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评论首页 >> 评论员专栏 >> 特约系 >> 刘绪源 >> 作品 >> 正文
新闻要有历史感
[我要留言]
选稿:上官贤  来源:东方网  作者:刘绪源      2006年11月30日 09:49
 
刘绪源作品集
    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阅读记忆,这种记忆会成为很深刻的烙印,影响到人生和事业的方方面面――这是我在最近忽然发现的。前不久,一部《东周列国故事》悄悄出版了,没有什么大张旗鼓的宣传,可是,渐渐地,许多人都在说它,报上也看到了一些议论,它引起的是温暖而亲切的回忆。不少现在很出名的史学或哲学教授,还有许多作家和编辑,都难抑内心的兴奋,谈论着它的久已被人忘怀的作者――林汉达。是的,我在很小的时候,在“文革”的书荒年代,也曾偷偷地读过林汉达的书(当时书名是《东周列国志》,是厚厚的精装本),我至今还背得出书中一些平易传神的口语。于是我知道,现在四五十岁这代人的史学观念和叙事文字的语感,在一定程度上正是林汉达们所造成的。
  
    与林汉达堪可相比的,还有一个外国作家――巴尔扎克。那是恩格斯极为推崇的作家,这是他上一世纪在中国特别走红的原因之一;而他的作品又多为大翻译家傅雷所译,于是在中国读者中更其深入人心了。他的影响不仅是一种文风,一种文学观念,而且,我以为,还是一种对世事的基本的把握方式,或者说,就是世界观吧。中国作家的那种史诗式的兴趣,下笔为文时那种宏观的视角,多少都与这一影响有关。巴尔扎克在他的长篇总集《人间喜剧》的序中,说过一句很著名的话:“法兰西社会是真正的历史学家,我不过是它的书记员。”我想,这种做历史的“书记员”的神圣感,在今天四五十岁那代人的心地深处,是多多少少存在着的。
  
    所以,当我多年的好友陆幸生的纪实特写集即将出版,我看到他在自述中有这样的话:“‘新闻是历史的草稿’,一位记者的任务,是提供最可靠的记录文本……”心里便有点激动起来。就像那些年龄相仿的朋友在渐已忘怀的时候忽又重遇林汉达一样,我感觉到一种亲切、熟悉的气息,我从这里读出了巴尔扎克的句式。
  
  是的,每一代人都会有自己的潜质,即使不显山露水,在一定的时候,它还是能让人看出来的。今天,我们已经很习惯于将记者称为“小记者”了,因为记者的年龄的确越来越小,搞一线采访的差不多都已是大学刚毕业的小男生小女生了,他们文字活泼,思路敏捷,好动善跑,能迅速适应不同媒体的需求,这都是他们的特长。可是,如果说,能够从今天的新闻采写中,自觉地意识到自己正在为一部宏伟的历史打着“草稿”;或者,能把自己现在的诸如“娱记”的工作与历史的“书记员”联系在一起;抑或,在匆匆完成了当天的“工作量”后,还能经常认真地想一想文字背后那悠远的意义的,这样的“小记者”,一定也有的吧,但为数也许并不太多。然而,对幸生这一代人来说,却会很自然地往这方面去想;即使不想,自觉不自觉地,也会往这方面去努力。这就是潜质。
  
  事实上,真正的好记者,还是需要一定的年龄和阅历的。就拿我所供职的文汇报来说,当年的徐铸成、浦熙修、黄裳、姚芳藻、郑重……都是很著名的记者,有的从事新闻采访几十年,直到退休后还在做记者的工作。他们作品中的文化积淀和思想涵量,的确不是刚走校门即可同日而语的。我不是存心开罪今天的年轻同行,我也喜欢他们身上的朝气、活力和热情敏感;但我觉得忍无可忍的,是怎么新闻工作现在竟然变得如此之“轻”?――既是轻快,也是轻薄。与此相应的就是记者的年龄也普遍地轻了,轻得一有四五十岁的人置身其间就会令人侧目。我以为这是不正常的。仿佛报界已是一个娱乐至上的轻音乐厅,稍有一两句严肃音乐阑入,就让人觉得出现了怪音。说到底,这是媒体的结构性的问题,我们暂且按下不表吧。
  
  还是来说幸生的作品。看看这三四十篇特写的题目,我们就会领略到一种历史感。幸生将这些作品分为两辑,一为“史海笔记”,一为“世纪节点”。这是就时间的远近来分的,文章本身并没有太大的差别,我们都能从中读出历史——曾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刚刚过去的历史。它们大多有着沉甸甸的分量。几年前,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谈过幸生的写作:一旦题材本身的吸引力过去,当初轰动一时的记者文章往往无人再读。可是幸生的不少作品却至今仍有生命力,我以为它得益于两条:其一,他所选的题材,不仅在当时能引起兴趣,在多年之后,仍能惹人关注,令人唏嘘;其二,他在写作中,很注意细部的描摹。
  
  关于第一点,只要看看书中的题目,即可了然,此处不再赘述。我想着重说第二点,这就又要说到林汉达与巴尔扎克了。林汉达的历史故事多取自中国古代的史传作品,如《左传》《战国策》等,中国传统的史笔(大多注重独特的细节)通过他与他的同道们的白话转述,早已渗透到了幸生那代人的心中。而对巴尔扎克,恩格斯的那些零星的论述,也许的确可算最为中肯的批评之一,尤其是他致哈克奈斯夫人信中的那些话——
  在这幅中心图画的四周,他汇集了法国社会的全部历史,我从这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如革命以后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
  
  这种巴尔扎克式的精确的细部描写,在新时期之初高晓声的农村题材作品中,特别是在两则轰动一时的短篇小说《漏斗户主》和《李顺大造屋》中,有过十分突出的体现,这给当时的读者留下了深刻而奇妙的印象。后来,小说的风气变之又变,这类写法早已不时行了,而小说也渐渐地不大有人看了。但在纪实作品中,在幸生那一代中年记者的笔下,它仍在发扬光大,仍在吸引读者的眼光并时时镌入读者的记忆层中去。比如,在《十八年后的“四分钱故事”——上海居民生活梯次性变化样本解剖》中,那一笔笔细帐,就都有那种深入民间的琐细之美。在《一位中国公民的“法律能力”》中,关于打官司的种种麻烦而无可回避的关节,尤其是周密德承包土地上那片水塘引出的官司,不能不让人处处想到高晓声笔下的陈奂生。从陈奂生到周密德,从“欠债”、“造屋”到成为今天的“职业诉讼代理人”,我们看到的,正是切切实实的中国当代史。
  
  幸生的作品不仅在现在显得过“轻”的新闻界,而且,在多年来显得过于“自恋”(有时又过于喧嚣)的文学界,都有着自己的地位。希望能不断读到他的更有分量的新作;也希望今天的年轻记者能多读一点林汉达或巴尔扎克,能在自己的朝气和活力上再加入一些历史感。更希望我们的新闻界不再只是“轻音乐厅”(当然也不要充塞太多的“庄严弥撒”),而能够真正百花齐放——既有时尚的萨克斯管和蓝调,也有交响曲和室内乐,既有刀郎和李宇春,也有肖斯塔科维奇和马勒,甚至,还应有老迈的海顿和巴赫——我以为,这才遮几可算正常的新闻界。
  
 
东方网版权所有,未经授权禁止复制或建立镜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