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读到彭奇志同志刊于《上海戏剧》的一篇题为《当代戏剧现代性的障碍》的文章，觉得作者很有理论勇气。当然，那篇文章中对当代戏剧的评估，可能会有一些偏颇，但如果让我来做这个工作，也许偏颇会更多。早在几年以前，我就写文章对当代戏剧的现状发表过一些看法。我认为，当代戏剧主要存在着八个问题：1.创意的萎缩；2.理念的亢奋；3.剧情的简陋；4.思维的错位；5.技法的粗疏；6.形式的贫乏；7.探索的失误；8.批评的缺席。话虽然难听了一点，但出发点是好的，希望能引起大家重视。因此，对彭奇志的基本观点我是同意的。
　　   
    关于当代戏剧的现代性障碍，可能有两个问题值得讨论，第一个问题是关于对现代性的理解。这一点很重要，如果不能对现代性有一个准确的表述，就会带来一些认识上的误区。我们现在有一些电视剧和小剧场演出剧目，就有这个毛病；似乎只要题材时尚一点，剧名新潮一点，反映白领青年情感生活或者新新人类的生活状态就是现代性了，至于内容的贫乏、浅薄与简陋，故事的老套、无聊甚至庸俗，好象都无所谓，这显然是一个错误。那么，什么才算是现代性呢？我个人认为，对现代性的理解可以宽泛一些，现代性不仅仅是对某些传统的反叛、颠覆，更应该包括对传统的继承、扬弃、拓展、延伸。概括地说，只要能引起现代人情感共鸣，符合现代人健康的审美情趣的戏就可以看作是具有现代性的戏。当然，从文本的角度来看，剧作还要讲究独特的艺术构思、丰富的精神内涵，鲜明的人物形象，新颖的艺术样式，深切的人文关怀等等。张爱玲的《金锁记》写民国初年的故事，但在技法上、人物的刻画上、传递的心灵质量的强度上都具有很强的现代性。总之，对现代性的理解不能太狭隘。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对障碍的认识。我认为，当代戏剧的现代性障碍可能有两个，一个是创作上的障碍，另一个是理论上的障碍。造成障碍的原因有戏剧生态的问题，也有剧作家心态的问题。从戏剧生态方面说，我觉得主要的障碍是有三种非戏剧因素大面积侵入当代戏剧的肌体，造成戏剧本体生命力的疲软。一是政治因素的大面积侵入，简单说来，就是“题材决定论”又有了市场；二是权力因素的大面积侵入，不少地方把排新戏、得大奖当作当地政府的“一把手工程”，艺术行为变成了政府行为，政治行为；三是是非艺术因素的大面积侵入。由于教学的需要，我每年都要化一点时间认真研究、学习各地一些获奖剧目，我觉得有的戏根本达不到应有的标准，这就令人对我们的一些专家、评委的学术性、权威性产生了疑惑。
　　
    因为我是个实践者，对上述这三方面因素侵入戏剧肌体所造成的伤害都有一些体会。比如前年我有六个戏（严格地说是七个戏，因为其中的一个戏是外地一所艺术学校排演了我的话剧《相约星期六》，属于教学演出剧目，故而不统计在内）在各地演出，至少有3个戏碰到问题。举例说吧，当时为某戏剧大省写了一个以轻喜剧的样式来反映改善党群关系的大型戏曲，素材很好，我对这方面的生活也较熟悉，戏写得很顺利，自我感觉不错，主创人员也较满意，但是当地的宣传部长审过以后，认为以喜剧情节歌颂党的干部形象不妥当，要求我对戏作较大的改动，并有具体的情节要求，如要主人公妻子生大病，但他公而忘私，让群众偷偷送鸡蛋，让人感动落泪等等。我没法改这个戏，结果演出后就没有得到理想的奖项，原来说的几十万拨款也没有了，我觉得很对不起那个剧团。（今年7月上旬，当地的文化局长又来电，希望再为他们写一个戏，我婉言谢绝了）。还有一个戏，因题材、风格均较有特点，本来很受领导、专家和观众的好评，后来因为没有按照一位对最后的评奖起决定性作用的文化界领导所提的那些无法体现的意见去修改，结果也就可想而知。我相信，我这样的遭遇许多剧作家都会遇到过。
　　
    再说一点剧作家心态方面的障碍。其实前面三种因素对剧作家心态所起的负面效应已经够大了，要适应领导，要讨好专家，更要尊重观众，你说累不累？再加上我们的戏剧从业人员本身肩负的传统包袱过重，戏剧观念相对滞后，要出好作品的障碍就更多了。还有一条，我们现在的戏剧创作，特别是戏曲创作，基本上还是沿用古典主义的创作方法。古典主义祟尚理性，强调国家、民族的利益，人物都较亢奋，这一点没有错，特别是在当时的时代，有它的合理性。但是我们现在的大量作品却无视当代观众审美情趣的变化，都过分强调了古典主义绝对理性的部分，结果，古典主义的一些精华却被我们疏忽了，比如古典主义对技术的重视我们就没有学到。其实戏剧特别是戏曲是个技术性很强的活儿，我们的古典戏剧，比如元杂剧中的一些精品，即使拿到世界名剧的长廊里去也毫不逊色，这里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对技术的重视。
　　
    还有一个问题也很棘手，那就是我们的戏剧在体制内媚上，体制外媚俗，这方面的话题可能更多，这里就不展开了。
    (作者是著名剧作家、上海戏剧学院艺术创作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