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比近日连杀10人的邱兴华更凶狠的角色。1990年，周二全成功越狱，此后连夺12命，伤24人，抢走几十个孩子换钱花，并强暴了近百名妇女。

　　而埋伏的警察，就是后来被称作“四大名捕”的贵州威宁县公安局刑侦大队追捕中队的4名队员——王俊卿、陈文光、张美德、赵强，他们专门负责追捕逃犯。

　　“周二全制造了一个无人寨。”贵州威宁县东风派出所联防员罗招举，指着各罗窝寨说。

　　今年8月，本报记者走进了这个无人寨。面对一处失去房顶的废屋，罗招举脸上的肌肉扭曲起来——1998年的一个夜晚，周二全用杀猪刀捅死了主人杨兴华夫妇及两个儿子。起因是杨妻貌美，周二全要强行将其带走，而杨家人不从。

　　“周二全作案后，被我伯父撞见。结果他把我伯父也捅死，移尸到这里。”罗招举指着门后的角落说。

　　杨家右侧50米是一户崔姓人家，也被周二全灭门。寨子里的另外4户举家外逃。

　　周二全常身背火枪、长砍刀、杀猪刀在各村寨出入，要吃要喝。东风镇刘、张两家人对周二全切齿痛恨。周二全曾多次当着一家老小的面，强奸他们的妻子、儿媳。更惨的是杨二保，一天夜里周二全把他从被窝里拎出，强奸了他的妻子，至天亮又强奸了他16岁的女儿，杨二保活活气死。

　　当地人说，这个恶魔让负责税收、计生的官员都不敢开展日常工作，周二全的存在“严重影响了一方的社会安定”。自1992年起，公安部、贵州省公安厅每年都将其列为重点抓捕对象，威宁、毕节及附近六盘水、昭通等地，先后出动了数千警力抓捕。

　　但大规模的行动每次都失败了。在当地人的描述中，周二全身长一米八五，力举500斤，能像豹子般在山间奔跑。此人身上、脸上长满浓密毛发，外号“毛公牛”。

　　被追捕的周二全恶上加恶，只要怀疑有人给公安提供线索，他一律不留活口。1992年5月，采拖村村民邓运光和警察打了个招呼，就被砍死在家中，死者还包括他8岁的儿子。

　　云、贵、川三地警方再次调兵围捕，但周二全消失了。

　　冒死扑倒“毛公牛”

　　每年7月起，大雾就会锁定乌蒙群山。这为逃亡者创造了极好的条件——30米外，你根本辨别不出人影。

　　1999年10月，威宁县公安局追捕中队成立半年后，正式接手周二全案。这时，他们还没有拿到凶手的照片，他们在云贵数十分县市穿梭，艰难的收集证据。

　　“最大的困难是我们不敢进村，”王俊卿说，“怕给老百姓带来杀身之祸。”

　　他们从2000多条线索中筛选出一个最有价值的线索，要向某村民求证，对方死活不开门。为此，抓捕中队在雨里往返10多次，执著的精神终于感动了村民。

　　村民提供的这条线索把周二全锁定在云南宣威鸡公山。6年前，由于警方的全力追捕，周二全跑到此地，化名金碧义。逃走前，他还掳走了威宁的一名已婚妇女。1999年，那个被迫成为“压寨夫人”的女子生下了一男两女。

　　“捕快”们决定在周二全的必经之路——母鸡沟设伏。1999年11月18日晚，天空终于放晴，星光下，一个粗壮的身影走了过来。

　　“捕头”——追捕中队长王俊卿，起身拦住了这个人。王俊卿怀疑这人身上装着炸药，伸手去摸，碰到了一根断指。

　　手上有根断指是周二全的身体特征。中队长断定，此人正是杀人强奸狂魔周二全。

　　王俊卿一把抱住他，张美德等听到动静，马上扑了上来。

　　中队长抱着周二全摔倒在地，“毛公牛”猛地挣脱，从怀里抽出杀猪刀。生死关头，王俊卿抓住了对方的下阴。此时，张美德扑了上来，抓住周二全的胳膊；陈文光和赵强扑上来，每人按住周二全的一条腿。

