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李敖的神州文化之旅已经过了一段时间，而他在中国大陆著名三学府（北大、清华、复旦）的演讲却依然留香，时而引发人们一点议论，一点感慨。
用李敖自己的话说，他的三场演讲，在北大是“金刚怒目”，在清华是“菩萨低眉”，在复旦是“尼姑思凡”。三场演讲虽然各有特色，但在我看来，贯穿的基线却是一条：倡导思想自由、言论多元。
骂遍台湾政坛的李敖，到了大陆似乎把“骂”收起来了。但他秉性难移，依然处处刺刀见红，言语犀利，不留情面，痛快淋漓。尽管他在不同场合不断变换演说的技巧，其中有顺风话，有玩笑话，有狂话黄话，有话中有刺话，也有不骂而“骂”话；但是,他始终不离一个中心，即借大陆大学讲坛，播发自己的价值观、自由观，表现一位追求自由、追求务实的正直文化人的智慧和风度。
难能可贵的是，这次我们政府和思想文化主管当局，宽宏大量地准许李敖口无遮拦，笑骂自由，任其驰骋在北京、上海名校讲坛，表现出令海内外人士赞赏的政治宽容和思想自由，开了一个新生面。网络上网民们也因此各种评论蜂起，对李敖演讲有追捧，有赞扬，有挖苦，有抨击，异口不同声，各抒己见，也表现了难得的言论多元化和自由度。这种“李敖现象”值得回味。
英国哲学家罗素说过：“有人与你意见相左时，即使这些意见来自你的丈夫或孩子，也应该用争论去说服他们，而不是用权威去征服，因为靠权威取得的胜利是虚幻而自欺欺人的。”不愧是哲学家的话，深蕴哲学意味。用“争论去说服”，那就要思想自由，言论多元，通过彼此争辩、说理，去弘扬真理，克服错误。
纵观人类历史，大凡走向富强、文明、民主的国家，都必定十分珍惜思想火花四溅，言论自由争鸣。柏拉图、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等一代贤哲造就了希腊文明的昌盛，十五世纪欧洲的文艺复兴开启了人类近代文明，而卢梭、狄德罗、伏尔泰等百科全书派奠定了现代民主政治的思想基础。在中国历史上，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各发其鸣，不也带来秦的大一统和汉唐的煌煌盛世吗？而“五四”时期和“文革”后的拨乱反正时期的思想解放、冲破禁区，激发了全社会巨大的精神活力，推动社会进步，推动全面改革，使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大变化。
由此可见，要建设一个和谐社会和昌盛国家，给人以充分地自由表达正常思想的权力，最大限度的保持真正属于思想范畴的言论自由，并将其汇之于治国兴邦方略，是多么的重要。可是，我们的国家、民族长期受封建专制的影响，“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流毒很深，“文字狱”源远流长。由此，习惯于严密控制思想，动不动“用权威征服”，频设思想禁区。敢于独立思考，敢于发表不肯迎合权势的思想观点，就被视为异端。为一篇报道可以关掉一家受读者欢迎的报纸，为一篇文章可以轻易撤掉一位总编，为一本书、一部电影、一首诗可以发动伤害一批人的批判，致使许多创新思想、创作活力被扼杀于摇篮之中。这样使得我国一些知识分子变成了思想矮子、文化侏儒。
“李敖现象”的出现，说明我们的政府与思想文化主管当局正在转变观念，正在向守护思想自由、倡导言论多元的方向转变，这是令人欢欣鼓舞的！李敖在演讲中说得好，他写了100多本书，96本在台湾遭查禁，并为此坐过牢。但禁书的国民党并没有因此保住政权。后来不查禁书了，台湾也没有因此而乱局。当年主查禁书的许立荣“上将”后来在公开场合向李敖道歉，说现在发现不查禁你的书也不会亡党亡“国”。事实确是如此，在21世纪互联网使全球信息一体化的今天，仍然用禁书的办法来规范公众的思维，仍然用箝制知识分子的思想来维护社会的稳定，老是下令“不准发行，不准转载，不准评论，不准摘编，不准报道”，这样做能正确疏导思想舆论吗？能有效促进思想文化事业繁荣吗？
反观李敖神州文化之旅，回味对李敖演讲的宽容情怀、包容肚量和从容心态，我们可以得出一个乐观的结论：经济基础的多元带来社会舆论的多样化，已成为我们社会进步的重要特征。让我们以更加开放的思维方式，更加多元的价值观念，更加包容的承受心态，去守护思想自由，推动言论多元化！让一批和着时代节拍前进的新思想、新观点、新材料、新建议喷薄而出，异彩纷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