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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立生:现代私塾:风物长宜放眼量!
选稿:笪珪如  来源:东方网  作者:于立生      2005年11月7日 9:35

  上月29日,苏州首个现代私塾菊斋私塾开课,私塾先生称道:“以私塾命名,并冠以‘现代’二字,其出发点仍在国学上。创办私塾主要目的是弘扬国学,培养儿童的古典文化底蕴和优雅情怀;教学内容以讲授蒙学、经学、韵文为主……”——消息见诸报道,争议之声一片,褒扬者有之,贬斥者却也不乏,甚而有人声称:这是“文化复辟”!我看这顶帽子,也未免扣的恁大了些。(据11月6日《中国教育报》报道)
  
  所谓国学,无非吾国固有之传统学术,旧的归类,不外经史子集;新的分法,则是文、史、哲、小(语言)……学。这在精神上,与学校教育,其实一致;而以内容论,鉴于当下学校教育唯分是举的功利性,其人文性,正可补学校教育之不足。
  
  今年,是上世纪20年代南北并峙的两个国学研究重镇之一——清华国学研究院成立80周年,也不妨在此,略谈一二。很有意思的是,当年曹云祥校长筹创国学研究院,主要问计对象之一,正是“打倒孔家店”的“五四健将”之一胡适先生。胡先生的建议,是“要用新观点新方法‘整理国故’,使人们重新认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云云。而何谓新观点新方法呢?正是科学观点!科学方法!此也为后来国学研究院办公室主任吴宓先生谈及国学院所以研究成果卓著时的言论印证——“而研究之道,尤注重正确精密之方法(即时人所谓科学方法)并取材于欧美学者研究东方语言及中国文化之成绩,此又本校研究院之异于国内之研究国学者也。”,其实想想,也很容易理解,即如并称四大导师的陈寅恪,赵元任先生,都留学欧美;而王国维先生,也踏足东洋;至于梁启超先生,更是踏足东洋外,又泛游欧洲,——试问哪一个,不是具有现代意识,世界眼光的呢?可以说,今之一般所谓国学,实是经过科学方法整理的,是与时俱进而贯以了科学精神的;而菊斋私塾的弘扬国学,又从何而能断言就是“文化复辟”或谓复古呢?
  
  而另一个国学研究的重镇,则是坐落于江南水乡的,古文大家唐文治先生主持,钱钟书先生父亲钱基博先生任教务主任的私立无锡国学专修馆。而这所学校培养的人才之中,有的后来又到了清华国学研究院,如蒋天枢、吴其昌,可以说,二者是实现了局部的合流。而在临邑的苏州,另一位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晚年,也曾创办过苏州国学讲习所,现今硕果仅存的国学泰斗、南京师大徐复老先生,即出其门下。这片江南水乡之上,可称是走出了为数不少的国学大家,譬如顾颉刚、钱穆、钱基博、钱钟书父子、钱仲联、郭绍虞,等等。而在时隔近百年之后,菊斋私塾的破土而出,似乎暗合了某种召唤,令人禁不住浮想翩跹。如果将清华国学研究院、无锡国学专修馆比于参天大树,我真愿菊斋私塾就是一株幼芽。所以,我觉得我们应予以的,该是精心的呵护才对。因之奉劝贬斥诸公,还宜风物长宜放眼量,——宽容其存在,而促进其成长。
  
  而另一方面,我觉得菊斋私塾,同样也要风物长宜放眼量!——那就是,秉承前贤对待国学所采的科学的态度,弃其糟粕,而取其精华,有所批判,有所发扬。那么,以教学内容论,鉴于蒙学记背之学的传统,而蒙学教材如《三字经》、《千字文》等又确实含有着封建等级观念等思想糟粕,正如苏州沧浪诗社社长魏嘉瓒先生所称,“比如教育绝对的孝顺、服从,就偏离了现代文明中提倡孩子个性发展、独立思考的一面。”,那么,如何通过讲解,而对学生加以正确的价值引导,就不能不是一个必须详加思考的问题,——而万不能再陷于旧时“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囫囵吞枣到烂熟即行的泥淖。
  
  而在教学形式上,对于先生一袭长袍在身的装束,我也不能苟同。即如开一代学术风气的学界宗匠、国学名家胡适先生,一袭长袍,固然满面儒雅;而西装革履起来,同样英俊潇洒。惟尚自然而已,无须刻意拘泥。吾国有个文化传统,即是“学以致用”,为国学重要内容的儒家学说,也素来讲究个“知行合一”,——而这“行”,又怎么能离了实际呢?
  
  归根结底,还是一句话,风物长宜放眼量!——如果说,菊斋私塾的出现,是立足于现实,以回首过去,而展望未来——小而言之,“培养儿童的古典文化底蕴和优雅情怀”也好,大而言之,塑造民族化的国民精神也罢,——那么,如何回首,而又如何展望,还宜细细费思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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