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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春平代表:国家应平抑教育和医疗高收费
    2005年3月11日 20:04
     
      菜摊“老板”陈大姐:吃苦挣钱为孩子

      陈大姐,女,44岁,河南商城人,和丈夫一起在北京石景山区向丰农贸市场卖菜。

      陈大姐负责站摊,她丈夫负责进货。她每天早7点开始摆摊,晚上8点多收摊。她丈夫有时一天进一次货,有时两三天进一次货,进货时要凌晨两三点起来,蹬着板车,到岳各庄进货,一去一回三四十里。

      记者问一个月能挣多少钱,陈大姐开始不太愿回答。后来,她说,有个同行,干了4个月只挣2000块钱,只好撤摊走了。“干得好,一个月能挣一千多,弄不好几百块钱也没有。现在到处都有卖菜的,马路边也有。”

      一谈起孩子,陈大姐很高兴。她儿子今年21岁,去年考上了湖南工程学院,学艺术,要上4年,每一学年学费8000元,每个月从北京寄去生活费1000元。“他很懂事,中学一直住校,钱花不完他自己会存着。”陈大姐还有个女儿,今年19岁,初中毕业,两年前来到北京,学过电脑,又是自学,又上夜大,现在私人企业打工,月收入五六百元。

      “儿子挺争气,作父母的受再大苦也值。孩子好就是一辈子好。”陈大姐说。

      陈大姐家4口人,老家有6亩地,由孩子的爷爷和叔叔代种。以前粮食卖不上钱,所以才出来打工;一出来,5年没敢回过老家过年。“回去一次至少得花2000块钱。每年有老乡回家,我们也给孩子的爷爷奶奶带一两百元,尽尽孝心。”

      记者在陈大姐菜摊前站了一个多小时,只见到3个人来买菜。陈大姐说:“我们也想过改行。同村老乡有卖家具的,有卖服装的,可我们都没干过。没干过不入门,弄不好赔钱。”

      刘春平代表(湖南师范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教授):

      一个家庭的主要收入都用在子女的教育上,这种现象令人深思。这个矛盾的焦点在于:一方面穷人孩子上不起学,另一方面学校总在抱怨教学资金远远不够。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教育经费的确不够,但是大部分高校并没有把主要精力放在教学上。看看我国高校的自我介绍材料,你会发现,它们大都在有意无意地强调占多大地皮、有多少大楼、有多少师生以及大门前石狮子有多威武;而发达国家高校,大都在介绍学科发展、研究方向和实验室的情况。我国高校要发展,再不能一味地喊缺钱、一味地向学生要钱。钱,要少用在拆楼盖楼上,多用在学生和教学上,再不切实际、浮躁地瞎折腾,我国的教育水平会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远。

      构建和谐社会,教育和医疗是重要保障。因此,制定教育和医疗收费标准,不能天马行空,应考虑到大多数实际收入水平。国外有一些咨询机构动态地监控教育和医疗收费,而我国还没有人专门来做这项工作。我对数字很敏感,一直在想能否依据百姓最低生活水平,测算一个人不同年龄阶段的教育投入和医疗开支,建立数学模型?只有动态监控,才可能保证教育和医疗收费标准被大多数人接受。

      一些社会学者提出,一个稳定的社会需要有强大的中等收入群体作后盾。而教育和医疗高收费在一定程度上不利这一群体产生,反而会加剧社会两极分化,使穷者越穷、富者越富。一旦相当一部分孩子上不起学、相当一部分病人看不起病,必然对社会稳定带来负面影响。现在城里人几乎家家户户安装防盗门,这是否也说明人们对社会安定的认同感在下降?

      目前,我国城镇人口最低生活保障每月人均几百元,还支付不起孩子上学和看病的费。许多百姓也只好把大量的钱存起来以防不测,在一定程度很难拉动消费,使市场疲软、经济发展缺乏活力。我认为,平抑教育和医疗高收费,应进行国家宏观调控。



    选稿:黄蒙磊 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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