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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兴华案牵动精神司法鉴定制:他有权死的明白
2006年12月15日 0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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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说明:12月8日,邱兴华案二审开庭,辩论焦点之一为他是否患有精神病。王拥 摄

  核心提示   

  震动全国的邱兴华杀人案案发以来,关于要不要对邱进行精神病鉴定的争论甚为喧嚣。12月10日,何兵、龙卫球等5名法学家以公开信的形式,吁请司法机关立即对邱兴华进行司法精神病鉴定,并质疑目前将是否进行鉴定的决定权(即司法鉴定启动权),绝对地赋予检察官、法官,是“极其危险的”。除此之外,中国现行之精神病司法鉴定制度还存在多头鉴定等问题。专家希望通过邱案推动这一制度更趋完善。   

  自在庭审中申请为邱兴华做精神病鉴定,张桦这些天差不多是在掰着指头过日子。  

  “8号庭审结束,9号、10号是周末,11号、12号就可以联系专家了。”作为邱兴华的二审辩护律师,张桦说,如果法庭接受了这个请求,这几天就该开始操作了。  

  12月11日这天,他还是按捺不住,从安康赶到60公里外的汉阴县看守所,去看看他所预期的这一切有没有发生。  

  陕西省高院并没有委托专家到来,张桦有些失落。更让他失落的是,邱兴华在见到他后,再次强调,他不愿意接受任何精神病鉴定。   

  在12月8日的庭审时,张桦向法庭提出申请时,邱兴华就没有表现出丝毫兴趣,尽管这几乎是唯一让他“死里逃生”的可能性———“我没有任何精神病。”他操着晦涩的陕南方言对法官说。   

  在看守所里,邱兴华告诉了张桦他内心的担心:“万一被鉴定为精神病,自己正在写作当中的《金笔定江山》、《轰动全国的7·16特大杀人犯邱兴华一生的写真》这两部书就没人看了。”  

  “别人会说这是疯子写的书,没啥看头。”邱兴华说。  

  邱兴华很喜欢写东西,在10月19日第一次庭审前,邱甚至向安康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过一封信,要求解放台湾。  

  在张桦看来,这些细节正是说明“邱兴华的确有一些想法不合常理”,“我期待着法庭尽快启动精神病鉴定程序,即使死,也让他死个明白。”  

  他有权“死的明白”  

  “他近几年来的一些表现不正常,我们给他申请做精神病鉴定,让他死也死个明白。”  

 “让邱兴华死个明白”,这句话最早是由邱的妻子何冉凤说的。  

  据张桦介绍,邱现在仍然想“弄死”何冉凤。他始终认为自己在铁瓦殿杀人都是因为何不守妇道。在送给一名看守所干警的诗中,邱自比韩信,引用了“生死两妇人”的戏文。在他看来,就是何冉凤让他走上死亡之路。

  而在邱兴华案庭审开始之后,这个女人一直在试图让丈夫“死里逃生”。  

  11月13日下午,何冉凤和大女儿告诉媒体,准备向省高级法院提出对邱兴华做精神病鉴定:“他被判死刑是罪有应得,但他近几年来的一些表现不正常,我们给他申请做精神病鉴定,让他死也死个明白。”  

  申请书上说:近几年来邱兴华一直认为两个女儿不是亲生的,一直去求签来鉴定,而且在去年他从河里用水盆装两块石头回家,说是螃蟹,让老婆给煮熟吃。  

  11月14日上午,何冉凤将申请书从石泉县寄往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但是,法院一直未对此作出回应。  

  12月8日的二审中,何冉凤从老家村委会和亲属处开的“邱家族有多人患精神病”的证明,提供给了法庭。但因在公诉人出具的证据中,也有邱兴华老家村委会关于邱家族无遗传精神病的证明,两者大相径庭,而前者未被法庭采信。  

  张桦说,“我理解法庭的难处,一旦邱兴华被鉴定为精神病,将可能无法执行死刑,这对于受害者家属而言,就难以交待了。”   

  邱案发生之后,一直有专家怀疑邱的精神健康状况。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周泽说,“作为一个人,他有死个明明白白的权利,这其实是被告人的基本人权。”   

