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91年，黄浦江边，邓小平的一番谈话，引发了当年的一场交锋，更继之以那次历史性的“小平南巡”——
周瑞金，曾任《解放日报》、《人民日报》副总编辑，1991年与当时上海市委政策研究室的施芝鸿和《解放日报》评论部的凌河一道，根据邓小平同志的谈话精神，以“皇甫平”为笔名在《解放日报》头版发表系列文章，针对时弊，鼓吹改革开放，引发了一场思想交锋。
“向何处去”成现实课题
1990年底，在中共十三届七中全会召开前夕，邓小平同志召集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提出“要善于把握时机解决我们的发展问题”，强调不要怕冒一点风险推进改革开放，“改革开放越前进，承担和抵抗风险的能力就越强”。他还强调“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
接着，在1991年1月28日至2月18日，邓小平同志到上海过春节。与此前几次到上海过春节不同，这一次他视察工厂、参观企业，在新锦江饭店旋转餐厅听取有关浦东开发的汇报，发表了一系列深化改革的谈话。他强调：改革开放还要讲，我们的党还要讲几十年。会有不同意见，光我一个人说话还不够，我们党要说话，要说几十年。他又一次指出：“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他还强调“开放不坚决不行，现在还有好多障碍阻挡着我们”，“发展经济，不开放是很难搞起来的”。他希望上海人民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要克服一个怕字，要有勇气。什么事情总要有人试第一个，才能开拓新路。”
13年前听到这些话，我真激动了好几天。凭我长期从事党报工作培养的政治敏感性和责任感，我深感邓小平同志的谈话分量非常重，非常有针对性，显然是有意识地就全国的改革开放作一番新的鼓动。
从“八九风波”以来，东欧发生剧变，德国柏林墙被推倒，两个德国统一。波兰老总统雅鲁泽尔斯基向一个刚任民选总统的工人瓦文萨交出权力。接着齐奥塞斯库总统被枪杀，罗马尼亚共产党政权垮台。不久，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也发生巨变，苏联共产党被解散，联盟被解体。面对这个局面，国内有些人起劲鼓吹，苏联事件是“改革引起”的。他们认为，改革开放必然会导致中国社会滑向资本主义，甚至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改革开放就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因此他们对每一项改革开放的措施都要问一问“姓社还是姓资”。有“理论家”公然在报上提出：中国正在进行的改革，是社会主义的改革，还是资本主义的改革？一时间，经济特区被指责为和平演变的温床，股份制改革试点被指责为私有化潜行，企业承包被指责为瓦解公有制经济，引进外资被指责为甘愿作为外国资产阶级的附庸。
当时情景使我联想起了我们党八大路线变化的情况。1956年，党的八大对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作出了科学论断，提出了加快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一系列重要方针。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然而不久，发生了波滋南事件，接着又发生匈牙利事件。国际形势的震荡引起了我们对于自己国内形势的判断变化，强调了国内主要矛盾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把党的整风运动变成了反右派斗争。后来进一步提出“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等一整套“左”的理论，直到发动文化大革命，全民族遭受十年大浩劫。这是多么惨痛的教训啊！
我深切感到90年代初，中国又走到一个历史的关键时刻。是继续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还是重提阶级斗争，以反和平演变为中心，走回头路？中国共产党人在90年代初的确面临着一个“向何处去”的现实课题。
在这种情况下，我听到邓小平同志在1990年底和1991年初谈话精神的传达，当时的激动和感奋可想而知。
“皇甫平”应运而生
按照《解放日报》的惯例，每年农历大年初一，都要在《新世说》专栏发表一篇小言论贺新春。1991年春节前夕，我觉得只写一篇小言论不足以宣传邓小平同志改革开放的最新思想。因此，在小年夜我找来了评论部的凌河和上海市委政策研究室的施芝鸿两位同志共同商议，决心合作写几篇联系上海改革实践，阐述邓小平改革开放新思想的评论文章。开篇就是2月15日（辛未年正月初一）发表在《解放日报》头版、署名“皇甫平”的评论《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
