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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姓社姓资”激烈交锋
“皇甫平”文章发表后，在国内外、党内外反响强烈。当时，全国不少省市自治区驻沪办事处人员都接到当地领导人电话，要求收集“全部文章”，有的还派出专人到上海来了解“发表背景”。文章受到许多读者的欢迎，说这是“吹来一股清新的改革开放春风”。但是，除了当年4月新华社《半月谈》杂谈发表评论文章，公开表示支持外，其他媒体大多沉默不言。也有少数几个发起抨击、批判，甚至谩骂。我们在撰写文章时，是有一点冒风险的思想准备的，但我绝对没有预料到，几篇文章竟会招致如此火力凶猛的“大批判”，拿大帽子吓人到如此程度。
就在这一年4月，我们刚发完四篇“皇甫平”评论，北京一家刊物就第一个发起无限上纲的“大批判”。在4月20日这一期上，该刊发表文章质问“改革开放可以不问姓‘社’姓‘资’吗？”然后自己回答说，在自由化思潮严重泛滥的日子里，曾有过一个时髦口号，叫做不问姓“社”姓“资”。结果呢？“有人确实把改革开放引向了资本主义的邪路”，诸如经济上的“市场化”、政治上的“多党制”，还有意识形态上的“多元化”。在列举了这一系列恶果之后，文章说“不问姓‘社’姓‘资’，必然会把改革开放引向资本主义道路而断送社会主义事业。”这样一来，“皇甫平”就成了“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了。
继这家刊物之后，又有北京的两家刊物加了进来。一家杂志发表文章，把“皇甫平”说成是逃亡海外的政治流亡者的同路人。指出“改革不要问姓社姓资本来是‘精英’们为了暗度陈仓而施放的烟幕弹”。还说“一切不愿做双重奴隶的中国人，有责任也有权利问一问姓‘社’姓‘资’。”另一家杂志更气势汹汹地对准“皇甫平”一通乱射：“至今仍有些论者把‘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问指责为‘保守’、‘封闭’的观点，主张予以抛弃”，“对于那种不准问姓社姓资的观点，人们也不妨问一问：它所代表的思想倾向，究竟是‘姓社还是姓资’？”
如果说以上三家杂志在京城只算“柴火妞”，在媒体圈中并无地位，影响也小。那么接下来的情形就不同了，京城媒体圈中一些名门望族也加入进来，调门也高了，而且提出批判“庸俗生产力论”、“经济实用主义”，等等。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哪里是批判“皇甫平”文章，矛头分明已指向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1991年9月中旬，北京一家大报的社长突然跑到上海解放日报社，要找我谈话。事先，我曾接到该报驻上海记者站记者的电话，我摸不透这位社长为什么要来找我谈，于是向上海市委主管领导汇报此事。这位领导也感到蹊跷，因为市委并没有接到中央有关通知，因此打电话与中央有关负责部门联系，了解到此人来沪并无什么背景，纯属个人行动。于是，市委领导交待我随机应变对付他。这位社长一来，就摆出一副“官架子”，用责问的口气同我说话，问“皇甫平”文章是谁授意写的。我对他说，没有人授意，是我组织撰写的。听我这一说，他要我写一个关于文章发表经过的材料给他，他说回北京要向中央汇报。他走后，我立即向市委领导汇报，得到的指示是三个字：不睬他！
就是这位社长，他在9月1日的社论中，塞进自己的私货，连写两句“要问姓社姓资”，当夜被江泽民同志下令删去。为了摆脱自己的被动，他连忙写材料向上面撒谎说“‘问姓社姓资’的话是原稿里有的”，而他本人则是一向认为问“姓社姓资”是“一种‘左’的传统观念”。与此同时，他又将一封“读者来信”编印出来，摘这信中的话说：“那些对改革开放不主张问一问‘姓社姓资’的，不是政治上的糊涂虫，便是戈尔巴乔夫、叶利钦之流的应声虫！”
当然，这不过是1991年这场思想交锋的一个小插曲罢了。更大的交锋还在后头。上海成了交锋的战场。这年10月份，一位大人物来上海视察，在干部会上公然指责“皇甫平”文章影响很坏，把党内外思想给搞乱了，好不容易刚把大家的思想统一到“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提法上来，现在又冒出一个“市场经济”，说什么“计划和市场不是划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标志”，这不是又把人们的思想搞乱了吗？当时，我们的压力是很大的。想不到宣传邓小平关于市场经济的思想，仿佛犯了罪似的。但是，颇有戏剧性的是，11月份又有一位中央领导同志来上海视察，他在干部会上却讲了与那位大人物不同调门的话：“不解放思想，很多事情先带框框、先定性、先戴帽，这就很难办。不要还没有生小孩，还不知道是男是女，就先起名字。”他显然是支持“皇甫平”文章的！