  12月10日,周泽与何兵等共5位专家一起,以公开信的形式,吁请相关司法部门立即对邱进行精神病司法鉴定。   

  “极其危险的”启动权  

  只有办案的公安人员、检察官、法官有权启动精神病司法鉴定程序。  

  事实上,在邱兴华一审之前,已经有司法人员意识到邱的神经有问题。  

  据邱兴华杀人案主审法官王晓回忆:“9月30日早上,安康市检察院将该案报送中院起诉。检察机关的办案人告诉我,他看完卷宗,觉得邱兴华有些神经不正常。”  

  按照我国法律的规定,只有办案的公安人员、检察官、法官有权启动精神病司法鉴定程序。而邱案历经公、检、法几个机构进入庭审阶段,并无任何一方提出要对邱进行司法鉴定。  

  在《公开信》中,周泽等5位专家对我国这种现行机制提出了质疑,“我们认为,将是否进行鉴定的决定权绝对地赋予检察官、法官,是一种极其危险的机制。”

  在5位专家看来,检察官、法官只具有法律专业知识,而无精神病方面的专业知识。因此,对于邱兴华是否有精神病,检察官、法官并无判断能力,必须交由精神病专家来判断。  

  署名专家之一、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何兵认为,在拥有了这种绝对的启动权之后,一旦徇私“鉴定”或者“鉴定”失败,都将有可能将一些精神病人送上刑场或送进监狱,而让另一些没有精神病的人有机会“死里逃生”。 

  鉴定启动权有所松动   

  目前,在民事诉讼中,精神病司法鉴定已经可以由当事人启动。   

  司法实践之中,确实出现了类似案例。  

  据《人民日报》报道,湖北省松滋人杨义勇2000年5月杀人后,立即用重金收买他人,替杨作虚假精神病鉴定,使杨逃脱了法律制裁。此后,杨义勇将这份精神病鉴定称之为“杀人执照”,更加无法无天,直到最终假的精神病鉴定被揭穿,杨才被执行死刑。  

  有专家认为,中国目前这种司法鉴定启动权制度,有其立法模式上的依据。

  目前国外的司法鉴定启动权制度,主要有两种模式,一种是分立式,鉴定启动权平等地赋予诉讼双方,原被告可各自聘请专家证人出庭,这主要以美英等国为典型;另一种是中立式,鉴定人被认为是法官的辅助人,当事人只享有鉴定程序的申请权,是否启动,则取决于法官,这以德法等国为典型。我国从立法传统上是属于大陆法体系,是中立式的。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何家弘认为,不能简单地说某一模式是对是错,重要的是认清具体制度上的利弊。   

  在何兵和周泽看来,目前此种刑事精神病司法鉴定最大的危险性是,先要经过法官“鉴定”是否启动,然后才有机会交给专家鉴定。而对于是否应当启动,法官本身缺少精神病专业知识,是很难把握的。   

  我国第一位司法精神病学硕士、中国卫生法学会常务理事陈志华,11月23日下午曾在西安和邱的妻子何冉凤交流过,他依据自己的专业知识和经验判断,邱具有强烈的精神分裂症状。  

  “但是,即使我组织一个专家组,也无法给邱兴华做精神病鉴定,因为在目前的体制下,我们无法见到邱本人,也无法接触到邱的案卷。”他苦笑。   

  不过近些年来,精神病司法鉴定的启动权,已经有所松动。陈志华介绍,在民事诉讼中,精神病司法鉴定已经可以由当事人启动,而刑事诉讼因为往往比较敏感,所以启动权仍然控制在司法机关手里。  

  “在短时间内,我们也许无法对每一个刑事犯罪嫌疑人进行精神病鉴定,但是我们一定要有这种意识,要像看重他是否成年一样看重他的精神状况。”周泽说。   

  一案三个鉴定结果  

  精神病鉴定受医学发展本身的局限,“如果有经济或者其他的因素介入,鉴定结果就更有可能出现偏差。”

