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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塑造了现代中国—专访英前驻华大使伊文思
2004年8月12日 13:40
 
    编者按 今年8月22日是邓小平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日,中国人民在怀念着他,世界人民也在怀念着他,因为他的贡献不仅是中国的, 

    更是世界的。本报特别策划《世界视野中的百年小平》专题报道,希望能给您展示一个世界视野中的邓小平。    

    英国前驻华大使理查德·伊文思一生与中国结下不解情缘。在20世纪50年代、60年代和80年代,他三度赴华任职,前后总共在中国生活了8年时间,与邓小平有过5次面对面接触,直接参与了香港问题谈判。退休后,他在长达4年时间里潜心研究邓小平生平,撰写了《邓小平和现代中国的塑造》一书,并两度修订再版。在邓小平百年诞辰前夕,他欣然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五次面对面的接触

   《参考消息》:您还记得第一次听到邓小平的名字是在什么时候吗? 

    伊文思:我第一次听到邓小平的名字是在1956年9月,当时我刚开始在北京的英国驻华代办处政治部档案室工作。交给我的第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根据邓小平在中共八大所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起草一份正式报告传递回伦敦。当时我发觉对我这样一个刚开始了解马克思学说和中国共产主义史的人,这项任务真是困难;但我也记得我遇到的困难和邓小平报告内容本身并没有什么关系。他的报告的每一个段落意思都很清楚,并且因为充满朴素的常识而更加容易阅读。 

   《参考消息》:您总共见过邓小平几次?见面情形是怎样的?

   伊文思:我第一次看到邓小平是在1964年2月(当时伊文思二度赴华担任一秘)。锡兰(即今斯里兰卡)驻华使馆举办国庆招待会,邓小平出席了,并且因为是国务院副总理和中共中央总书记而显得非常引人注目。他在招待会上讲了话,内容我一点都不记得了,但我告辞时回头看他,他坐在沙发上边打手势边和主人亲密聊天的情景,至今仍清晰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我从远处看见邓小平的机会很多,但和他面对面的接触一共只有5次,都发生在我担任驻华大使期间。1985年4月和8月,当时的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因为香港问题访问北京,每次与邓小平都谈了大约一个小时之久。在这两次会谈中,我和邓小平之间仅隔着杰弗里·豪一个人,因此我可以非常近地仔细观察他的每一个举动。我听不太懂他的四川口音。比如他说“德国”时音不是“德国”,而是“戴过”,所以我听不懂。 

    这一年的12月,撒切尔夫人来北京签署中英香港问题声明,我第3次见到邓小平。

    1986年女王访问中国,邓小平请女王吃饭聊天,我也参加了。第5次见邓小平是在我退休的前一年,即1987年,邓小平会见英国前保守党首相希思,我也在座。希思那时十分活跃,而且一直都很受中国欢迎。 

   在这些场合,我有机会见到邓小平的不同侧面。在他1985年4月和8月会见杰弗里·豪时,他是谈判对手;在1984年12月会见撒切尔夫人和1987年4月会见希思时,他是国内和国际事务的评论者;而1986年接待女王这种社交场合里,他又是热诚招待客人的东道主。 

   《参考消息》:您可以回忆一下见到邓小平时,发生过什么有趣的事情吗?

   伊文思:1984年,邓小平与杰弗里·豪就香港问题举行第二次会谈。会谈结束时,邓小平忽然令在场英国人非常惊讶地说,他以中国政府的名义,邀请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访华。他的邀请是香港问题谈判成功、中英关系良好发展的信号。女王于是应邀于1986年访问中国并见到了邓小平。 

    这不是一场政治会晤,而是一次非常有趣的社交聚会。在一个可爱的中式小院里,女王向一个月洞门走去的时候,邓小平出来了。他走下台阶,向女王伸出手说:“欢迎你千里迢迢到中国来看我这个老头子。”这句话说得太风趣太令人愉快了,女王也被这句话打动了。我们在一起吃了顿非常随意而开心的午餐,席间不谈政治,而只是谈些家长里短,孩子啦,度假啦,等等。邓小平有5个孩子,女王有4个,所以他们可谈的话题很多。邓小平问女王到哪里度假,度假时又做些什么?女王说每年8月到10月份,她会去苏格兰,她喜欢骑马。女王接着又问邓小平上什么地方度假,邓小平回答说去北戴河,那儿离北京很近,在海边,是游泳的好地方。邓小平和女王聊天,非常友好和随意。当时邓小平已经82岁,但精力仍然极为充沛。 

    讲述故事里的故事

  《参考消息》:您为什么会想到写这样一本书?写作经过又是怎样的?