当时，看到那些歪曲文章原意，无限上纲讨伐的“大批判”，我们本想进行反击。上海市委市政府领导理解我们的处境，悉心保护我们，指示要淡化处理，不搞争论。1991年4月23日，我以报社总编室名义给市委写了一个报告，并给当时市委三位负责同志写了一封信，详细解释了文章组织及发表的过程，北京及全国各地读者及理论界的反应等。当时市委三位主要负责人批阅了报告，他们没有批评文章本身的内容。后来我们遵照市委的批示，顾全大局，不予置理。我当时承受着重大压力，连到香港《大公报》履任新职的任命也被突然取消了。但是，我心里明白得很，我相信人民，相信历史，相信邓小平思想，终究会明辨是非的。也就在这个情况下，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的刘吉同志将“皇甫平”文章及那些批判材料，送给了邓楠同志，请她转交给邓小平同志参阅。
到下半年事情有了转机。江泽民同志在1991年7月1日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70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讲了一大段改革开放，其中阐述了邓小平同志关于不要把计划和市场作为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标志的思想。9月1日，江泽民同志又下令将第二天就要见报的一家大报社论中有关“要问姓社姓资”的句子删去，而这篇社论的摘要恰恰突出了这个内容，已在头一天晚上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中播发了出去。第二天见报没有了，使中央机关报一篇社论出现两个不同版本，这在党的新闻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当时在海外新闻媒体中引起强烈反响。9月底，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江泽民同志严厉批评一家大报的海外版引用他在纪念鲁迅大会上的讲话时作出断章取义的错误编排，这些都表明了江泽民同志的鲜明态度。
尽管当时我们没有发表文章进行正面交锋，但是也并非沉默不言。我还是通过各种方式，表达了坚持真理的坚定性。如1991年5月间，北京一大报发表《建造反和平演变的钢铁长城》评论员文章，全国大多数报纸都转载了，而《解放日报》没有转载。在市委一次中心组学习会上有领导提出，《解放日报》应当补转载这篇评论。当时我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认为这篇评论把反和平演变局限在意识形态领域，矛头指向知识分子，这与党中央精神不一致。防止和平演变，主要在政治领域，首先是各级领导干部尤其是高级领导干部要防止，重点在党内进行教育。另外，防止和平演变，要建造钢铁长城，这种提法欠科学。所以，还是不转载为好，何况中央也没有规定地方报纸非转载中央报纸评论员文章不可。最后，市委领导同意不转载。这是我在不能正面反击批判文章的情况下，以不转载“反和平演变”文章来表明对当时一些“理论家”围剿皇甫平文章的态度。
此外，在1991年下半年，我们仍然继续坚持宣传邓小平同志谈话精神，表明我们没有放弃“皇甫平”的主张和信念。1991年8月31日，即在前苏联八月变局后的一个星期，我们发表《论干部的精神状态》评论员文章，明确提出贯彻“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不能动摇，绝不分散我们的注意力。只有振奋精神坚持改革开放，才是我们惟一的出路。
这年10月份，我写了一篇《“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的长篇文章，着重论述只有把生产力搞上去，才能在和平演变的挑战中巍然不动。文章鲜明提出苏联的“红旗落地”，并非在于“卫星上天”，社会主义国家惟有经受住科学技术革命的挑战，红旗才能打下去，才能更高飘扬。这篇文章，实际上是对苏联的衰变和解体的深层教训，作一个与当时主流舆论不同的阐述，其基本精神与“皇甫平”文章是一脉相承的。
这一年的12月，一位被某大报捧为“坚定的社会主义理论家”的人，在给中央“上书”中公然宣称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社会主义转向低潮情况下，中国抵御西方“和平演变”的阴谋困难重重，而坚持改革开放恰恰会为西方“和平演变”势力所利用，因此希望中央决策者要权衡利弊，不要冒改革开放的风险，要集中全力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以增强反和平演变能力，这才能保住社会主义阵地。
这是一份难得的反面教材，也是当时对“皇甫平”种种责难批判倾向的集中反映。我抓住这份内参材料，在上海召开一个形势座谈会，请了当时沪上一批有影响的人士对这份内参进行讨论。后来，我就把这次座谈会上大家的意见，整理成两篇评论员文章即《改革要有胆略》、《再论改革要有胆略》，在《解放日报》头版显著地位发表，严肃批评了反对冒改革开放风险，认为坚持改革开放就会被西方和平演变势力所利用的错误观点。这就是在激烈交锋之年，我们力所能及而作的针锋相对的交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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