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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谈阔论之聚焦2006年全国“两会”
两会期间，“新农村”这个词在代表委员审议中、在国内外媒体的新闻报道中，出现的频率很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成为两会内外议论的热门话题。
现代化进展过程中存在两个“趋势”，开始阶段是农业支持工业的阶段的趋势，后一段是工业反哺农业的阶段趋势。我国建国以后就有这种阶段性特点。我们经历了以“扩大工农产品剪刀差”，积累发展工业的资金的年月，据不完全统计，1952年至1978年，“剪刀差”提供的支持有9000亿元，新时期通过农田转变为工业用地的支持约14500亿元，加上农民工进城的支持，农业对工业的支持达3万多亿元。市场经济发展以来，由于农产品自然生长期长，自然风险大、市场风险大，农业处于各业竞争中的弱项地位。十六届五中全会审时度势，作出判断：现在到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阶段。这次正在审议的国家十一五纲要，就将“新农村建设”列为十一五的首要任务。
代表委员在审议中高度肯定了国家的这一决策。大家在讨论“取消农业税”、今年财政向“三农”支付转移达3397亿元等“硬数据”时，都感到振奋和鼓舞。
工业反哺农业是国际性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韩国在1970年以后开展过一个“新村运动”，开始，国家财政每年拨出1％的资金支持乡村的基础设施，第二步，重点增加农民收入，第三步转向发展以农产品加工为主的农村工业。他们的“新村运动”取得了成效。目前韩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就很小，只有1比0.84。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农民又是人口的“大头”，理应将农村建设的更好。
前不久上海市人大通过的十一五纲要确定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建设新郊区”。代表在讨论时提出，上海的农村地域不大，郊区的建设有依托大都市发展的特点，应该在城乡建立互动机制、找到工业反哺农业的“切入点”上探索一条路子。并且在经济发达地区的政府要向农业提供支撑，向种地农民提供补贴，为解决农村富裕劳动力作努力。上海的实践要对消解城乡“二元结构”，提高农业的规模化、产业化、科技化和生态化水平作出贡献，提供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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