手持戈、矛、戟、铍等兵器，以及少量弓弩，所谓“长兵在前，短兵在后”，“材士强弩，冀吾左右”，编列严密，弯弧挺刃，坚若磐石，势不可挡，体现军阵的对称性、规正性和统一性，兼具进攻、防卫、应变、凝聚、疏散之功能。二号坑为多兵种组成的曲尺阵。三号坑为建筑结构复杂的地下军事指挥部，呈凹字形，分为车马房和南北厢房。车马房中出土指挥车一乘，四马系驾，四俑相随。南北厢房出土陶俑64个，武士俑沿坑壁排列，作夹道欢迎状。坑内兵器多为仪仗用的礼兵器殳。秦俑坑中的短兵器有青铜剑、金钩等；长兵器有矛、戈、戟、钺、殳、铍等；远射程兵器有弓、弩。目前共发现20多件青铜剑，剑身修长，呈柳叶形，通长81~94.8厘米。剑身制作工艺规整，刃锋锐利，穿刺力强，含锡量高。秦兵马俑坑发现了数百处弩的遗迹，反映出弩机在秦军中的重大作用。这次大展中展示了秦始皇陵兵马俑坑出土的高级铠甲军吏俑、立射俑、跪射俑、御手俑、车马、彩绘跪射俑、文官俑、箕踞姿俑等，形象生动，品类众多，带来了秦军豪气，复活了地下军团。 　　     和西汉壁画重于对神崇拜、与众神对话相比，东汉壁画更重于崇拜祖先，不安于“鬼神和祖先之魄”，因此在东汉墓葬壁画中对方相氏和力士的描写多于神像。唐代壁画艺术是中国古代壁画艺术发展史上的繁荣期。唐代不少画家积极参与壁画创作，有力地推动了唐代墓葬壁画的艺术水准的提高。唐墓壁画题材得到了很大的拓展，有描绘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等“四神”的，有刻划猎骑、架鹰、架鹞、驯豹等狩猎的，有描写步行仪仗队、骑马仪仗队、车、马、骆驼等仪仗的，有注目于男侍、女侍、乐舞、庭院行乐、马毬、观鸟捕蝉、农耕、农牧、杂役等宫廷生活和家居生活的，有涉及礼宾、宗教和建筑的……唐墓壁画因时而变，因不同墓葬而异。唐高祖武德至唐中宗景龙年间的墓葬壁画多画墓主人生前的仪仗和狩猎场面，适当安排宫廷生活和家居生活。唐睿宗景云至唐玄宗天宝年间的墓葬壁画则着重表现墓主人生前的家居生活，而外出仪仗、狩猎场面则大为减少。至德到唐末时期的墓葬壁画更趋家居生活化，进一步弱化仪仗出行的题材。各种男女侍者出现于墓道、天井、过洞内，绘鹤屏风多画于墓室之内，伎乐一类题材在墓室内也经常采用。有关专家认为，陕西三原县唐李寿墓、昭陵长乐公主墓壁画人物形象，多属密体画风，陕西昭陵陪葬墓郑仁泰墓等壁画人物形象，具有粗犷的特点，留有北周遗风。章怀太子墓、懿德太子墓壁画，博采北齐、北周画风之所长，在融会贯通的基础上形成了唐代新画风。盛唐时期墓葬壁画以疏体派画风为基础，融合了密体派画风，从容不迫地从“曹衣出水”向“吴带当风”过渡，从而形成了从北齐、北周而来，盛唐而立的墓葬壁画的变化脉胳。这次展出的懿德太子墓《内侍图》、《执扇宫女图》，李寿墓《仪仗出行图》，西安西郊陕棉十厂唐墓《私家乐舞图》、节愍太子墓《仕女图》、《山石图》、昭陵陪葬墓李震墓《戏鸭图》和邳园夫人段简璧墓《内侍图》等实为唐墓壁画之精品。《执扇宫女图》为唐懿德太子墓内第三过洞中西壁上的一幅壁画，两个宫中仕女短襦长裙，裙色红艳，一身唐装，十分飘逸。容貌安祥，从容端庄，高髻阔眉，悠悠执扇，扇柄不长，仕女撑举。各执一扇，婷婷玉立。中绘一树，叶片呈绿。树下有一石，简朴而寻味。扇被包裹，束扎紧密，因扇从羽，意为惜羽。唐人唐装入图，唐风唐韵扑面。懿德太子墓《内侍图》之神情各异，一顾为盼，《仪仗出行图》之线条婉丽、缓步东行，《私家乐舞图》之其乐融融，其舞翩翩，《仕女图》之丽人华装，世风日盛，《山石图》之山水亲和，草石相依，《戏鸭图》之长裙仕女戏鸭、白鸭舞步相迎，段简璧墓《内侍图》之随意中见严谨，动态中显内涵，……汉唐墓葬壁画以其线条蓄势、构图从简、古朴清丽、形神兼备而屹立于中华文化和民族艺术之林。 　　     “文明大展”还展出汉代茂陵的鎏金铜马、鎏金银铜竹节熏炉，汉代渭陵礼制建筑遗址的玉仙人奔马、玉熊、玉鹰、玉俑头，神木大保当23号汉墓的门楣画像石、左右门柱画像石、左右门扉画像石，西安北周安伽墓的贴金浅浮雕石门额、墓门门楣和左右竖框、石狮、贴金浅浮雕围屏石榻，西安草场坡唐代鎏金铁芯铜龙，西安市东郊长乐坡的金银平脱四鸾衔绶纹铜镜，咸阳机场贺若氏墓的金头饰、西安唐李倕墓的螺钿平脱镜，西安东郊郭家滩的金树、金龙和金凤，临潼庆山寺遗址的释迦如来舍利宝帐等，同时，辟出专厅陈列83件(组)唐代何家村窖藏文物和79件(组)唐代皇家寺院法门寺文物，遗宝稀世，目不暇接。在“文明大展”文物的艺术欣赏中，其文博学意义显而易见。     (作者是上海博物馆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