文章对辛未羊年作前溯后瞻，提出中国正处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交替点上。“十二年一个轮回。回首往事，上一个羊年——1979年，正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开创中国改革新纪元的一年。”“抚今忆昔，历史雄辩地证明，改革开放是强国富民的惟一道路！”评论开笔这些话今天读来也许平淡无奇，但在13年前却让人眼球为之一亮。因为当时报纸几乎都在集中火力抨击“资产阶级自由化”，已有19个月没有用这种口吻谈论80年代的改革开放了。文章提出“1991年是改革年”，这是有骨头的，是针对当时有人提“1991年是质量年”。还有那八个字：“何以解忧，惟有改革”，那是直接引用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兼市长朱基传达贯彻七中全会精神和邓小平同志视察上海谈话时的原话。
1991年3月2日，第二篇“皇甫平”文章《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发表。文章提出“解放思想不是一劳永逸的”，“解放思想要进入新境界，改革开放要开拓新思路，经济建设要开创新局面”。这篇文章的点睛之笔，是提出90年代改革的新思路在于发展市场经济。文章传达了邓小平同志视察上海时的谈话精神：“计划和市场只是资源配置的两种手段和形式，而不是划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标志，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有市场。”并批评“有些同志总是习惯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认为在市场调节背后必然隐藏着资本主义的幽灵”。文中提出“要防止陷入某种新的思想僵滞”，“僵滞”一词我们是经过仔细推敲的。在真理标准讨论时用了“思想僵化”这个词。毛泽东谈过，化者，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之谓也。改革开放，搞市场经济，有些人不习惯，害怕出问题，他们不敢冒风险了，顾虑重重，因而讲“化”，不妥。就代之为“滞”吧。写得也很婉转：要防止陷入某种“新的思想僵滞”。
3月22日，第三篇“皇甫平”文章《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些》发表。文章从上海对外开放的反复，指出开发浦东、设立保税区、造就“社会主义香港”的尝试，一定要迈出步子，敢于冒风险，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情。针对开放会不会损害民族工业、会不会使上海变成“冒险家的乐园”等思想障碍，阐述了邓小平关于“开放不坚决不行”的思想。这篇文章所以引起那么大的轰动，引起那么多的责难，则是因为提出了“如果我们仍然囿于‘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难，那就只能“坐失良机，趑趄不前，难以办成大事”。当时我们深感，由两个“凡是”变为一个“凡事”（即凡事都要问一问“姓社姓资”），这是阻碍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一个要害问题。“皇甫平”文章击中这个要害，于是把一场风波的“导火索”给点燃了。一些人的攻击，开始升级，他们歪曲文章原意，然后上纲上线质问“改革开放可以不问姓社姓资吗？”
第四篇“皇甫平”文章《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于4月12日见报。文章引用了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上作关于干部问题的讲话时引用荀子《大略》中的话：“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国宝也；口不能言，身能行之，国器也；口能言之，身不能行，国用也；口言善，身行恶，国妖也。治国者敬其宝，受其器，任其用，除其妖。”强调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闯将，要破格提拔人民公认是坚持改革开放路线并有政绩的人。对“那些口言善身行恶的‘国妖’、两面派、骑墙派一类角色，毫无疑问绝不能让他们混进我们的干部队伍中”。这实际上是透露了邓小平同志关于人事组织的思想，也是邓小平要从组织人事上保证推进改革开放事业的公示。
从2月15日到4月12日，《解放日报》在头版重要位置连续发表了四篇署名“皇甫平”的文章。四篇文章相互呼应，围绕解放思想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这个中心，宣传了邓小平最新的改革开放思想，形成了一个鲜明推进改革的完整的舆论先导系列。
这里有必要说一下，为什么署名“皇甫平”。许多论者把“皇甫平”解释为“黄浦江评论”的谐音，这并不错。但又不仅仅是这个意思。我之所以取此笔名，是经过深入思考的。这个“皇”字，按照我家乡闽南话的念法，与“奉”字谐音。这个“甫”，不念“浦”，而读“辅”。我选这个“甫”，就是取有辅佐的意思。奉人民之命，辅佐邓小平，这就是“皇甫平”笔名的深层涵意。而皇甫平又是中国一个复姓，人们看起来比较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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