　　王俊卿腾出右拳，猛击周二全的头部，打歪了他的鼻梁；张美德用膝盖将其肋骨顶断了两根。陈文光则掏出手枪，朝他的脚踝射击。

　　搏斗持续了40分钟，双方几次滚到悬崖边。力大无穷的“毛公牛”几次甩脱对手，但抓捕中队——加上当地警官李彪强等3人，最后全部压在周二全身上，终于将其制服。

　　四大名捕

　　他们体会到了“一战成名”的快感。这4个身怀绝技的警察，让当地人联想到一部武侠小说——《四大名捕》。

　　威宁，是乌蒙高原的中心。它位于贵州最西部，与云南、四川接壤，18个民族共120万人口在此聚居。地形复杂、人口贫困、文化素质低，使得此地的治安一度处于混乱状态——1999年前，该县每年要发生不少命案。

　　来自警方的统计说，全国20%的逃犯会跑到乌蒙高原；而在本地作案的人，七成会隐匿在乌蒙高原的密林里。

　　“我1998年到这里就职，接手的第一件‘礼物’就是积累下来的几百起命案。”威宁公安局前局长林科俊说。王俊卿则称，抓捕中队亮相时，在册的逃犯有近700人，其中大半属于重特大逃犯。

　　而威宁警力严重不足——全县共360名警察，只有逃犯的一半；另外是无经费保障，这里是国家级贫困县。这两个难题，导致很多大案经年不破。

　　缺乏安全感的公众对警方不满。有人举家搬迁，走前把公安臭骂一顿；更多的人——比如周二全案中的受害人——数千村民集体上访。这影响了当地的形象，因为有人借用武侠小说里的一个地名形容威宁——“恶人谷”。

　　林科俊决定成立一支专业队伍追捕逃犯。他精挑细选出16名警察，组成4个追捕小组，以3个月为限，考察其能力。4个小组捷报频传，久抓未获的杀人嫌犯杨永泰在“实验”中被捕。

　　4个小组中，王俊卿和陈文光带的小组抓获逃犯最多，林科俊让他们“强强联合”，1999年4月，“追捕中队”成立，共4名成员。这是中国第一支专业缉逃队伍。

　　现年44岁的王俊卿——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副大队长兼追捕中队中队长，是灵魂人物。他当兵时就练就百步穿杨的枪法，数次交火，都在百米外击毙狂奔逃犯。此人也擅长谋略，《孙子兵法》、《军事谋略与追捕战斗》总是放在枕头下面。由于领军者的勇气和智慧，在几千次追捕行动中，中队无一人牺牲。

　　白皙敦厚的陈文光，也是一名神枪手。“实验”3个月内，他率两名刑警抓获重大逃犯13名。

　　张美德是“大力士”，能双手各夹一个体重150斤的逃犯奔跑十余公里山路，背负50公斤重物翻越2500米高山。他能用十余种方言唱山歌，化装后，他曾高唱山歌进入寨子，迷惑逃犯。此人一顿能吃5斤面条，或100多个鸡蛋。这也给他带来麻烦——1000多元工资根本不够养活自己，妻子不得不蹬三轮车挣钱维持家用。

　　赵强被称为“飞车王”——可以在陡峭的山路上，只用两个车轮着地前进。当车的某个地方出现损伤，他凭听觉就能查出问题。

　　“我喜欢虎的猎杀”

　　温瑞安笔下的“追命”，是四大名捕之一，他的绝技是千里追踪术。而威宁“四大名捕”也把“盯”发挥到了极致。王俊卿说，只要任务一下来，他们就盯着不放，直到拿到逃犯的线索，锁定他的行踪，“他走路我们也走路，他攀崖我们也攀崖，追他到天涯海角”。

