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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破解"三农"的金钥匙 代表热议以工促农、以城带乡
     
      从农业支持工业,到工业反哺农业;从农村服务城市,到城市带动农村。工与农、城和乡,这两大关系正在实现着从未有过的历史性转变。近两天,代表们热议“以工促农、以城带乡”。他们说,我们正在寻找破解“三农”难题的“金钥匙”。

      半个多世纪以来农业对工业化的“有形”贡献超过1万亿元

      农业——工业的“母亲”。正是依靠农业“乳汁”的哺育,中国从“一穷二白”的起点上,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根据有关方面的测算,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半个多世纪,我国农业对工业化的“有形”贡献超过1万亿元。

      看看下面一组数据,人们就能体会到这种贡献的分量:

      ——农业税。国家税务总局的统计显示,从1949年到2003年,全国累计征收农业税3945.66亿元。有关专家指出,我国农民以税赋形式所作的贡献,几乎贯穿了建国以来的各个历史时期。特别是在工业化初期,农业税对工业化财力的积累居功至伟。

      ——工农业产品“剪刀差”。从1953年起,为了快速积累经济发展所需资本,国家开始对粮食、棉花等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政策。由于农产品统购价低于自由市场价格,农民不但承受价格损失,还要以高价购进化肥、农药、地膜等农用工业品。根据有关部门的不完全统计,从1953年开始到1983年取消统购统销政策,通过“剪刀差”,农民对工业化的贡献超过6000亿元。

      ——农林特产税。1983年,为增加地方财政收入,促进地方经济建设,国家决定开征农林特产税。2004年初,国务院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免征除烟叶以外的农林特产税。据国家税务总局的统计,从1983年到2003年,全国累计征收农林特产税1366.25亿元。

      除了这些“看得见”的数字,还有种种无法统计的数字,比如多年来实行的“三提五统”和各种费用,农村义务工等等。

      农业在付出的同时,得到的却很少。我国财政投入长期以来偏重于工业和城市,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文化、教育、卫生等社会事业发展严重滞后。一方面是高付出,一方面是低投入,这中间的“隐性”贡献更为巨大。

      农业为我国工业化进程作出巨大贡献,是历史的必然选择。十届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委员、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副校长李华表示,从我国的基本国情来看,不能简单地把这种贡献看作是国家对农业的“欠账”,作为一个农业大国,要在极为薄弱的基础上逐步实行工业化,只能主要依靠农业的积累和支持。

      综观世界各国的发展经验,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占较大比重,劳动力大部分在农业中就业,农业客观上承担了为工业化提供积累的任务。这是我国经济社会无法超越的发展规律。

      不但要“脸面”好看,更要“五脏”健壮。

      上海市发展改革委副主任俞国生代表有一个形象的比喻:城市就像人的脸面,农村是人的“五脏”。不但要“脸面”好看,更要“五脏”健壮。

      近两天,代表们从各地带来的信息表明,“三农”在2004年画出了一道美丽的上升曲线:粮食增产、农民增收的幅度,都是多年没有出现过的。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代表说,浙江省去年全省城乡居民收入之比从上年的2.43比1缩小到2.39比1,这是8年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首次缩小。

      然而,代表们在谈及“三农”问题时,更多的不是喜悦,而是冷静的思考:

      2004年农民增收,是政策增收、涨价增收、打工增收。2005年虽然也有政府财力的支持,但要想在去年的基础上再有大的增加,难度较大。粮食价格也不可能像去年那样上涨。农民增收缺乏新的“增长点”。

      2004年的各项财政政策因素的直接增收效果,在一定程度上被生产资料价格的上涨抵消掉了。今年会不会出现类似的情况?

      在一些发达地区,出现了“民工荒”:工资低,农民不愿干;技术要求高,农民干不了;劳动条件差,农民不想干。这些问题怎么解决?

      来自江苏扬州里下河农科所的陈秀兰代表还提出,现在国家对农业科技的支持力度不够。一些基层的农业科研和推广机构,为了养活自己,根本无暇研究和推广技术,更多干的是卖种子的营生。

      经济学家林兆木代表说,更为重要的是,影响“三农”问题的体制性和结构性矛盾并没有解决。“以工促农、以城带乡”,为我们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很好的指导。

      有人做过一个比喻,中国的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虽然有偏颇之处,但也反映了城市与乡村的差距。在有些地方城市是三五年大变样,农村是十年八年面貌依旧。农业养育了工业几十年,现在该是工业回报农业的时候了。

      代表们提出,以工促农,实质就是要加大公共财政支农力度,让公共服务更多地深入农村、惠及农民。以城带乡,实质就是为农民进城就业创造更多的机会,让农民进得来、留得住。让广大农民分享工业化、城镇化的成果。这才是彻底解决“三农”问题的治本之策。

      统筹的责任更多地落在掌握资源分配的部门

      进入2005年,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的财政开始越来越多地向农村倾斜,一些东部省份正在加快“反哺”的步伐——

      俞国生代表说,上海市农民逐步变为市民,农村保障体系正在逐步完善,不但有“农保”,还建立了“镇保”。农业产值占GDP的比重只有1.1%。

      免征农业税、实行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农机补贴,将土地出让金的15%用于农业土地开发……江苏省还将推行计划生育家庭奖励,建立以大病统筹为主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力争今年覆盖面要达到80%以上。

      浙江省委、省政府近日宣布,今年将全面试行鲜活农产品运输“绿色通道”,对整车运销本省生产的蔬菜、水果、水产、畜禽等鲜活农产品的车辆,减免包括高速公路在内的各类收费公路的过路等费用,提高“绿色通道”政策的含金量。

      为弥补农村税费改革后粤东、粤西和粤北地区的财政收支缺口,广东省级财政每年安排专项资金20.3亿元,重点帮助14个市进行农村税费改革,平均转移支付补助的比例为70%,安排20亿元专项资金重点用于山区减轻农村义务教育所欠的历史债务。从今年开始,将实行村“两委”干部补贴制度,确保每人每月补贴不少于300元,集中精力搞好农村社会管理和公共建设……

      全国人大代表史和平说,“三农”问题要靠统筹城乡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来解决,这是一条基本经验。中央一号文件透出的信息正是:按照“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思路,让大量财政资金和社会资源施惠农业和农村,通过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农业竞争力,力促农民增收。有了这一保障,我国才能加速城乡一体化建设,才能最终解决好“三农”问题。

      “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关键在于构筑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全国人大代表陈惠娟认为,解决“三农”问题,纳入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大盘子”统筹考虑,既充分挖掘农业和农村内部增收潜力,同时在努力拓展农业和农村外部增收空间、统筹城乡就业上下功夫。如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和财政支出结构;鼓励引导工商资本、民间资本、外资投入农业开发;深化为农民增收减负提供体制保障等。让种粮农民有更多效益,使更多的农业人口转移到城市,从事非农产业,形成一个城乡统筹的格局。

      一些代表还提出,城乡统筹,主要的不是农业部门的统筹,而是要形成一种社会共识,尤其是掌握资源分配的部门要从思想观念上有一个重大的变化。

      统筹城乡发展,以工促农、以城带乡,这是农村实现历史性跨越的又一次重大转折。它所蕴含的城乡结合、协调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个根本要求。

      春天孕育着希望,人们期待着,中国的农村改革发展再次迎来沉甸甸的丰收。



    选稿:黄蒙磊 来源:新华网 3月3日 作者:赵承、陈二厚、陈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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