  在专家看来,中国刑事司法鉴定的问题并不仅限于此。   

  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刑事诉讼中的精神病鉴定由省级人民政府指定的医院进行。而在具体的法律实践中,却经常出现多头鉴定的案例。   

  据《北京青年报》报道,1999年5月24日,河北保定市的曹某与母亲发生口角后,抓起床上的孩子拼命摔到地上,然后又拿毛巾勒住孩子的脖子直到孩子死亡。案发后,应检察院和律师的要求,曹某共做了3次精神病鉴定,3个鉴定结果截然不同。   

  该案原告方代理律师介绍,第一次鉴定是由天津一家医院作出的,证明曹某患有精神病无责任能力,不应负刑事责任。第二次鉴定结果完全相反,保定当地一家医院认为,曹某具有完全责任能力,应负故意杀人的刑事责任。第3次鉴定是由北京某医院作出的,结论是曹某属《刑法》上规定的“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应负刑事责任,但可从轻或减轻处罚。由于3次鉴定3种结果,使法院迟迟难以作出判决。   

  由于在整个刑事诉讼程序中,公安机关、检察院、法院都有权力启动精神病司法鉴定,而一旦这三家委托的是不同的鉴定机构,就有可能出现多头鉴定,而结果也有可能出现差异。   

  “精神病鉴定带有一定的主观性。”陈志华解释,这种鉴定不同于对心脏、肝脏等器官疾病的诊断,后者可以通过各种仪器、化验得出明确的物理、化学数据,有各种诊断指标可以参照。而精神疾病虽然国内外也都制定了诊断标准,但是在实际操作中,落实这些诊断标准更多的要靠鉴定医生的经验。每个鉴定医生的经验不同,思想方法不同,得出的结论有时就出入很大。   

  周泽认为,正是因为精神病鉴定受医学发展本身的局限,所以一些人为因素的影响更加不容易忽视,“如果有经济或者其他的因素介入,鉴定结果就更有可能出现偏差。”   

  陈志华介绍,2005年10月以前,许多地方法院、检察院都拥有自己的精神病检查机构,这种自判自鉴、自侦自鉴的模式很容易出现司法腐败。  

  但是去年10月份全国人大出台的《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第7条,宣布取消了司法机关下属的这些精神病检查机构。  

  “关键是程序和制度要合法。”陈志华说,尽管精神病鉴定具有主观性,但是只要严格遵守了司法鉴定程序,只要鉴定者具备法律规定的相关资格,我们就不应该怀疑其鉴定结果所具有的法律效力。   

  让鉴定人出庭  

  诉讼过程中,要求鉴定人出庭接受质询,这对改变目前司法鉴定混乱的状态有好处。   

  而正是基于精神病司法鉴定的特殊性,陈志华认为目前的刑事诉讼精神病鉴定启动机制不适合目前所提倡的抗辩式庭审模式。   

  “这样一种高度集中的启动机制,无法让鉴定者出现在法庭上,参与庭辩。”他说。   

  资料显示,在英美法系,鉴定人是双方当事人各自委托的专家证人,适用证人出庭、询问原则(examination)的有关规定,而在大陆法系,鉴定人员由法院委托,处于一种比较超然的地位,因此各国并不严格要求鉴定人出庭。   

  陈志华认为,英美这种分立式的鉴定启动制度,不仅给了当事人维护自己权利的机会,也可以通过庭辩,把司法鉴定的腐败因素降到最低点。   

  周泽承认,他们五人此次发出《公开信》,也是希望推动刑事诉讼精神病司法鉴定启动权能落到当事人手里。   

  这已经不是法学家第一次发出这样的声音。   

  早在2004年12月份,人大法学院教授何家弘在接受《人民公安报》采访时就认为,目前中国的司法鉴定制度,应该朝着分立式的方向改革。他认为,分立式最大的好处在于,在诉讼过程中,要求鉴定人出庭接受质询,这对改变目前司法鉴定混乱的状态有好处。   

  “鉴定人出庭,对于为关系、为人情、为“利益”而鉴定的行为会有很大程度的限制,也有利于提高鉴定的质量。”何家弘说。


选稿:谢婧    来源:新京报  作者:杨继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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