　　当追捕中队盯住越狱5年、一路抢劫强奸的顾稳才后，双方在交火中跑出10多公里。“四大名捕”追得兴起，索性甩掉鞋子狂奔——田地刚被翻过，土质特别松软，总是钻进鞋里。逃犯最终被击毙在一座小山上。

　　另一个抓逃犯的诀窍是，不给对方任何机会。“名捕”们的行动中，很少有长时间打斗。那种出手时的迅猛，如同扑向猎物的虎。

　　“我喜欢这种动物，它会悄悄靠近猎物，然后雷霆一击。”王俊卿说。

　　为做到这一点，最重要的手段是，在逃犯将要出现的地点设伏。

　　这是耐力和毅力的比拼。王俊卿最难忘的伏击是2001年初夏进行的。“四大名捕”在废弃的农舍中蹲了7天，那间屋子散发着浓重的潮气，蚊子、跳蚤把他们的皮肤咬成了荔枝皮。但忍耐，让他们最终成功。

　　而在每次行动前，四人都要权衡利弊，制定周密的方案。“要分析逃犯的文化结构、心理素质、家庭成员结构及在当地的人缘。”王俊卿说。比如，逃犯在当地人缘不好，就可大规模地调动公众；否则，只能用秘密手段探听消息。

　　无数智谋在抓捕中被使用。对付杀人者管小兵时，“四大名捕”曾声称“撤退”，结果成功地引诱对方出山。抓捕杀人犯冷名时，王俊卿扮成买肉的农民，走到逃犯的卖肉摊前，一把擒住了对方。一个目睹此幕的女人惊叫：“我的菩萨天，哪个晓得他们是公安啊！”

　　威宁县公安局提供的数字称：7年来，“四大名捕”共抓获逃犯1400多名，其中重特大逃犯429人，包括公安部、贵州省公安厅及各地公安机关督办的69个凶徒。

　　此间，“名捕”已历三代，但始终保持着4人编制。赵强、陈文光先后调任他职，宋杰和金云赛接替了他们。宋杰是新“飞车王”，金云赛擅长格斗。

　　

　　枯燥而折磨人的活儿

　　“名捕”们再次出发，时间是2006年8月23日。本报记者全程跟踪了这次跨省追逃。

　　由于宋杰受伤，王俊卿只能向其他单位借驾驶员——之前的合作，让公安局的司机们吃尽了苦头，他们发誓不再碰追捕中队的方向盘。

　　猎豹越野车沿102省道，经过草海、观峰、玉龙几个乡镇，向云南昭通方向驶去。追捕的目标仍是一个杀人潜逃者。张美德掏出一个红本子，上面是逃犯的情况，有些“重点”还以红线标明。这样的本子，张美德4个兜里各揣一个，王俊卿的包里装着6个。

　　雾气笼罩着山林，“大力士”向窗外指点着：这附近，曾隐藏过60多名杀人犯；这个屋子前，我们抓到一个；那块田边，也逮住一个……

　　大约11时，大雾让能见度下降到30米。借来的年轻司机对路况很熟，“猎豹”仍以每小时50公里的速度前进。在外人看来，这几乎是在“玩命”——路只有两车宽，弯曲而陡峭，右边是毫无遮拦的悬崖。

　　“这条路算不了什么，不到真正危险路段的1／10。”王俊卿笑笑说。

　　今年3月时，“四大名捕”需要在24小时内跨越1300公里，赶到云南西双版纳抓逃。当翻越白马雪山——海拔4738米时，惊魂地带到来了。越野车的屁股在悬崖边打起滑来，右后轮的一部分已悬空，“我只有咬着牙，轻轻地慢慢地点着油门，一点一放，好让轮胎在雪面上产生抓力。”回忆当时的情景，“飞车王”宋杰缩着脖子说。这里挂着警示牌——数车坠谷，9人丧生。而几个小时后路过的梅里雪山上，路段左面是几乎90度的峭壁，雪崩、泥石流随时可能发生；从路的右面望下去，波涛汹涌的澜沧江像是一根细小的麻绳……那30公里路，中队走了5个多小时。