   伊文思:我在北京当大使的时候,接待过一个伦敦出版界代表团,结识了一位出版商安德鲁·兰伯格。次年(1988年)我退休回到伦敦时,他和我联系,问我邓小平有没有可能写自传?我说邓小平已经几次说过他不打算写自传,我也不认为当时在中国有谁想为他写传记。安德鲁就说,干嘛你不写呢?我推托说,我已经退休了,又不是中国人,再说已经回到伦敦,接触不到中国的资料,也没人帮忙。但最后我终于说,好吧。 

    于是,从1988年到1992年,我花了4年时间作研究,阅读了大量中文原始资料以及法文和英文材料。到1992年,我仍然觉得资料不够,有关出版物太少,于是就给当时的中国外交部长钱其琛写了封信,询问有没有可能采访邓小平。接下来的3个月里,我没有得到任何答复。其后中国驻伦敦使馆答复我说,采访邓小平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我愿意到中国去的话,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研究组可以接受我的采访并回答我的问题。于是我便获得中国对外友协的邀请再次来到中国,那是在1992年4月。访华前,我准备了40个有关邓小平生平的问题。在北京,我花了3天时间,每天大约5个小时,请他们回答我的40个主要问题和许多个附带的问题。我的汉语不够好,所以我用英语问问题,但翻译非常优秀。我获得的答案十分详尽,被我在书中大量引用。 

    我写作的目的是讲述一个故事里的故事————20世纪中国历史大故事中的邓小平生平故事。前一个故事对理解邓小平一生经历至关重要,而邓小平的一生,至少是在20世纪50年代之后,也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进程。

  《参考消息》:您的书从1993年出版到现在,发行情况怎么样?

   伊文思:这本书于1993年夏天首次出版,当时在英国和美国相继发行了精装本与平装本,其中精装本被重印了两次。1995年,我根据新出版的资料和中共党史回忆录对此书进行了大量修订补充并再版。到1997年,邓小平去世后,我根据出版商的要求再次作了补充并印发了第三版。 

    我撰写的《邓小平传》英文版,迄今共销售了2.8万册。此外,它还被译成日文、中文版(台湾)、中文版(中国大陆)、泰文和匈牙利文。

   解开香港问题难解的结

  《参考消息》:您也曾参与过香港问题谈判。中英香港谈判经历过不少曲折与困难,您能讲讲邓小平对这些曲折与困难的处理吗?在您看来,他对香港问题的解决发挥了什么作用?

   伊文思:在香港问题谈判上,是邓小平解开了难解的结,作出历史性决策。香港问题谈判中存在许多困难,例如中国人民解放军在香港驻军问题、香港人双重国籍问题、香港的选举问题,还有香港回归后中英关系发展问题等等。在启动谈判和解决谈判中的难题方面,邓小平发挥了重大的个人作用。他把“一国两制”的构想应用到香港,使香港前途得到保障,使通过谈判解决香港问题有了可能。他也是一位非常强硬的谈判对手。比如,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港驻军问题,英国政府本来是反对的。邓小平1985年8月与豪就这个问题进行谈判,令英方不得不在这个问题上妥协。

  《参考消息》:您如何评价邓小平的性格?

  伊文思:就像我在书中说过的那样,邓小平的个性,从他非常年轻的时候起就没有发生过太大变化。他非常有活力、果断,很有想象力。他也必定具有人们所说的那种个人魅力,因为他能够一而再、再而三地说服别人接受自己的行动主张。有一点可以非常肯定,那就是邓小平受到人们深深的感谢和尊敬。 

    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的西方外交官圈子里,人们把邓小平视为中国威望最高、影响最大的领导人,没有人怀疑这一点。我们西方外交官亲眼看到了邓小平的成就,因为中国的巨大变化就发生在我们眼皮底下。特别是对像我这样50年代就到过中国的外交官,北京变成了一个非同寻常的地方。

    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是邓小平最伟大的贡献 

   《参考消息》:今年是新中国成立55周年。现在回顾起来,您认为邓小平对中国和世界最大的贡献是什么? 

   伊文思:邓小平最伟大的贡献,无疑是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整个改变了中国的方向,使发展成为中国的首要目标。这不仅是邓小平本人所追求的政策,也被他之后的历任中国领导人所继承和延续,至今没有改变。这一政策,几乎从任何角度来说,都是令人惊叹和非常成功的,它令今日中国明显比过去富裕,实力大大增强,国际地位远比从前强大,对世界局势产生重要影响。 

    总之,邓小平确立了中国持续发展的前进方向,他打开了大门,规划了路线,使其他人能够在这条道路上走得更远。他是20世纪下半叶世界上一位伟大的政治家。

 
 
选稿:黄蒙磊  来源:参考消息特刊 8月12日   作者:徐剑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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