　　而在很多时候，追逃路线图是用脚趟出来的。

　　在威宁，很多小道会吞噬生命，即使你是熟悉地形的猎人。但追捕紧急的时候，“名捕”们也会冒险在这些小路上行走。2001年冬追捕一名杀人犯时，山上雪深及膝，白茫茫一片中，张美德差点摔下悬崖。下山时，又下起了雨，满是泥泞的羊肠小道让警察们不知摔了多少跟头。“看到我们这样辛苦，被抓获的逃犯良心发现，他试图替我们背包，好减轻罪过。”张美德说。

　　他们曾带领一条警犬在风化裸露的岩石上追踪，5天下来，狗跑得拉血，4个爪子全都掉光。此后，“四大名捕”再没借到过警犬。威宁县某乡政法委书记说，他曾跟随“四大名捕”夜间追捕，结果连摔5个跟头，眼镜摔没了，只好揪着王俊卿的衣角走路。

　　越野车在山岭间继续前行。8月23日的午后，一个小高潮出现了——当车拐上大路时，20米外有人猛地转过脸，并装着不经意地退向一条小路。

　　“看那人的装束，很像我们此行要找的人。”张美德说。他们也不动声色地从另一条小路包抄过去，截住了对方。

　　但那个男子只是非法小煤窑的打工者。两名警察似乎习惯了扑空，王俊卿依然笑笑说，“10次追捕有一次不落空就算好的。”但他的神情有些失落——空手而归时，大家通常不讲话，只是闷着头走路。

　　“事实上，追捕是一种特别枯燥而折磨人的活儿。”中队长说，“捕猎的刺激只是一瞬间，而大量的精力都花在分析、计划和空跑上。但你的一切都要围绕它。我每天睡眠不足5小时，因为一闭上眼，那些逃犯就出现在面前，想控制自己不去想都没有办法。我必须时时刻刻想着技术难题，还得绞尽脑汁怎么做到让队员们毫发无损。”

　　杀人犯也是人

　　又一个逃犯落网了。

　　今年3月，云南某火车站，人们看到一个胖警察背着一个带手铐的人走进车厢。

　　“你背的是谁？”好奇的人询问。

　　“一个杀人在逃11年的疑犯。”警察回答。

　　“杀人犯你还背他？在地上拖着走不就是了吗？”

　　“他的腿断了，不能走。背他也是我的职责，他也是个人。”

　　这个胖警察就是张美德。他回忆说，最后一句话刚说完，背上的人抖颤起来，他朝人群笑笑：“警察背杀人犯，我康忠华总算享受了。”

　　“我们不会让他们饿着，我们吃什么就给他们吃什么。”张美德说。他常常和逃犯手铐着手睡在一张床上。逃犯戴着手铐——特别是被反铐着时，上厕所很不方便，名捕们不知给他们擦过多少回屁股。对此，一个叫周云云的杀人嫌犯嗫嚅着说：“这是折我的寿啊。”

　　王俊卿对逃犯作过研究，发现很多人原本朴实，但贫穷和文化低毁了他们——某一天，可能为了1元钱就杀了人。所以当他们被抓后，警察们心里常常泛起一丝同情。

　　“一个个生命死在他们手上，他们又一个个‘死’在我们手上，不能不令人生出很多感触。何况，他们中的很多人，就是我们的老乡和邻居，我们几乎是一起长大的。”王俊卿说。

　　九死一生的荣耀

　　王俊卿、张美德及第二代“名捕”王文贤、第三代“名捕”金云赛，都来自农村，中队长的4个弟弟至今务农。王俊卿是“过着苦日子过来的”，高中时，他要自己挣钱交学费，挑一担煤炭走30公里山路才挣几分钱。“所以，我们知道老百姓希望我们做些什么。”王俊卿说，“他们也从不来虚的。”

　　名捕们常接到一个刚摘下的苹果，一根煮熟的玉米棒，又或者一个烤焦的洋芋……某个清晨，两天两夜没有合眼的警察们，被露宿农舍里传来的嚯嚯声惊醒。王文贤透过门缝往外看去，农舍主人正在磨刀。王文贤警惕地叫醒了其他人——他们刚从这个村子抓走了两个逃犯。但结果是，农舍主人杀掉了母鸡，想用这个方式表达对警察的心意。另一个黄昏，饿了一天的“四大名捕”被塞给了一书包土豆，那是修路民工第二天的全部食物。

　　在很多时候，村民会充当他们的向导，陪他们走一晚；涉江时，人们会冒死提供渡船——稍有不慎，老百姓就可能被激流冲走。同时，名捕们也在感谢他们的“头儿”——最艰难的条件下，“四大名捕”得到县公安局最好的车，王俊卿和张美德都破例解决了“副科级”。“有些基层民警苦了几十年，到退休都没得到过这样的待遇。”王俊卿说。

　　“四大名捕”曾多次受奖，也有人不平：他们已经很“风光”了。公安局长林科俊说，“我们给不了他们别的，精神上的鼓励总得有吧？”

　　如今，“四大名捕”威名远扬，贵州、云南、四川交界的地区已形成一种默契，遇有棘手追捕任务，就请“四大名捕”出马；甚至再远的一些地区，在拿不下逃犯时，也请他们出山。

　　2005年，贵州省委及公安厅召开“英模事迹报告会”，王俊卿作为8个英模之一出席。但他没有看到战友杨昌齐、张双全——他们已经牺牲了。

　　王俊卿下意识地摸了摸后颈的伤疤，那是一个杀人逃犯留下的——对方开枪打断一片厚瓦，瓦从几米高的房上掉下来，砸中了他。

　　“会不会有一天，我的事迹也由别人来作报告呢？”王俊卿说。

　　 　　

　　逃犯抓不住，公安局就是“粮食局”

　　访贵州省公安厅常务副厅长杨广生

　　记者：在公安机关的工作中，逃犯问题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杨广生：逃犯，尤其是贵州的逃犯问题，一直是困扰公安机关的大难题。案犯逃跑了，你找再多的证据都没用，不抓到案犯案子就等于没破。案犯在逃跑途中还可能继续为恶，老百姓的生命财产仍然受到威胁，公安机关拿什么向党和政府、向人民群众交代？

　　我们曾经想了很多办法，也动用了大量人力物力，但效果都不好。老百姓是不管你有这样或那样困难的，他们只认一个理，案犯抓不了，你公安局就是“粮食局”，派出所就是“粮管所”。这个称号长期以来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

　　记者：是否很多地方的公安机关都有一个像追捕中队这样的专业机构？

　　杨广生：威宁追捕中队的出现，是我们在这方面的一个亮点，它把打击和追逃结合起来，本身是一种创新机制。

　　据我所知，这种专门追捕逃犯的机构我们是首创，而且这么多年也没有听说全国其他地方成立了类似机构，不过最近一些地方向我们表露了要仿效的意向。

　　我们贵州也希望把这个经验推广开来，威宁所在的毕节地区，前两年有几个县也仿效威宁成立了追捕中队，但因为效果不好而流产；最近毕节地区公安局的阳局长跟我说，他决定在全地区每个县都成立一个这样的小分队，

　　记者：贵州公安厅对“四大名捕”作何评价？

　　杨广生：我们为有这样的警察而自豪。在这样的地方、这样的条件下，他们取得的业绩是非凡的，他们被称为“四大名捕”我认为一点也不过分。

　　他们吃苦耐劳、乐于奉献，有强烈的敬业精神和社会责任感，他们用行动实现了警察的自我价值。一句话，我们所说的“警魂”在他们身上体现出来了。

　　我们打算让全省的警察向他们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